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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博尔赫斯的作品，我曾经写下如下的句子：“我虽然也知道有许多人在他的一生中创造出了许多令人羡慕的成就，但我还是觉得如果能像博尔赫斯这样活一辈子，那才真正是没有白活。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会喜欢这样一个男人的，即使他真的是一个性无能患者，即使他苍老到只能和他的拐杖组成一幅意象。”但当我读完《博尔赫斯大传》，更多地知道了他的一些生活及创作经历，我才知道，博尔赫斯本人显然不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博尔赫斯晚年曾多次表示他对做博尔赫斯的厌倦，而他何至于如此，我们当然只能去他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里寻找答案。
由于博尔赫斯的作品，特别是其小说创作对“眼前的具体的现实采取了漠视的姿态”，再加上他那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在大多数“博迷”心中很容易把博尔赫斯想象成“书斋型作家”，新近出版的牛津大学教授埃德温·威廉森的《博尔赫斯大传》中文版彻底颠覆了这种对博尔赫斯想当然的想象。特别是博尔赫斯的情感经历以及他对政治的态度，《博尔赫斯大传》首次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可以预料的是这本大传会让博尔赫斯从此走下神坛，但还原为人的博尔赫斯也许更能让他的读者们产生亲近之感。
在博尔赫斯的诗歌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让人心碎的句子，比如“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你给了我又夺去的幸福必须一笔抹杀”、“一个女人让我从头疼到脚”，在这些让人心碎的诗句后面都发生了什么，读完《博尔赫斯大传》的读者将会解开所有的疑问。
在《博尔赫斯大传》里，作为男人的博尔赫斯与世界上其他男人的经历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十九岁的博尔赫斯被父亲带着在一个妓院里进行“成人仪式”，“初夜”的受挫使他一生对性充满了恐惧；二十岁出头的博尔赫斯与自己的文学伙伴经常在妓院里聚会，“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抚摸着面带笑容、对他们的谈论一无所知的姑娘们的酥胸和大腿”，并把他曾经迷恋过的一个妓女比喻为“既像一座教堂，也像一只母狗”；而中年时期的博尔赫斯“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不自量力的好色之徒”，比奥伊（《莫雷尔的发明》的作者）的妻子希尔维亚·奥康普更是直言：“博尔赫斯有一颗窒息的心。他喜欢漂亮女人，丑的他更爱，因为这样的话他更能想象她们的脸了。”他一次次把他那些大作《阿莱夫》、《永生》、《武士和女俘》、《神的文字》、《扎伊尔》献给一个又一个漂亮女人，他在美国授课时，希望女生比男人多一些，更是明证。
但博尔赫斯对女人的迷恋，其实很少沉溺于肉欲的满足，在他的小说《乌尔里卡》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肉欲的满足还只是“占有了乌尔里卡的肉体的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数个情侣之一的埃斯特拉·坎托曾经主动提出和他发生性关系，但很显然，博尔赫斯被吓坏了。
虽然《博尔赫斯大传》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博尔赫斯花边往事，但显然博尔赫斯并不是阿根廷的卡萨诺瓦，对女人的迷恋大多是因为那些女人一次次给他带来了创作的激情，同时他也把她们想象为他的一个个贝雅特丽切齐，他一次次想通过与她们的爱情完成自我的救赎。但除了他生命中最后出现的玛丽亚·儿玉，他生命中所经历的女人带给他的更多的是情感的受挫、灾难、痛不欲生乃至精神上的崩溃，他最终沉溺于书斋与文字及越来越深的自我，就是这一次次失败恋情的最终结果。
虽然博尔赫斯有着丰富的情感经历，但读过博尔赫斯作品的人都会比较奇怪，爱情很少成为他的小说创作的主题。博尔赫斯自己也坦言，爱情是他诗歌经常的主题，但在他的小说里，只有《乌尔里卡》与爱情有关。但经过埃德温·威廉森的对博尔赫斯小说的解读，我们才会知道，即使在博尔赫斯的那些充满玄学思辨的小说里，都隐藏着博尔赫斯一次次的情感挫败的体验。比如，博尔赫斯的经典之作《阿莱夫》、（《扎伊尔》、《埃玛·宗兹》都暗藏着博尔赫斯因情感受挫而留在内心深处的阴影。博尔赫斯虽然多次地塑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和草原上“玩刀子的好手”，但他在情场中显然并不是一个“玩刀子的好手”。
