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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坑，是大馅饼
戴女士 39岁 媒体人
【诉说】15年前，我刚工作时，在一家生活类期刊当广告版编辑。那时是纸媒的辉煌时期，能在这本印制精美的杂志上登广告，是非常荣耀的，能大大提升产品的商业价值，所以客户爆棚。
一天，广告部主任让我撤下已经设计好的两个版面，换上一家制药厂新推出的产品。我一小编辑，领导说啥就办啥呗。三下五除二，不出一小时，药品版面设计好了，随即替代了原广告。期间，一位同事前来询问，我如实相告。他沒好气地说：“这叫什么事呀，合同都签了，钱也到账了，好嘛，领导一句话，说替换就替换，我咋跟人家交待呀！”
主任这么做肯定有麻烦，但我人微言轻，只能选择沉默。同事气哼哼地走了，不一会儿，走廊里传来他跟主任的争吵声。我竖着耳朵一听，明白了，两人为替换广告的事大吵。同事拿出规则、合同、已付款、诚信这些词进攻，主任明显防守，但守得理直气壮，显出权力的任性。
两人吵了足有半小时，突然没声了，后来才知是去了总编辑办公室。总编辑怎么裁夺的不得而知，两版药品广告还是如期刊发。一切似乎恢复了平静，但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场大风雨正在酝酿之中。
三个月后，杂志上刊登的药品广告被投诉。读者看后争相购买，服用后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过敏反应。有个5岁男孩事大了，出现了呼吸衰竭，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3天才转危为安。
出版局、杂志社主管单位、工商局、卫生局……凡跟此事件有关的管理部门都来了，总编办天天都是开会的人。领导们前脚走，药厂代表、经销商后脚又到，跟社领导们吵成一团。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听说的，我没资格到场。私下里，我跟几位同事说：“咱一个跑腿儿的，天大的事跟咱无关。”
两天后的下午，主任突然让我去总编办。一把手从没约见过我，今天这是唱哪儿出呢？我隐隐觉得跟广告事件有关，一溜烟地奔了过去。
我轻轻敲开总编办的房门。总编一见我，满脸堆笑，请我坐下，桌上已摆好飘着茉莉花香的茶。寒暄之后如我所料，他笑着说起广告事件。可说着说着画风变了，一脸严肃地说：“这次事件社里损失巨大，经济上的还好说，主要是无形的社会影响，失去了6个大客户，信誉大打折扣。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严肃处理责任人。我可以承担领导责任，但你们主任需要保护。他为社里创收作出过大贡献，他若被追责、处罚，杂志社损失可就大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操作失误者，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能不能这么说，是自己忙中出错，把设计好但主任发现问题不准备刊发的药品广告，在付印前给排版了。”
说完他看看我，还请我喝口茶，继续说：“处罚责任人时，你会被扣掉当月的工资、奖金。不过你放心，扣多少风波平息后给你双倍补回。你不是一直想去经济部作跑线记者吗？处罚里有一条，是你不能在广告部工作了。正好借这机会，我让经济部主任聘你在他那儿上岗……”
听着听着我的心情多云转晴。不就是让我当这场事件的替罪羊吗？既然当了，又能得到那么多的补偿，尤其是可以到心怡的岗位当记者，这哪儿是坑呀，分明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没有理由不同意。
在总编辑的亲自主持下，我成了受处罚最重的人，相关领导都负了点儿连带责任，事态很快平息下来。总编辑没失信，该补我的都补了，我也到经济部上岗。这个“背锅侠”当的是不是很值？是“吃亏是福”的另一种解读吧。
被误解又如何
刘女士 47岁 国企职工
【诉说】我曾在非洲工作过。2001年夏天，我回国休假，经过20多小时的飞行，到达了广州的白云机场。入境时，被安检人员带到一个房间。一位中年男子示意我坐下，然后让我挽起袖子。这时房间安静得可怕，只听到戴手套的声音。这个中年男人戴了一层又一层，又用口罩遮住了大部分脸。没有任何解释，血就从我的身体流向了一个玻璃试管。
