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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理性是其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之所在。在批判继承前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切入点,以社会合理化实现为目标,围绕交往行为展开了系统阐述。尽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其也有很多合理之处,能给予现实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哈贝马斯 交往理性 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1929-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秉承了前人尤其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重重,传统理论无法对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出答案,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西方传统理性发展到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己经陷入了困境而无法自拔,所以,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重建一种合理的理性——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试图藉此把西方社会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改造,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一、 交往行为合理化思想的理论来源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的核心之所在。他的交往理性思想是以西方理性传统为基础的,可以看成是西方的传统理性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没有传统的理性思想自然就不会有交往理性的诞生,而交往理性更是受到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哈波特·马尔库塞等人的直接影响,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直接传承。
1、马克思·韦伯的批判理性思想对哈贝马斯的启发
马克思·韦伯是“现代社会学领域里个人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其合理性理论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贝马斯本人就曾坦然说到:“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思·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
韦伯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的进程,所以,理性化与现代化就可以被看成是同一的历史进程。韦伯把社会行为分为两大类:价值合理性行为与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在韦伯看来,二者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因为二者的立场不同,则从它们各自的角度看对方都是不合理的。韦伯用理性两分的思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及未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由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以工具理性为导向,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就是表现为从以价值理性为主转向以目的——工具理性为主的异变过程。并且韦伯对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持悲观的态度。
哈贝马斯则认为,韦伯之所以会面临合理性问题的两难处境而看不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明天,是因为他在分析资本主义时误将“目的——工具理性”当作理性本身,单从目的理性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就是在韦伯批判理性的基础上,克服韦伯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理性思想,并最终完成其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的。
2、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直接传承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一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积极关心社会问题和从事社会改造活动的思想家所组成的学术流派,其中主要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产生重要影响,但他的理论又与该学派早期批判理论有所不同。
(1)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哈贝马斯的影响。早期法兰福学派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欺骗性,所以,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在6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带着很深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痕迹。
(2)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给哈贝马斯的启示。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必须对工具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而科学技术就是工具理性的基础,所以,就应该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1968年所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就是大体沿着马尔库塞的思路写成的。哈贝马斯辩证地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先辈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他指出,马尔库塞在就科学技术进行批判时尽管有很多合理之处,但是,他“过于看重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复杂联系,他把技术的解放力量看作是解放的栓桔,以至于他认为不完成科学技术本身的彻底的革命转变,社会的解放就不可设想。这不仅是乌托邦式的,而且在理论上也难以成立,因为它混淆了同人相伴随的符号性相互作用与目的例行活动的工作层面。也就是说,马尔库塞未注意到‘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由此,哈贝马斯找到了他自己的切入点,那就是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
二、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哈贝马斯谈到自己的历史理论时,指出其出发点是把劳动与相互作用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同时强调,“劳动”与“相互作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哈贝马斯之所以把人的行为区分为“劳动”和“相互作用”,其目的在于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
1、工具性活动与交往活动
哈贝马斯强调,“劳动”是一种有目的——合理的行为,是一种工具性的活动。他的劳动概念包含有以下涵义:“工具的行为”——按照技术规则进行,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对于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有条件的预测联系在一起的;“合理的选择行为”——按照行为方案进行,而行为方案又是以分析知识为基础的,它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和一般准则的推论;“有目的合理的行为”——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这里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劳动概念主要指的是工具性的、有选择有目的、有条件的合理的劳动活动。
“相互作用”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人与人在交往中通过语言形成共识,达成妥协,并渐渐地产生共同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内化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以维护既有的制度。从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交往行为”包括以下涵义:人际交往必须遵循普遍的规范;必须有普遍的理性作为指导一切活动的主观基础;其主体必须拥有健全的品格结构和完善的技能。
劳动和相互作用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行为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劳动的合理化与交往的合理化的作用是相对立的,劳动的合理化会导致交往的非合理化,因为劳动的合理化即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由此就会导致人类自我物化的加深,而交往的合理化则正好相反,它意味着人类个性的解放,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非奴役的交往的扩展与深入。另外,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科技也对劳动的合理化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蕴含在工具理性中的物化意识不断地渗透到人们的交往中,损害了交往理性。所以,我们必须批判、反思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张扬交往理性,再通过交往理性的作用来影响劳动过程,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类的自我物化倾向,真正实现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环境下人性的解放与张扬。
2、交往行为合理化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的行为。我们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
21世纪,交往将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维度,交往中发展、发展中交往将是各国实现强盛的重要途径。无疑,交往问题将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课题。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与此同时一些矛盾日益凸现。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是目前政府工作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上都已显示出了其实用价值。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其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在继承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注意到理论反思、理性重建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交往理性。
参考文献:
[1]郑召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德】哈贝马斯.李黎,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王凤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J].理论学刊,2003,(9).
[4]阳海音.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J].兰州学刊,2006,(1).