与此前出版过的有关博尔赫斯传记文字一味地吹棒和赞美不同，《博尔赫斯大传》在肯定其文学成就的同时，更多地展示了他的一次次失败及他生命中经历的黑暗。除了博尔赫斯失败的情感经历，这些失败包括，曾经的默默无名、穷困潦倒以及在政治上的摇摆和天真。比如他颇为自得的《永恒史》，一九三六年四月份出版，而到年底时，才卖出了区区三十多本；日后给他带来辉煌与荣耀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国家奖的评选中甚至前三名都没有进入，在米高-凯恩图书馆工作区间，上面分发的小礼物让他不时想到自己“卑下凄凉的处境”。大多数人们只看到他的辉煌，其实很少人知道，他的一生大多数时候是以“黑暗、苦涩、失败、无数个无尽又无聊的夜晚还有忽视为伴为生”。正是因此，博尔赫斯才钻进自己的迷宫里久久不肯出来，并创作出了他那迷宫般的作品，就像他经历过的那些女人，他生活中所有经历的黑暗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他的大幸。
略萨曾经以为博尔赫斯是漠视政治的，说他的小说和诗歌“只是空洞的大话”，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多少应该为“世界上种种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会现象负部分责任”，这显然是因为他对博尔赫斯缺乏了解。博尔赫斯确实很“唯我”，但这并不表现他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年青时期曾经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对苏联充满了向往，甚至写过《红色的旋律》这样的作品；他帮助激进党赢得大选，骂庇隆是“二流货”；他成年之后对极权主义的强烈批判甚至会让人怀疑他会写出《一九八四》那样的作品。但他在政治上显然是天真的、左右摇摆的。他曾经支持本国的军人政府，从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手巾接受过奖章，对于他政治上的天真，埃德温·威廉森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他根本没法搞清阿根廷的历史，因为那些消除庇隆主义的‘荣耀的男人们’，现在也表现出了好战的民族主义，而这正是他当年憎恨庇隆的原因。”博尔赫斯政治上的天真让他付出了代价，瑞典的那几个老头并不是没考虑把诺贝尔奖授予他，是他让自己与诺贝尔奖永远绝缘。
也许博尔赫斯本人对自己无缘诺贝尔奖并不在意，但他在晚年多次表示了自己在创作上的遗憾，那就是他在没有写出足以安慰自己生命的“大东西”同时也没有通过写作完成自我救赎。纳博科夫曾经把博尔赫斯讥讽为“红得发紫的小品文作家”，抛开他的尖酸刻薄，他可以说是切中了博尔赫斯的命门。他的小说虽然不停地变幻主题，但其中“内核”一直没变。他一直在迷恋“同一性”，在他的小说中，他一次次暗示，其实叛徒就是英雄，杀人者就是死者，一就是无限，瞬间就是永恒。在博尔赫斯的葬礼上，牧师曾说“博尔赫斯一直都在不懈地寻找一个能囊括所有终极意义的词”，他的那些迷宫般的小说正是他在这个寻找过程中的副产品，它们代表着他的辉煌，同时也是他的局限，他一直沉溺于此，乐此不疲，他其实最终是死在自己的迷宫里。
由于博尔赫斯的作品，特别是其小说创作对“眼前的具体的现实采取了漠视的姿态”，再加上他那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在大多数“博迷”心中很容易把博尔赫斯想象成“书斋型作家”，新近出版的牛津大学教授埃德温·威廉森的《博尔赫斯大传》中文版彻底颠覆了这种对博尔赫斯想当然的想象。特别是博尔赫斯的情感经历以及他对政治的态度，《博尔赫斯大传》首次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可以预料的是这本大传会让博尔赫斯从此走下神坛，但还原为人的博尔赫斯也许更能让他的读者们产生亲近之感。
在博尔赫斯的诗歌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让人心碎的句子，比如“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你给了我又夺去的幸福必须一笔抹杀”、“一个女人让我从头疼到脚”，在这些让人心碎的诗句后面都发生了什么，读完《博尔赫斯大传》的读者将会解开所有的疑问。
在《博尔赫斯大传》里，作为男人的博尔赫斯与世界上其他男人的经历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十九岁的博尔赫斯被父亲带着在一个妓院里进行“成人仪式”，“初夜”的受挫使他一生对性充满了恐惧；二十岁出头的博尔赫斯与自己的文学伙伴经常在妓院里聚会，“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抚摸着面带笑容、对他们的谈论一无所知的姑娘们的酥胸和大腿”，并把他曾经迷恋过的一个妓女比喻为“既像一座教堂，也像一只母狗”；而中年时期的博尔赫斯“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不自量力的好色之徒”，比奥伊（《莫雷尔的发明》的作者）的妻子希尔维亚·奥康普更是直言：“博尔赫斯有一颗窒息的心。他喜欢漂亮女人，丑的他更爱，因为这样的话他更能想象她们的脸了。”他一次次把他那些大作《阿莱夫》、《永生》、《武士和女俘》、《神的文字》、《扎伊尔》献给一个又一个漂亮女人，他在美国授课时，希望女生比男人多一些，更是明证。