我问“这是做什么”，他丢下一句“在外面等”就快速离开。我百思不解。过了好一会儿，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张纸来了，递过来一看，我出了一身冷汗。天啊，这是“艾滋病检验报告单”，HIV一栏显示阴性。
8月的广州艳阳高照，鲜花盛开，我感受到的却是阵阵寒凉。全飞机有100多人，怎么只查我？因为我是单身？因为我是女性？还是因为我在非洲待了几年？可我在非洲是正当工作啊，怎么能这样羞辱人呢？瞬间，回家的喜悦被歧视和怀疑吹得无影无踪，满心都是屈辱和不甘。
这个意外经历我当然要跟亲友们讲，一来是情绪释放，二来也是个健康证明，挺好的事。在非洲工作这些年，我是万分小心的。牙疼得要命，宁可在床上打滚，死扛着也不去就医，就是因为当地公立医院HIV感染率高达25%。就这么着，我还总是疑心自己被感染，但没有勇气去做检测。现在好了，一次意外检测获得了权威报告，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一天，我接到一家艾滋病患者救助机构的电话。原来，神通广大的志愿者知道了我的机场经历，又听说我在非洲工作多年，就特别想邀请我当该机构的防艾大使，为他们，不，是为那些艾滋病患者做些工作。
一听是公益活动，我不打奔儿地答应了。那天，我跟着这些志愿者来到设在传染病医院的艾滋病防治所，里面住着18位HIV感染者。我的任务是走近他们，跟他们握手、聊天、做活动。在非洲工作，对这个病是要做岗前学习的。所以，无论讲预防还是讲治疗，我都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我不但跟他们握手，还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发现他们看我的眼神特别有内容，那是绝望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后来我才知道，事前，工作人员介绍我时，说我在非洲工作期间染上艾滋病。但我乐观豁达，对这个病有科学认知和态度，积极规范地治疗，现在病情已被控制，整个人活得非常健康。
我被惊掉了下巴！好嘛，我在非洲工作的经历，竟然让我成为一个HIV感染者，这锅背得也太黑太重了吧？开始我非常愤怒，但工作人员一再说，我的现身说法对18位患者特别有说服力，他们像打了强心剂，生命里像筑起一个够得着的天花板。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生命力的顽强，看到了规范治疗能活下去且活得好的榜样。 我无语了，不是愤怒而是感动。没想到我，一介微尘般的女子，竟能给18位艾滋病患者带来福音，带来活下去的勇气，带来走向健康的希望。那这个艾滋病患者的黑锅，我是极其乐意背的。我不介意谎言传出去会越传越真，我在人群中会成为被歧视的人。能让18位需要帮助的人获得正能量，被环境误解又如何呢？
情书，是哥们儿的情人写的
杨先生 50岁 企业中层管理者
【诉说】17年前，我做了一件让哥们儿背黑锅的事，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愧意难平。
我是个农二代，家里很穷。妻子则是县某局局长的女儿，也算个小城官二代吧。阴差阳错我俩结为夫妻，最初两年颇恩爱。后来，我俩性格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她霸道、任性，我内敛、软弱。渐渐地，她成了夜叉式的妻子，我成了忍气吞声的丈夫。
我喜欢文学，不仅阅读广泛丰富，还动笔写文章，小说、诗歌、散文都尝试，作品常在报刊上发表。文字里的我洒脱大气、神采飞扬，是对自己压抑现实的一种平衡。有了微博后，我的灵感插上了技术的翅膀，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结识了不少同道网友，大家线上线下交流、学习、聊天，其乐无穷。在一次活动中，我认识了楚秋（网名），一个地方戏演员，也是一名网络写手。
那真是一场美丽的遇见。她身材小巧，面容清秀，笑起来天真干净，像极了我小说里的女主角。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坚定地认为，她就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的女孩子。而她对我发表的每篇作品都记忆犹新，文章名、发表媒体、内容如数家珍。这种知音感太有诱惑力了，从妻子身上我是无法感受到的。妻子从不关心我的心情，也不能理解我的作品。我俩既不能相知，更做不到分享。楚秋对我的崇拜，满足了我作为男人的虚荣心，我们开始频频约会，成为知心情人。
