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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中后期，正是世界女权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这段时期的女权运动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到政治，到传播学领域，妇女都开始觉醒，并努力争取自己应得的地位。在传播学领域，女权主义传播学家汲取了批判主义传播学理论的一些有益观点和经验，对传播过程中的女性角色建构和解读，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同时，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开始借鉴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社会学原理，摆脱单一的研究方式，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从宏观的社会情境推广到微观的心理分析。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更令他们注意到了信息内容中所包含的女性形象和意识形态，乃至这些信息内容中表面上对女性的妥协和内在的歧视。
关键词：女权主义；媒介；文化研究；编码/解码 ；仪式 ；父权文化
本书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祖仑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作者在书中围绕“社会性别”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社会性别话语如何在不同“阶段”的媒介意义生产中被建构的；社会性别话语是如何被编码于媒介文本；这些媒介文本透露出了哪些意义；这些意义是怎么样被描述的；受众如何在媒介情境中建构社会性别等等。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新意的观点，即社会性别。她认为社会性别不同于生理性别，它与整个社会的框架和文化背景有关，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在个人的实践中逐渐构建的。而最主要的实践，便是对媒介的接触。祖仑认为，既然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是被人为建构的，那么它作为一种过程和社会互动与权力关系的产物，是可以被分析的。整本书，她便是在诠释这个过程。
祖仑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要放弃过去那种所谓中立的局外人态度，而要一种平等、理解的立场参与女性媒介研究。她还认为必须回归女性的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以女性本身的视角来观察，克服纯粹的经验主义理论研究。
一、作者对旧的女性主义研究进行了梳理
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纤细阐述了自己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根基和源头，同时，结合时下的研究潮流，对女性主义传播学研究作了一些梳理和评判，也指出了这些研究可能导致新的传播范式。
在导论里，祖仑解释了三个概念，即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和编码/解码。作者一开始就指出，很多人以为女性主义者应该反对那种在荧幕或者书本中展现的女性形象。如穿着性感服装演出的歌星，电视剧中的家庭主妇等等。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女性主义者们并不反感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还乐于享受这些。因此，引出了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女性主义呢？作者说，这个概念的界定是很困难的。传统的定义中，都包含有反主流的、解放的词汇。发展到祖仑的时代，作者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原则已受到严峻挑战，女性主义开始出现政治分化。但总的来说，女性主义仍然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是相信社会结构背后一定有一个导致女性受到压迫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中矛头所指的这个因素不尽相同。其次，是社会性别，即关注的不是生理区别，而是一种人类社会关系。然后，权力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分歧不小。
接下来作者简单分析了另一个研究基础，即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和后面的编码解码实际上都是对意义符号的关注。文化研究即是符号化与再现的过程，这些符号的使用和解读是基于社会关系的，是基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文化研究的重点在于流行文化，但是其缺陷在于忽略了媒介生产领域。
