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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兼士，原名王廉，1905年8月25日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世代显贵的读书人家。祖父王谷生系浙江湖州知府、浙江总兵，显赫一时。父亲王甄如，生有六子三女，王兼士为四子。王兼士的大哥是爱国名将王赓。他的家族中有近代政治家王昆仑、发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科学家王选。
王氏家族有古训：“孝悌为田，廉耻为本，读书乃第一义。”王兼士自幼勤奋，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26年王兼士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毕业后曾服役。退役后，他曾在财政部关务署任科员。
1932年，王兼士赴德国国有铁路公司实习。在德国，他考入慕尼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经过3年刻苦努力，王兼士修完各科学业并完成《论中国的铁路和公路》的博士论文。据悉，他曾系统地翻译凯恩斯著述，是国内最早引进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者之一。
1935年，年届30的王兼士获得博士学位。为了学有所用，王兼士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分别任课，教授经济学，前后一年多时间。此时，浙江兴业银行需要金融和经济方面的研究人員。获悉后，王兼士应聘进入了总行设在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担任研究部主任。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于1907年，是我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初为浙江铁路公司附设银行，称浙江铁路银行。王兼士的选择与所学铁路管理专业不无联系。浙江兴业银行创办初期，主要为浙江铁路公司服务，兼营一般存放业务。
浙江兴业银行的发展主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国内民族工业有了发展的机遇。金融有向社会经济发展“输血造血”的功能，浙江兴业银行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期，从1915年实有资金50万元至1931年资本总额400万元，16年增加了7倍。存款更是成倍增长，1926年最高时存款额达3312万元。当时，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誉为“南三行”。
王兼士进入浙江兴业银行时，正值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浙江兴业银行是最早取得钞票发行权的银行之一，法币政策出台后，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准再发行钞票，因此，浙江兴业银行研究对策更显得迫在眉睫。为了避免法币政策给浙江兴业银行带来的损失，王兼士建议设立中国投资公司，实行资金多元化运营。在董事会和经理们的共同努力下，浙江兴业银行平稳度过这一迷茫的时期。由于浙江兴业银行发展需要，王兼士从研究室主任转任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代经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兼士转赴香港，担任浙江兴业银行驻港专员，后再调任上海总行，任副经理。
离开浙江兴业银行后，王兼士曾任重庆战时生产局中兴木业公司经理，1945年后他参加接收华中水电公司北部分公司工作，华中水电公司北部分公司抗战前称闸北水电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创办于1924年8月，由官督商办的闸北水电公司、江苏省立上海闸北水电厂演变而来，担负整个闸北及附近地区的水电供应。20世纪30年代，它的发电装机容量达3.45万千瓦，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电力企业。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公司营业区域的水、电两厂处于炮火攻击之下，员工不得不绕道浦东，撤到租界避难。公司总办事处也从阿瑞里（即四川北路1856弄）撤至宁波路兴仁里（靠近河南路），后又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沧州饭店（现锦仓文华大酒店的位置）。同年11月10日，上海沦陷，公司无法维持，决定解散职工，仅留4人处理业务。1937年12月，公司总经理陆伯鸿遇刺身亡。1938年初，公司水、电两厂被日军占领。同年6月30日，汪伪政府实业部代表华中敌占区和上海各水电公司以现物出资，日方以现金4300万日元入股，成立了华中水电公司，而商办闸北水电公司被改名为“华中水电公司北部分公司”。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闸北水电公司被接管。1946年6月，闸北水电公司董事会任命王兼士为经理。王兼士担任经理后，积极制订修复计划，力图用最短的时间，将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1947年，闸北水电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投资和收买小电气公司的机构──远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派王兼士领导远东公司。王兼士以远东公司的名义，收购了公司营业区域外围的翔华、大耀、生明、黄渡、华兴永、真如等几家小电气公司的全部或者大部分股份，以扩大控制营业权来对抗外资控制的上海电气联合公司，取得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地下组织吴克坚同志找到王兼士，希望王兼士协助地下党开展护厂和保护技术资料。王兼士不辱使命，保护了一批重要的档案资料。1949年以后，闸北水电公司董事会无形解散。水电供应攸关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王兼士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提出积极恢复生产，向所辖区域供电供水。
在上海，王兼士成为最早带头提出公私合营的人物之一。1952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闸北水电公司公私合营，1953年元旦，公司正式改名为公私合营闸北水电公司，成为全市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王兼士即被任命为公司副经理，分管财务、材料和总务三方面工作。
在第一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盛丕华等31名工商界代表提出筹组上海工商团体的议案。1949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在91名筹备委员中有王兼士的大名。也可以说，他是最早的工商联委员。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王兼士已是知天命之年。他从一名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人民团体的重要职务，开始为党和人民工作。
1951年2月18日至25日，上海市工商界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意味着上海市工商团体的正式诞生，也被史册记载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的开始。王兼士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53年3月，法规委员会调整，王兼士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当时组织委员会主任是荣毅仁。
1979年1月，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邓小平同志会见了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等5位工商界人士。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的思路：“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海外同胞、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这次会议后，荣毅仁诚请王兼士赴京，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王兼士与荣毅仁都是无锡人。王兼士学有专长，荣毅仁非常了解，且他俩20世纪50年代在上海工商界朝夕相处，互相信赖。为了祖国繁荣昌盛，王兼士协助荣毅仁创办中信公司。1979年5月，他离开妻儿，放弃优裕安定的生活，只身在北京生活。
中信公司开创初期，荣毅仁是董事长，王兼士为常务董事。虽条件艰苦，百业待举，但他不辞劳苦，满腔热忱，积极参与公司的领导工作。他建议发展业务“关键是找个有潜力的项目，才好去发行债券”。就在这时，纺织部官员因为仪征化纤项目找到了荣毅仁。仪征化纤项目是国家22项重点工程之一，由于资金不足，影响工程。于是，中信公司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82年初，中信公司在东京发行100亿元债券，解了项目的燃眉之急。
此项目成功之后，中信公司融资、发行债券从此一发不可收，短时期内在海外发行了10多次债券，并将触角伸向国际市场，收购香港嘉华银行95%的股份和国泰航空公司部分股份，参加投资香港第二条海底隧道，购买加拿大的纸浆厂、美国的森林，建设澳大利亚波特兰炼铝厂。
1988年4月，王兼士任中信公司监事会副首席监事，渐渐退居二线。但他80多岁高龄，还是北京、上海两地兼顾。直至1993年，他不再远行，在上海寓所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颐养天年。1995年10月7日，王兼士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其一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