2011年情人節那天，楚秋用精美的信签纸和绢秀的行楷，为我写了一封小情书。感情真挚细腻，用词优美精致。虽然短，但传达的信息很丰富，能看出彼此之间的情意和肌肤之亲。
常言乐极生悲，我是美蒙了，反复欣赏后竟忘了存放在办公室，而是揣进里怀回了家。可能是装情书的信封太硬，被妻子叠外衣时发现。幸好上面没有我的名，标题叫“赠君”，落款是楚秋。
这种信每个妻子看到，都会是一场恶战。情急之下我有了主意，一口咬定是楚秋托我转交给高平剑（化名）的。此人是我的好友，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我谎称女文友楚秋今天怎么也联系不上平剑，只好请我鸿雁传书。
妻子半信半疑，让我当场给平剑打电话。我知道他正跟一帮人K歌，就放心地打过去。没人接，妻子让我继续打。平剑接了，杂音非常大，我故意高声“喂喂”，平剑一个劲说“讲话讲话”。我装作听不清，又是一阵“喂喂”，然后挂了，转身冲妻子一脸无奈地说：“K歌房，信号不好，等一会儿他会打过来的。”
妻子瞪我一眼，一副死盯到底的架势。突然，她的手机响了，是孩子老师打来的。她立马放下一切，全神贯注地接听。我趁机躲进卧室，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一条短信，陈明原委，发给平剑，请他帮我背黑锅。
哥们儿就是哥们儿，平剑看到后马上找个安静地方打来电话。妻子正在看电视，我大声说：“老高，楚秋找你一整天，都要疯了，她的小礼物只好让我转送。文艺女青年就是任性，没封信口，我都看到了。老兄，你艳福不浅啊。”
妻子竖耳倾听，表情似乎有所松弛。这个失误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家庭战火一旦点燃，离婚倒在其次，后续的不良影响可是致命的。我说过，自己是个软弱的人。有了点儿贼胆玩起婚外恋，但这点儿胆子不足以担起身败名裂的成本。思来想去半个多月，我决定跟楚秋分手。她很开通，是个玩得起的人，没吵没闹全身而退了。
高平剑就没这么顺利了，背上黑锅后，我妻子跟他妻子谈了，告密也好，挽救教育也罢，反正在他们夫妻间闹了场小地震，大半年才消停。当又一个情人节来临时，我请平剑吃饭。两个人到中年的文学老青年，看着尴尬的现实，无言地举起酒杯，碰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戴女士 39岁 媒体人
【诉说】15年前，我刚工作时，在一家生活类期刊当广告版编辑。那时是纸媒的辉煌时期，能在这本印制精美的杂志上登广告，是非常荣耀的，能大大提升产品的商业价值，所以客户爆棚。
一天，广告部主任让我撤下已经设计好的两个版面，换上一家制药厂新推出的产品。我一小编辑，领导说啥就办啥呗。三下五除二，不出一小时，药品版面设计好了，随即替代了原广告。期间，一位同事前来询问，我如实相告。他沒好气地说：“这叫什么事呀，合同都签了，钱也到账了，好嘛，领导一句话，说替换就替换，我咋跟人家交待呀！”
主任这么做肯定有麻烦，但我人微言轻，只能选择沉默。同事气哼哼地走了，不一会儿，走廊里传来他跟主任的争吵声。我竖着耳朵一听，明白了，两人为替换广告的事大吵。同事拿出规则、合同、已付款、诚信这些词进攻，主任明显防守，但守得理直气壮，显出权力的任性。
两人吵了足有半小时，突然没声了，后来才知是去了总编辑办公室。总编辑怎么裁夺的不得而知，两版药品广告还是如期刊发。一切似乎恢复了平静，但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场大风雨正在酝酿之中。
三个月后，杂志上刊登的药品广告被投诉。读者看后争相购买，服用后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过敏反应。有个5岁男孩事大了，出现了呼吸衰竭，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3天才转危为安。
出版局、杂志社主管单位、工商局、卫生局……凡跟此事件有关的管理部门都来了，总编办天天都是开会的人。领导们前脚走，药厂代表、经销商后脚又到，跟社领导们吵成一团。当然，这些情况都是听说的，我没资格到场。私下里，我跟几位同事说：“咱一个跑腿儿的，天大的事跟咱无关。”