编码解码理论告诉我们的是编码和解码可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步骤，可以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意义的生产和意义的解读是脱离的，是可能产生扭曲的。当符号被组合并传送的时候，接收者可能注意到一些传播者并不上心的符号。要想两者有交集，必须进行协商。这个协商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特别在社会性别呈现上，更是如此。
作者在接下来的章节上，介绍了女性主义思潮和媒介争论，集中在三个中心议题：刻板形象、色情和意识形态上。然后作者建构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媒介力量，并对社会性别话语的协商进行了批评。
作者说，当代女性主义的论战焦点，在于媒介的妇女再现。从政治上讲，女权运动是致力于妇女的平等权利与机会的实现，在传播学中，女权运动便是致力于妇女形象在媒介中的构建，尤其是在大众媒介中的构建。作者将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研究分成了三类，即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
那么女性主义者的理论现实基础是什么呢？首先，是受高等教育者中妇女比例偏低；其次是在科学科目中妇女受到歧视；然后，传统的科学批判是带有男性偏见的；接着，是对科学本身的所谓客观和理性提出了质疑；最后，后现代理论的滥觞。
二、作者在这些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是对两个传统的关键概念进行批判。第一个是扭曲。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媒介中女性的刻板形象扭曲了事实，他们呼吁更加真实的女性形象和气质。但是这存在问题。刻板形象并不是她们自己的形象，而是社会实践中习以为常的对于事件、经验、人或物进行识别和分类的一种极端化了的表达。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很多人批判电视中的家庭主妇形象，可是生活中妇女不正是有很大部分人就是家庭主妇么——这迫切需要下一个无法辩驳的定义。因此，作者指出，“扭曲”是个空洞的论调。所谓传播扭曲了社会性别的真实意义，不过是忽略了社会性别矛盾的、抗衡的本质，将媒介在社会性别建构中的作用简单化了。
第二个关键概念是社会化。社会化指个人成为社会主体的多种方式。传统研究中探讨的是含性别偏见的信息内容是否会影响人的社会化。作者指出，传统的研究只看重媒介的影响，而忽视了受众理解大众传媒时具有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行为。受众反应被概念化为接受或拒绝的简单的二元活动。
接着，作者阐述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传播范式——作为仪式的传播。它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作者承认大众媒介发挥的功能远远比再现真实要丰富得多，它们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世界基于并迎合了个人和社会的想象。所谓仪式传播就是通过凭借仪式、共同的历史、信仰和价值来建构一个共同体。第二，社会既是一种客观真实，也作为主观真实存在。“真实”本身就是那些在我们自身的理解感知的没有人也存在的事物。但是人们在理解真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上自我意识、人际关系、行为模式和其他一整套社会实践的产物。这样，经过实践活动，客观的纯粹真实，通过人类的社会活动和意义赋予得以再建构。根据这个理论，女性主义的传播观念必须要革新，就必须考察意义的建立（即编码）和受众的解码过程。这便是开篇的时候作者提出的那几个问题。 三、作者接下来分析了大众传媒的意义生产
作者一再强调，要研究大众传媒意义生产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性别话语在媒介文本中被编码。通过回顾和评估当下的对在媒介产业中工作的女性的研究，作者分析了女性特殊的地位、任务、经验、价值观、报酬和观感等方面所展现的媒介生产的社会性别结构。
作者的论述首先是从一部电视剧开始的。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想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有别于传统的温柔、性感。结果在播出后，遇到巨大怀疑和不信任，电视台非常不满意其中的妇女形象——毫无魅力、在两性间过于主动、单身的工人阶级女性主义者。最后，编剧选择了妥协，去除了女性主义的明显借鉴，回到了传统的能力、才干和性感的形象。
一开始，作者就从经典传播学研究那里找到理论支持，纠正了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媒介生产设置了空前的限制来约束个体传播者的自主性。麦奎尔将其简化成了社会、媒介体制、媒介组织。于是可以得到结论，在媒体中工作的女性，也一样受到某些特殊的需要、组织的惯例和传统的制约，也受制于社会、经济和媒介机构设置的法律环境。因此，传统的女权运动说只要女性全面加入媒介生产过程，就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媒介生产，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在了解了传媒中女性职业者的现状后，作者将目光转向了媒介文本本身。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媒介文本中传递出这样一种女性形象：围着男人转的妻子和主妇；向男人兜售商品的色情促销工具；为悦己者容的人。作者没有完全照搬这种传统的研究结论，而是自主进行了新的文本分析。其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一个是内容分析方法，一个是符号学，主要研究对象则是广告。内容分析法，强调了媒介中所再现的女性有工作或者没有工作，以及女性作为装饰元素的视觉愉悦，符号学则关注妇女表现善恶、渴望与恐惧的能指的力量。