但博尔赫斯对女人的迷恋，其实很少沉溺于肉欲的满足，在他的小说《乌尔里卡》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肉欲的满足还只是“占有了乌尔里卡的肉体的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数个情侣之一的埃斯特拉·坎托曾经主动提出和他发生性关系，但很显然，博尔赫斯被吓坏了。
虽然《博尔赫斯大传》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博尔赫斯花边往事，但显然博尔赫斯并不是阿根廷的卡萨诺瓦，对女人的迷恋大多是因为那些女人一次次给他带来了创作的激情，同时他也把她们想象为他的一个个贝雅特丽切齐，他一次次想通过与她们的爱情完成自我的救赎。但除了他生命中最后出现的玛丽亚·儿玉，他生命中所经历的女人带给他的更多的是情感的受挫、灾难、痛不欲生乃至精神上的崩溃，他最终沉溺于书斋与文字及越来越深的自我，就是这一次次失败恋情的最终结果。
虽然博尔赫斯有着丰富的情感经历，但读过博尔赫斯作品的人都会比较奇怪，爱情很少成为他的小说创作的主题。博尔赫斯自己也坦言，爱情是他诗歌经常的主题，但在他的小说里，只有《乌尔里卡》与爱情有关。但经过埃德温·威廉森的对博尔赫斯小说的解读，我们才会知道，即使在博尔赫斯的那些充满玄学思辨的小说里，都隐藏着博尔赫斯一次次的情感挫败的体验。比如，博尔赫斯的经典之作《阿莱夫》、（《扎伊尔》、《埃玛·宗兹》都暗藏着博尔赫斯因情感受挫而留在内心深处的阴影。博尔赫斯虽然多次地塑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和草原上“玩刀子的好手”，但他在情场中显然并不是一个“玩刀子的好手”。
与此前出版过的有关博尔赫斯传记文字一味地吹棒和赞美不同，《博尔赫斯大传》在肯定其文学成就的同时，更多地展示了他的一次次失败及他生命中经历的黑暗。除了博尔赫斯失败的情感经历，这些失败包括，曾经的默默无名、穷困潦倒以及在政治上的摇摆和天真。比如他颇为自得的《永恒史》，一九三六年四月份出版，而到年底时，才卖出了区区三十多本；日后给他带来辉煌与荣耀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在国家奖的评选中甚至前三名都没有进入，在米高-凯恩图书馆工作区间，上面分发的小礼物让他不时想到自己“卑下凄凉的处境”。大多数人们只看到他的辉煌，其实很少人知道，他的一生大多数时候是以“黑暗、苦涩、失败、无数个无尽又无聊的夜晚还有忽视为伴为生”。正是因此，博尔赫斯才钻进自己的迷宫里久久不肯出来，并创作出了他那迷宫般的作品，就像他经历过的那些女人，他生活中所有经历的黑暗是他的不幸，同时也是他的大幸。
略萨曾经以为博尔赫斯是漠视政治的，说他的小说和诗歌“只是空洞的大话”，像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多少应该为“世界上种种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会现象负部分责任”，这显然是因为他对博尔赫斯缺乏了解。博尔赫斯确实很“唯我”，但这并不表现他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年青时期曾经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对苏联充满了向往，甚至写过《红色的旋律》这样的作品；他帮助激进党赢得大选，骂庇隆是“二流货”；他成年之后对极权主义的强烈批判甚至会让人怀疑他会写出《一九八四》那样的作品。但他在政治上显然是天真的、左右摇摆的。他曾经支持本国的军人政府，从智利的独裁者皮诺切特手巾接受过奖章，对于他政治上的天真，埃德温·威廉森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他根本没法搞清阿根廷的历史，因为那些消除庇隆主义的‘荣耀的男人们’，现在也表现出了好战的民族主义，而这正是他当年憎恨庇隆的原因。”博尔赫斯政治上的天真让他付出了代价，瑞典的那几个老头并不是没考虑把诺贝尔奖授予他，是他让自己与诺贝尔奖永远绝缘。
也许博尔赫斯本人对自己无缘诺贝尔奖并不在意，但他在晚年多次表示了自己在创作上的遗憾，那就是他在没有写出足以安慰自己生命的“大东西”同时也没有通过写作完成自我救赎。纳博科夫曾经把博尔赫斯讥讽为“红得发紫的小品文作家”，抛开他的尖酸刻薄，他可以说是切中了博尔赫斯的命门。他的小说虽然不停地变幻主题，但其中“内核”一直没变。他一直在迷恋“同一性”，在他的小说中，他一次次暗示，其实叛徒就是英雄，杀人者就是死者，一就是无限，瞬间就是永恒。在博尔赫斯的葬礼上，牧师曾说“博尔赫斯一直都在不懈地寻找一个能囊括所有终极意义的词”，他的那些迷宫般的小说正是他在这个寻找过程中的副产品，它们代表着他的辉煌，同时也是他的局限，他一直沉溺于此，乐此不疲，他其实最终是死在自己的迷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