两天后的下午，主任突然让我去总编办。一把手从没约见过我，今天这是唱哪儿出呢？我隐隐觉得跟广告事件有关，一溜烟地奔了过去。
我轻轻敲开总编办的房门。总编一见我，满脸堆笑，请我坐下，桌上已摆好飘着茉莉花香的茶。寒暄之后如我所料，他笑着说起广告事件。可说着说着画风变了，一脸严肃地说：“这次事件社里损失巨大，经济上的还好说，主要是无形的社会影响，失去了6个大客户，信誉大打折扣。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严肃处理责任人。我可以承担领导责任，但你们主任需要保护。他为社里创收作出过大贡献，他若被追责、处罚，杂志社损失可就大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操作失误者，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能不能这么说，是自己忙中出错，把设计好但主任发现问题不准备刊发的药品广告，在付印前给排版了。”
说完他看看我，还请我喝口茶，继续说：“处罚责任人时，你会被扣掉当月的工资、奖金。不过你放心，扣多少风波平息后给你双倍补回。你不是一直想去经济部作跑线记者吗？处罚里有一条，是你不能在广告部工作了。正好借这机会，我让经济部主任聘你在他那儿上岗……”
听着听着我的心情多云转晴。不就是让我当这场事件的替罪羊吗？既然当了，又能得到那么多的补偿，尤其是可以到心怡的岗位当记者，这哪儿是坑呀，分明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我没有理由不同意。
在总编辑的亲自主持下，我成了受处罚最重的人，相关领导都负了点儿连带责任，事态很快平息下来。总编辑没失信，该补我的都补了，我也到经济部上岗。这个“背锅侠”当的是不是很值？是“吃亏是福”的另一种解读吧。
被误解又如何
刘女士 47岁 国企职工
【诉说】我曾在非洲工作过。2001年夏天，我回国休假，经过20多小时的飞行，到达了广州的白云机场。入境时，被安检人员带到一个房间。一位中年男子示意我坐下，然后让我挽起袖子。这时房间安静得可怕，只听到戴手套的声音。这个中年男人戴了一层又一层，又用口罩遮住了大部分脸。没有任何解释，血就从我的身体流向了一个玻璃试管。
我问“这是做什么”，他丢下一句“在外面等”就快速离开。我百思不解。过了好一会儿，一位工作人员拿着一张纸来了，递过来一看，我出了一身冷汗。天啊，这是“艾滋病检验报告单”，HIV一栏显示阴性。
8月的广州艳阳高照，鲜花盛开，我感受到的却是阵阵寒凉。全飞机有100多人，怎么只查我？因为我是单身？因为我是女性？还是因为我在非洲待了几年？可我在非洲是正当工作啊，怎么能这样羞辱人呢？瞬间，回家的喜悦被歧视和怀疑吹得无影无踪，满心都是屈辱和不甘。
这个意外经历我当然要跟亲友们讲，一来是情绪释放，二来也是个健康证明，挺好的事。在非洲工作这些年，我是万分小心的。牙疼得要命，宁可在床上打滚，死扛着也不去就医，就是因为当地公立医院HIV感染率高达25%。就这么着，我还总是疑心自己被感染，但没有勇气去做检测。现在好了，一次意外检测获得了权威报告，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一天，我接到一家艾滋病患者救助机构的电话。原来，神通广大的志愿者知道了我的机场经历，又听说我在非洲工作多年，就特别想邀请我当该机构的防艾大使，为他们，不，是为那些艾滋病患者做些工作。
一听是公益活动，我不打奔儿地答应了。那天，我跟着这些志愿者来到设在传染病医院的艾滋病防治所，里面住着18位HIV感染者。我的任务是走近他们，跟他们握手、聊天、做活动。在非洲工作，对这个病是要做岗前学习的。所以，无论讲预防还是讲治疗，我都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我不但跟他们握手，还跟他们一起吃饭。我发现他们看我的眼神特别有内容，那是绝望里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后来我才知道，事前，工作人员介绍我时，说我在非洲工作期间染上艾滋病。但我乐观豁达，对这个病有科学认知和态度，积极规范地治疗，现在病情已被控制，整个人活得非常健康。
