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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5月15日，性格耿直、狷介难与的匈牙利产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踏步登上维也纳医学协会学术报告厅的讲台。这里曾发布许多伟大的医学发现。但这天晚上并没发生什么轰动的事情——场下的听众虽大多读过塞麦尔维斯的报告，但在数十年中并不认同他的非凡创见。
当晚，这位医生给同仁们的建议，一言以蔽之，就是勤洗手！
如今，谁都知道为防止感染，医生们都会在为病人作检查或主刀一场手术前洗手。但1847年之前的医生们并不认为洗手这件寻常小事能救人性命。
正是那时，塞麦尔维斯医生开始劝告他那些在著名的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的医生同仁们，在检查即将分娩的妇女之前应洗净双手。他的这一呼吁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攸关生死，可预防一种致死的疾病：产褥热。
19世纪中叶，5‰的孕妇死于助产士接生或家中分娩。而在欧美那些最著名的妇产医院，由医生接生的死亡率竟常常还要高出10～20倍。究其原因，往往是产褥热作祟。患上产褥热的结局是悲惨的：高烧不退，产道腐烂化脓，并四处扩散，腹部和胸部充满令人痛不欲生的脓疮，不可逆地恶化为败血症，并最终致死——所有这一切均發生在产后24小时内。
以今天的眼光看，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那个时代，顶尖医学院师生们的一天，往往是从对前一天死于产褥热孕妇的尸检开始的——这个过程完全赤手操作。紧接着，他们前往病房，为那些正饱受生育之苦的妇女们作检查。
塞麦尔维斯医生才华过人，但当他于1846年申请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职位时，双重打击向他袭来：其一是他来自匈牙利，其二是他的犹太身份。内科与外科被认为是维也纳综合医院最好的科室，然而因为他的背景以及宗教信仰，塞麦尔维斯被降级负责管理妇产科。每一天，那些分配给他诊疗的妇女们，都会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哀求他，希望能够出院，因为她们坚信，那些医生就是死亡的预兆。
已夺走塞麦尔维斯1/3患者生命的产褥热令这位产科医生坐立难安，他孜孜不倦地寻找终结该病症的良方，却发现在助产士不需尸检的医院病房，接生的结果要远好得多。并且，他还构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传播链：医生首先是从验尸房中被解剖的尸体处接触到某类“病态毒素”，之后将其传染给了产房中正在分娩的妇女。今天的人们知道，这一“病态毒素”正是一种细菌：一型溶血链球菌。
实际上，塞麦尔维斯并非第一个认识到该临床传播链的人，很多那个时代的孕妇早已将该病称作“医生瘟疫”。来自苏格兰阿伯丁的产科医师亚历山大·戈登在其1795年发表的关于产褥热流行病学的论文中猜测，正是那些最近为妇女治疗过产褥热的助产士和医生将该病传给了其他女性。之后，哈佛解剖学家奧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于1843年发表了关于“产褥热的传染性”的研究结果。他已隐约探明是医生传播了该病，建议一线产科医生避免对那些死于产褥热的妇女进行尸检，并称之为他们对社会应尽的一项义务。
执着于自己观点的塞麦尔维斯医生命令他的学生以及助理医生用氯化石灰溶液洗手，直至完全闻不到他们在验尸房中解剖的尸体的味道。自1847年该制度实施以来，其医院产科的死亡率大幅下降。然而，塞麦尔维斯的所有同事依然不认可他的观点。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怒不可遏，因为照他所说，病人之所以惨死，正是因为他们医生。塞麦尔维斯遭遇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与巨大的阻力。他在报告厅当场言辞激烈地痛斥了院里那些质疑他想法的最有权势的医生们，使得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更何况他在古板守旧的学院派医学报告大厅中竟如此“大逆不道”，这种行为无论出自多么正当的理由，也绝不会被宽恕，更不用说免受惩罚了。
