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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以《史记·十二本纪》为例，总结了司马迁的帝王观。司马迁的帝王观表现在三个方面：掌权者为王；承天受命；有才有德，勤政爱民。并且分析了形成这种帝王观的原因：一方面，受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影响，另一方面，和西汉流行的“今文经学”有关。
关键词：史记；本纪；司马迁；帝王观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4-02
《史记》既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那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报任安书》有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不仅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而且成就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首先，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为后代史书树立了典范。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评价《史记》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其次，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渗透了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褒贬评价，使《史记》兼有司马迁之情。《史记》有不少虚构成分，例如，人物对话、细节描写等。在《史记·十二本纪》中，司马迁虽然根据历史写古代帝王，但是司马迁对史料进行了加工与处理，选择与摒弃，这一切恰好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主观感情。以下，笔者拟从《史记·十二本纪》探究司马迁的帝王观。
首先，从收录范围来看，司马迁《本纪》中不只记载曾经称帝的帝王，而且还包括虽未称帝，但曾经起过相当于帝王作用的重要人物。这反映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帝王观。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子长继志，甄叙帝德，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故本纪以叙皇王。”[1]（P143）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2]（P1）刘勰认为，《史记》的“本纪”模仿《吕氏春秋》的体例，本纪本来应该记载古代帝王，而司马迁则“位杂中贤”。裴松之也认为，“本纪”应记载帝王天子，但是《史记·十二本纪》不仅记载帝王，也有未称帝的项羽和吕后。这是因为司马迁没有因循《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写法，有自己的独创性。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2]（P3319）他认为“本纪”是全书的纲纪，有纲纪天下之意。我们知道，能起到“纲纪”作用的人一般都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这些人不仅仅是称帝的帝王，还有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无冕之王”，比如项羽、吕后等。司马迁认为他们均可立纪。他的着眼点不在项羽的“霸王”地位是否合法，而在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2]（P339），即实际上起过相当于帝王的作用。相反，义帝虽号为帝，名义上执掌过统率诸王的权力，但他对历史进程的作用远比不了陈涉和项羽，基本上是个傀儡。故司马迁立项羽于本纪，而义帝则不予列传。另外，《十二本纪》中的吕后也未称帝，但是吕后在刘邦死后文帝即位之前，曾掌握西汉的政治大权。《汉书·高后纪》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兹殖。”[3]（P104）因此，按照掌权者为王原则，司马迁将吕后列入了“本纪”。
其次，从帝王的出身来看，《本纪》中记载的帝王要么出身神异，要么血统正宗，反映了司马迁君权神授的帝王观。
十二本纪中记载的帝王有许多异于常人，似乎他们是接受天命的上天之子。《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2]（P1）帝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2]（P13）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2]（P15）帝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殷本纪》中的契是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周本纪》中，的后稷是姜原履巨人迹而生。在《高祖本纪》中刘邦母“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2]（P341）这些记载在今天看来不符合常理，但是司马迁把他们写进了正史。太史公曰：“……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秩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顾难为浅见寡闻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2]（P46）说明这些帝王事迹在其他文献中早有记载，他只是“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但是他的选择间接反映了他的态度：帝王大多是上天之子，是命运的安排。这大概受了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经学”倡导的君权神授观的影响。
最后，从个人品质来看，《本纪》中的帝王大多有德有才，勤政爱民。