我被惊掉了下巴！好嘛，我在非洲工作的经历，竟然让我成为一个HIV感染者，这锅背得也太黑太重了吧？开始我非常愤怒，但工作人员一再说，我的现身说法对18位患者特别有说服力，他们像打了强心剂，生命里像筑起一个够得着的天花板。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生命力的顽强，看到了规范治疗能活下去且活得好的榜样。 我无语了，不是愤怒而是感动。没想到我，一介微尘般的女子，竟能给18位艾滋病患者带来福音，带来活下去的勇气，带来走向健康的希望。那这个艾滋病患者的黑锅，我是极其乐意背的。我不介意谎言传出去会越传越真，我在人群中会成为被歧视的人。能让18位需要帮助的人获得正能量，被环境误解又如何呢？
情书，是哥们儿的情人写的
杨先生 50岁 企业中层管理者
【诉说】17年前，我做了一件让哥们儿背黑锅的事，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愧意难平。
我是个农二代，家里很穷。妻子则是县某局局长的女儿，也算个小城官二代吧。阴差阳错我俩结为夫妻，最初两年颇恩爱。后来，我俩性格上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她霸道、任性，我内敛、软弱。渐渐地，她成了夜叉式的妻子，我成了忍气吞声的丈夫。
我喜欢文学，不仅阅读广泛丰富，还动笔写文章，小说、诗歌、散文都尝试，作品常在报刊上发表。文字里的我洒脱大气、神采飞扬，是对自己压抑现实的一种平衡。有了微博后，我的灵感插上了技术的翅膀，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结识了不少同道网友，大家线上线下交流、学习、聊天，其乐无穷。在一次活动中，我认识了楚秋（网名），一个地方戏演员，也是一名网络写手。
那真是一场美丽的遇见。她身材小巧，面容清秀，笑起来天真干净，像极了我小说里的女主角。看到她的那一刻，我坚定地认为，她就是无数次出现在我梦里的女孩子。而她对我发表的每篇作品都记忆犹新，文章名、发表媒体、内容如数家珍。这种知音感太有诱惑力了，从妻子身上我是无法感受到的。妻子从不关心我的心情，也不能理解我的作品。我俩既不能相知，更做不到分享。楚秋对我的崇拜，满足了我作为男人的虚荣心，我们开始频频约会，成为知心情人。
2011年情人節那天，楚秋用精美的信签纸和绢秀的行楷，为我写了一封小情书。感情真挚细腻，用词优美精致。虽然短，但传达的信息很丰富，能看出彼此之间的情意和肌肤之亲。
常言乐极生悲，我是美蒙了，反复欣赏后竟忘了存放在办公室，而是揣进里怀回了家。可能是装情书的信封太硬，被妻子叠外衣时发现。幸好上面没有我的名，标题叫“赠君”，落款是楚秋。
这种信每个妻子看到，都会是一场恶战。情急之下我有了主意，一口咬定是楚秋托我转交给高平剑（化名）的。此人是我的好友，也是个文学爱好者。我谎称女文友楚秋今天怎么也联系不上平剑，只好请我鸿雁传书。
妻子半信半疑，让我当场给平剑打电话。我知道他正跟一帮人K歌，就放心地打过去。没人接，妻子让我继续打。平剑接了，杂音非常大，我故意高声“喂喂”，平剑一个劲说“讲话讲话”。我装作听不清，又是一阵“喂喂”，然后挂了，转身冲妻子一脸无奈地说：“K歌房，信号不好，等一会儿他会打过来的。”
妻子瞪我一眼，一副死盯到底的架势。突然，她的手机响了，是孩子老师打来的。她立马放下一切，全神贯注地接听。我趁机躲进卧室，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一条短信，陈明原委，发给平剑，请他帮我背黑锅。
哥们儿就是哥们儿，平剑看到后马上找个安静地方打来电话。妻子正在看电视，我大声说：“老高，楚秋找你一整天，都要疯了，她的小礼物只好让我转送。文艺女青年就是任性，没封信口，我都看到了。老兄，你艳福不浅啊。”
妻子竖耳倾听，表情似乎有所松弛。这个失误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家庭战火一旦点燃，离婚倒在其次，后续的不良影响可是致命的。我说过，自己是个软弱的人。有了点儿贼胆玩起婚外恋，但这点儿胆子不足以担起身败名裂的成本。思来想去半个多月，我决定跟楚秋分手。她很开通，是个玩得起的人，没吵没闹全身而退了。
高平剑就没这么顺利了，背上黑锅后，我妻子跟他妻子谈了，告密也好，挽救教育也罢，反正在他们夫妻间闹了场小地震，大半年才消停。当又一个情人节来临时，我请平剑吃饭。两个人到中年的文学老青年，看着尴尬的现实，无言地举起酒杯，碰一下，然后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