随着塞麦尔维斯对每个诋毁者的批评越来越苛刻与愤怒，他丢掉了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职位，并于1850年突然东归家乡布达佩斯，甚至没有告知他最亲密的同事。1861年，他终于将他的工作成果公诸于世，在《产褥热的病因、概念及其预防措施》一文中阐述了他关于产褥热的理论：避免其传播的方法乃是用力地洗手。他在文中言辞尖刻地回击了他的每一位批评者，那种愤愤不平的怨气，即使今天再看，仍跃然纸上。
此后，塞麦尔维斯医生的举动愈加古怪，最终于1865年7月30日被送进一所精神病院。仅过了两周，他就在那里溘然长逝了，年仅47岁。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心理健康崩塌并随后去世呢？历史学家仍争论不休。有一种观点认为，塞麦尔维斯在一次操刀手术时感染了梅毒，这或能解释他的疯癫。另有人相信，他在精神病院受监禁时，血液中毒并发展为败血症的原因，可能是他也患有躁郁症。更近些，有人声称，这位妇产医生患有早期阿兹海默症的一个变种，他是被精神病院的看守活活殴打致死的。
从时机来看，塞麦尔维斯真可谓生不逢时，因为那时的医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他的这一标志性创见。尽管路易斯·巴斯德在50年代后期便开始解释细菌并研究变质红酒中的发酵现象，但他最重要的关于细菌导致疾病的理论却是在1860至1865年间才得出。不久后的1867年，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特阐述了抗菌手术的理论及其实践，其中包括用石炭酸洗手来防止感染，但他显然并不认识塞麦尔维斯。1876年，德国外科医生罗伯特·科赫成功将炭疽杆菌与特殊传染病炭疽联系在一起。
直到20世纪初，医生以及历史学家们才纷纷开始对塞麦尔维斯的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并对他的情绪问题和过早离世表示同情。今天，每一所医学或公共卫生学校中，当教师讲授学习洗手这一重要议题时，总要饱含崇敬地提及塞麦尔维斯这个名字。令人难过的是，在他有生之年，人们轻则讥讽他为怪胎，重则将他视作一个充满愤怒且不稳重的人，欲将其逐出学术圈而后快。而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批评者们错了，真理最终站在了他那边。为扩展知识的边界，拯救生命，塞麦尔维斯医生在他短暂而充满磨难的一生中孜孜以求，为崇高的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他公布标志性医学发现即将170周年之际，让我们向敢为天下先的伟大医生塞麦尔维斯致以崇高敬意。若他泉下有知，最令他欣慰的祭奠，可能莫过于我们每个人多多洗手，洗干净些，如是而已。
当晚，这位医生给同仁们的建议，一言以蔽之，就是勤洗手！
如今，谁都知道为防止感染，医生们都会在为病人作检查或主刀一场手术前洗手。但1847年之前的医生们并不认为洗手这件寻常小事能救人性命。
正是那时，塞麦尔维斯医生开始劝告他那些在著名的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的医生同仁们，在检查即将分娩的妇女之前应洗净双手。他的这一呼吁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攸关生死，可预防一种致死的疾病：产褥热。
19世纪中叶，5‰的孕妇死于助产士接生或家中分娩。而在欧美那些最著名的妇产医院，由医生接生的死亡率竟常常还要高出10～20倍。究其原因，往往是产褥热作祟。患上产褥热的结局是悲惨的：高烧不退，产道腐烂化脓，并四处扩散，腹部和胸部充满令人痛不欲生的脓疮，不可逆地恶化为败血症，并最终致死——所有这一切均發生在产后24小时内。
以今天的眼光看，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在那个时代，顶尖医学院师生们的一天，往往是从对前一天死于产褥热孕妇的尸检开始的——这个过程完全赤手操作。紧接着，他们前往病房，为那些正饱受生育之苦的妇女们作检查。
塞麦尔维斯医生才华过人，但当他于1846年申请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职位时，双重打击向他袭来：其一是他来自匈牙利，其二是他的犹太身份。内科与外科被认为是维也纳综合医院最好的科室，然而因为他的背景以及宗教信仰，塞麦尔维斯被降级负责管理妇产科。每一天，那些分配给他诊疗的妇女们，都会用令人心碎的声音哀求他，希望能够出院，因为她们坚信，那些医生就是死亡的预兆。
已夺走塞麦尔维斯1/3患者生命的产褥热令这位产科医生坐立难安，他孜孜不倦地寻找终结该病症的良方，却发现在助产士不需尸检的医院病房，接生的结果要远好得多。并且，他还构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传播链：医生首先是从验尸房中被解剖的尸体处接触到某类“病态毒素”，之后将其传染给了产房中正在分娩的妇女。今天的人们知道，这一“病态毒素”正是一种细菌：一型溶血链球菌。