司马迁并非平铺直叙地罗列史实，写作对象不同，着墨多少与轻重就有所不同。《五帝本纪》中写了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位帝王。写黄帝笔墨不多，写得较为概括，写他修德振兵、播百谷、驯百兽、劳勤心力耳目，表现了他既有超凡的才能，又“有土德之瑞”，树立了一位开拓者形象。写尧和舜的笔墨最多。写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2]（P15）尧年老时，“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2]（P30）塑造了尧与民为善，以民为本，大公无私的贤君形象。上古五帝是被后人美化了的君主，司马迁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表明他们也是司马迁心中理想的君主。此外，司马迁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表现他认为的帝王所应具有的品质。例如在《高祖本纪》中，写项羽迷信武力、刚愎自用；写刘邦胸怀宽大，善于用人，有政治才能。通过对比，表达了帝王应该像刘邦一样宽厚仁爱、有才有德、为民着想的思想。
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司马迁的帝王观也是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下逐渐建立的。笔者认为，促成司马迁帝王观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个人原因：坎坷的人生遭遇，崇尚悲剧式的英雄
司马迁的前半生一路顺风，但是四十七岁时，因为“李陵事件”而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莫大摧残，使他更为冷静地看待所处时代，更加关注具有悲剧性结局的人物。司马迁能够设身处地的理解、同情那些悲剧人物，于是对他们的评价有了新的想法。例如项羽，他是抗秦战争中的英雄，世代为楚国大将，秉承先祖将领之才，二十四岁起兵反秦，在疆场上叱咤风云，斩宋义，救钜鹿，亲率大军渡漳水，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以弱胜强，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然而由于个人性格上的缺陷，陷入“四面楚歌”境地，被迫自刎乌江。在司马迁看来，项羽虽未封帝，但是是一位“无冕之王”。因此，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之中。
第二，社会原因：今文经学的影响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十分盛行，经文经学家力图为统一的国家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方针，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寻求一种哲学上的支持，公羊学大家董仲舒倡导的以“君权神授”和“《春秋》大一统”为主旨的儒家学说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被定为一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司马迁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史记·十二本纪》中，司马迁所写的帝王大多有着“君权神授”的光环，他们或者有异于常人的才能，或者出身神异，或者血统正宗。司马迁对史料的选择，从侧面反映出汉代今文经学倡导的君权神授观对他的影响。
总之，从《史记》十二本纪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帝王应当有实际的政治统治之权利，应当有德有才，勤政爱民，这些观点是积极的，但是受到社会思潮和自身经历的影响，司马迁帝王观中的“君权神授”思想也有其局限性。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校：刘军平）
关键词：史记；本纪；司马迁；帝王观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04-02
《史记》既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也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那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报任安书》有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不仅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而且成就了司马迁的“一家之言”。首先，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为后代史书树立了典范。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评价《史记》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其次，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渗透了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褒贬评价，使《史记》兼有司马迁之情。《史记》有不少虚构成分，例如，人物对话、细节描写等。在《史记·十二本纪》中，司马迁虽然根据历史写古代帝王，但是司马迁对史料进行了加工与处理，选择与摒弃，这一切恰好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主观感情。以下，笔者拟从《史记·十二本纪》探究司马迁的帝王观。
首先，从收录范围来看，司马迁《本纪》中不只记载曾经称帝的帝王，而且还包括虽未称帝，但曾经起过相当于帝王作用的重要人物。这反映了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帝王观。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子长继志，甄叙帝德，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故本纪以叙皇王。”[1]（P143）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2]（P1）刘勰认为，《史记》的“本纪”模仿《吕氏春秋》的体例，本纪本来应该记载古代帝王，而司马迁则“位杂中贤”。裴松之也认为，“本纪”应记载帝王天子，但是《史记·十二本纪》不仅记载帝王，也有未称帝的项羽和吕后。这是因为司马迁没有因循《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写法，有自己的独创性。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2]（P3319）他认为“本纪”是全书的纲纪，有纲纪天下之意。我们知道，能起到“纲纪”作用的人一般都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这些人不仅仅是称帝的帝王，还有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无冕之王”，比如项羽、吕后等。司马迁认为他们均可立纪。他的着眼点不在项羽的“霸王”地位是否合法，而在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2]（P339），即实际上起过相当于帝王的作用。相反，义帝虽号为帝，名义上执掌过统率诸王的权力，但他对历史进程的作用远比不了陈涉和项羽，基本上是个傀儡。故司马迁立项羽于本纪，而义帝则不予列传。另外，《十二本纪》中的吕后也未称帝，但是吕后在刘邦死后文帝即位之前，曾掌握西汉的政治大权。《汉书·高后纪》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兹殖。”[3]（P104）因此，按照掌权者为王原则，司马迁将吕后列入了“本纪”。