[5]傅永军.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述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
关键词: 哈贝马斯 交往理性 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1929-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秉承了前人尤其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重重,传统理论无法对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出答案,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西方传统理性发展到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己经陷入了困境而无法自拔,所以,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批判,重建一种合理的理性——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试图藉此把西方社会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改造,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一、 交往行为合理化思想的理论来源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的核心之所在。他的交往理性思想是以西方理性传统为基础的,可以看成是西方的传统理性思想发展的新阶段。没有传统的理性思想自然就不会有交往理性的诞生,而交往理性更是受到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哈波特·马尔库塞等人的直接影响,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直接传承。
1、马克思·韦伯的批判理性思想对哈贝马斯的启发
马克思·韦伯是“现代社会学领域里个人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其合理性理论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贝马斯本人就曾坦然说到:“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思·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
韦伯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的进程,所以,理性化与现代化就可以被看成是同一的历史进程。韦伯把社会行为分为两大类:价值合理性行为与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在韦伯看来,二者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因为二者的立场不同,则从它们各自的角度看对方都是不合理的。韦伯用理性两分的思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及未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由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以工具理性为导向,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就是表现为从以价值理性为主转向以目的——工具理性为主的异变过程。并且韦伯对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持悲观的态度。
哈贝马斯则认为,韦伯之所以会面临合理性问题的两难处境而看不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明天,是因为他在分析资本主义时误将“目的——工具理性”当作理性本身,单从目的理性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就是在韦伯批判理性的基础上,克服韦伯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形成了自己的批判理性思想,并最终完成其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的。
2、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直接传承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一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积极关心社会问题和从事社会改造活动的思想家所组成的学术流派,其中主要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哈贝马斯,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他产生重要影响,但他的理论又与该学派早期批判理论有所不同。
(1)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对哈贝马斯的影响。早期法兰福学派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欺骗性,所以,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在6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带着很深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痕迹。
(2)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给哈贝马斯的启示。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必须对工具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而科学技术就是工具理性的基础,所以,就应该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对哈贝马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1968年所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就是大体沿着马尔库塞的思路写成的。哈贝马斯辩证地继承法兰克福学派先辈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他指出,马尔库塞在就科学技术进行批判时尽管有很多合理之处,但是,他“过于看重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复杂联系,他把技术的解放力量看作是解放的栓桔,以至于他认为不完成科学技术本身的彻底的革命转变,社会的解放就不可设想。这不仅是乌托邦式的,而且在理论上也难以成立,因为它混淆了同人相伴随的符号性相互作用与目的例行活动的工作层面。也就是说,马尔库塞未注意到‘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由此,哈贝马斯找到了他自己的切入点,那就是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
二、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哈贝马斯谈到自己的历史理论时,指出其出发点是把劳动与相互作用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同时强调,“劳动”与“相互作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哈贝马斯之所以把人的行为区分为“劳动”和“相互作用”,其目的在于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
1、工具性活动与交往活动
哈贝马斯强调,“劳动”是一种有目的——合理的行为,是一种工具性的活动。他的劳动概念包含有以下涵义:“工具的行为”——按照技术规则进行,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对于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有条件的预测联系在一起的;“合理的选择行为”——按照行为方案进行,而行为方案又是以分析知识为基础的,它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和一般准则的推论;“有目的合理的行为”——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这里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劳动概念主要指的是工具性的、有选择有目的、有条件的合理的劳动活动。
“相互作用”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人与人在交往中通过语言形成共识,达成妥协,并渐渐地产生共同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内化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以维护既有的制度。从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交往行为”包括以下涵义:人际交往必须遵循普遍的规范;必须有普遍的理性作为指导一切活动的主观基础;其主体必须拥有健全的品格结构和完善的技能。
劳动和相互作用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行为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劳动的合理化与交往的合理化的作用是相对立的,劳动的合理化会导致交往的非合理化,因为劳动的合理化即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与生产效率的提高,由此就会导致人类自我物化的加深,而交往的合理化则正好相反,它意味着人类个性的解放,人与人之间平等的、非奴役的交往的扩展与深入。另外,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科技也对劳动的合理化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蕴含在工具理性中的物化意识不断地渗透到人们的交往中,损害了交往理性。所以,我们必须批判、反思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张扬交往理性,再通过交往理性的作用来影响劳动过程,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类的自我物化倾向,真正实现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环境下人性的解放与张扬。
2、交往行为合理化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的行为。我们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
21世纪,交往将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维度,交往中发展、发展中交往将是各国实现强盛的重要途径。无疑,交往问题将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课题。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与此同时一些矛盾日益凸现。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矛盾,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是目前政府工作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上都已显示出了其实用价值。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其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在继承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注意到理论反思、理性重建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交往理性。
参考文献:
[1]郑召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德】哈贝马斯.李黎,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王凤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述评[J].理论学刊,2003,(9).
[4]阳海音.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J].兰州学刊,2006,(1).
[5]傅永军.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述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