实际上，塞麦尔维斯并非第一个认识到该临床传播链的人，很多那个时代的孕妇早已将该病称作“医生瘟疫”。来自苏格兰阿伯丁的产科医师亚历山大·戈登在其1795年发表的关于产褥热流行病学的论文中猜测，正是那些最近为妇女治疗过产褥热的助产士和医生将该病传给了其他女性。之后，哈佛解剖学家奧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于1843年发表了关于“产褥热的传染性”的研究结果。他已隐约探明是医生传播了该病，建议一线产科医生避免对那些死于产褥热的妇女进行尸检，并称之为他们对社会应尽的一项义务。
执着于自己观点的塞麦尔维斯医生命令他的学生以及助理医生用氯化石灰溶液洗手，直至完全闻不到他们在验尸房中解剖的尸体的味道。自1847年该制度实施以来，其医院产科的死亡率大幅下降。然而，塞麦尔维斯的所有同事依然不认可他的观点。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怒不可遏，因为照他所说，病人之所以惨死，正是因为他们医生。塞麦尔维斯遭遇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与巨大的阻力。他在报告厅当场言辞激烈地痛斥了院里那些质疑他想法的最有权势的医生们，使得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更何况他在古板守旧的学院派医学报告大厅中竟如此“大逆不道”，这种行为无论出自多么正当的理由，也绝不会被宽恕，更不用说免受惩罚了。
随着塞麦尔维斯对每个诋毁者的批评越来越苛刻与愤怒，他丢掉了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职位，并于1850年突然东归家乡布达佩斯，甚至没有告知他最亲密的同事。1861年，他终于将他的工作成果公诸于世，在《产褥热的病因、概念及其预防措施》一文中阐述了他关于产褥热的理论：避免其传播的方法乃是用力地洗手。他在文中言辞尖刻地回击了他的每一位批评者，那种愤愤不平的怨气，即使今天再看，仍跃然纸上。
此后，塞麦尔维斯医生的举动愈加古怪，最终于1865年7月30日被送进一所精神病院。仅过了两周，他就在那里溘然长逝了，年仅47岁。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心理健康崩塌并随后去世呢？历史学家仍争论不休。有一种观点认为，塞麦尔维斯在一次操刀手术时感染了梅毒，这或能解释他的疯癫。另有人相信，他在精神病院受监禁时，血液中毒并发展为败血症的原因，可能是他也患有躁郁症。更近些，有人声称，这位妇产医生患有早期阿兹海默症的一个变种，他是被精神病院的看守活活殴打致死的。
从时机来看，塞麦尔维斯真可谓生不逢时，因为那时的医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他的这一标志性创见。尽管路易斯·巴斯德在50年代后期便开始解释细菌并研究变质红酒中的发酵现象，但他最重要的关于细菌导致疾病的理论却是在1860至1865年间才得出。不久后的1867年，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特阐述了抗菌手术的理论及其实践，其中包括用石炭酸洗手来防止感染，但他显然并不认识塞麦尔维斯。1876年，德国外科医生罗伯特·科赫成功将炭疽杆菌与特殊传染病炭疽联系在一起。
直到20世纪初，医生以及历史学家们才纷纷开始对塞麦尔维斯的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并对他的情绪问题和过早离世表示同情。今天，每一所医学或公共卫生学校中，当教师讲授学习洗手这一重要议题时，总要饱含崇敬地提及塞麦尔维斯这个名字。令人难过的是，在他有生之年，人们轻则讥讽他为怪胎，重则将他视作一个充满愤怒且不稳重的人，欲将其逐出学术圈而后快。而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批评者们错了，真理最终站在了他那边。为扩展知识的边界，拯救生命，塞麦尔维斯医生在他短暂而充满磨难的一生中孜孜以求，为崇高的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他公布标志性医学发现即将170周年之际，让我们向敢为天下先的伟大医生塞麦尔维斯致以崇高敬意。若他泉下有知，最令他欣慰的祭奠，可能莫过于我们每个人多多洗手，洗干净些，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