其次，从帝王的出身来看，《本纪》中记载的帝王要么出身神异，要么血统正宗，反映了司马迁君权神授的帝王观。
十二本纪中记载的帝王有许多异于常人，似乎他们是接受天命的上天之子。《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2]（P1）帝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2]（P13）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2]（P15）帝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殷本纪》中的契是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周本纪》中，的后稷是姜原履巨人迹而生。在《高祖本纪》中刘邦母“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2]（P341）这些记载在今天看来不符合常理，但是司马迁把他们写进了正史。太史公曰：“……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秩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顾难为浅见寡闻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2]（P46）说明这些帝王事迹在其他文献中早有记载，他只是“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但是他的选择间接反映了他的态度：帝王大多是上天之子，是命运的安排。这大概受了以董仲舒为首的“今文经学”倡导的君权神授观的影响。
最后，从个人品质来看，《本纪》中的帝王大多有德有才，勤政爱民。
司马迁并非平铺直叙地罗列史实，写作对象不同，着墨多少与轻重就有所不同。《五帝本纪》中写了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位帝王。写黄帝笔墨不多，写得较为概括，写他修德振兵、播百谷、驯百兽、劳勤心力耳目，表现了他既有超凡的才能，又“有土德之瑞”，树立了一位开拓者形象。写尧和舜的笔墨最多。写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2]（P15）尧年老时，“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2]（P30）塑造了尧与民为善，以民为本，大公无私的贤君形象。上古五帝是被后人美化了的君主，司马迁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表明他们也是司马迁心中理想的君主。此外，司马迁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表现他认为的帝王所应具有的品质。例如在《高祖本纪》中，写项羽迷信武力、刚愎自用；写刘邦胸怀宽大，善于用人，有政治才能。通过对比，表达了帝王应该像刘邦一样宽厚仁爱、有才有德、为民着想的思想。
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在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司马迁的帝王观也是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下逐渐建立的。笔者认为，促成司马迁帝王观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个人原因：坎坷的人生遭遇，崇尚悲剧式的英雄
司马迁的前半生一路顺风，但是四十七岁时，因为“李陵事件”而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莫大摧残，使他更为冷静地看待所处时代，更加关注具有悲剧性结局的人物。司马迁能够设身处地的理解、同情那些悲剧人物，于是对他们的评价有了新的想法。例如项羽，他是抗秦战争中的英雄，世代为楚国大将，秉承先祖将领之才，二十四岁起兵反秦，在疆场上叱咤风云，斩宋义，救钜鹿，亲率大军渡漳水，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以弱胜强，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然而由于个人性格上的缺陷，陷入“四面楚歌”境地，被迫自刎乌江。在司马迁看来，项羽虽未封帝，但是是一位“无冕之王”。因此，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之中。
第二，社会原因：今文经学的影响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十分盛行，经文经学家力图为统一的国家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方针，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寻求一种哲学上的支持，公羊学大家董仲舒倡导的以“君权神授”和“《春秋》大一统”为主旨的儒家学说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并被定为一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司马迁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史记·十二本纪》中，司马迁所写的帝王大多有着“君权神授”的光环，他们或者有异于常人的才能，或者出身神异，或者血统正宗。司马迁对史料的选择，从侧面反映出汉代今文经学倡导的君权神授观对他的影响。
总之，从《史记》十二本纪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帝王应当有实际的政治统治之权利，应当有德有才，勤政爱民，这些观点是积极的，但是受到社会思潮和自身经历的影响，司马迁帝王观中的“君权神授”思想也有其局限性。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校：刘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