作者分析了几则广告，并没有得出媒介中的妇女形象一定是带有歧视色彩的结论。符号的编码和意义是可以变化的，是可以分离的，至于说如何解读符号，并非是一个固定的过程。
四、作者又研究了受众的心理
作者指出，西方父权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是将女性置于受众（尤其指男性受众）的凝视执行，作为被观看的对象来展示（如色情和软性色情）。把女性物化，建构为窥视愉悦的对象，是他们的传统。
但是作者也讲到，看起来女性会从这样的“观看”中表示出愤怒和其他负面情绪，但实际上，女性自己也会去窥视别人（举了少女们对摇滚明星的狂热的例子）。那么，作为受众来说，就不存在一定好的和一定坏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处在一个相互窥视的过程，并从中获得愉悦。
这部分的研究比较抽象，运用了精神分析方法。不管是男性的观看者还是女性的观看者，都从中找到了满足自己的内容。而他们都对屏幕上的女性形象表达了认同和向往，尽管这种态度的背后的想法并不一样。作者同时并不满足于精神分析，因为这种方法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女性观看者的愉悦。实际上，真实的观众是否会，以及将如何解读取决于她们的特殊的性格特征和观看背景，而不是文本中隐藏的精神分析结果来决定。
女性受众是怎样观看媒介中的男性角色的呢？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对男性身体的观看。在从前绝对的男权社会中，将男性的身体交出来并让女性凝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但事实上，妇女们仍然一直在凝视着男人们。在现在的媒介文本中，为了满足女性的凝视，可以看到特别的展示男性强壮身体的内容，包括了帅气男性的微笑和运动员的体魄。但是作者指出，在父权制的观看结构内，凝视角色的直接对换并不能给女性观看者多少愉悦，不能满足她们的欲望（以《花花小姐》杂志为例）。男性角色必需是具有多面气质的，这样的多重建构使女性受众得以进行意义的协商。
最后，作者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社会性别建构与媒介收视之间的关系。分别是阅读言情小说、电视和家庭、女性观看肥皂剧。通过这些例子的阐述，作者说明了受众分析的重要性。通过受众分析的介绍，作者又一次强调，不能把性别歧视的责任完全推给传播者，社会性别的建构是具有很深刻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也与个人经历、道德与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息息相关。关键是打破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建立起符合整个社会构成和文化实践的研究体系，并汲取各方面的理论，尽可能地考虑各方面的影响。
作者自己也承认，没有准确解答本书所关切的理论和问题。有关被社会性别化了的受众是如何理解被社会性别化的媒介的问题尚未解决。理论上的不健全阻碍了对若干问题的思考，诸如社会性别话语的建构、社会性别与其他话语的交叉、社会性别话语在各种层面的规训和规范效应等议题的探索等等。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作者认为社会性别与传播间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关系，关注意义和价值的协商，而权力和经济不平等是其中的关键要素——媒介是女性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最终也是物质抗争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
关键词：女权主义；媒介；文化研究；编码/解码 ；仪式 ；父权文化
本书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祖仑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专著。作者在书中围绕“社会性别”提出了很多问题。包括社会性别话语如何在不同“阶段”的媒介意义生产中被建构的；社会性别话语是如何被编码于媒介文本；这些媒介文本透露出了哪些意义；这些意义是怎么样被描述的；受众如何在媒介情境中建构社会性别等等。
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新意的观点，即社会性别。她认为社会性别不同于生理性别，它与整个社会的框架和文化背景有关，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在个人的实践中逐渐构建的。而最主要的实践，便是对媒介的接触。祖仑认为，既然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是被人为建构的，那么它作为一种过程和社会互动与权力关系的产物，是可以被分析的。整本书，她便是在诠释这个过程。
祖仑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要放弃过去那种所谓中立的局外人态度，而要一种平等、理解的立场参与女性媒介研究。她还认为必须回归女性的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以女性本身的视角来观察，克服纯粹的经验主义理论研究。
一、作者对旧的女性主义研究进行了梳理
在这部分内容中，作者纤细阐述了自己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根基和源头，同时，结合时下的研究潮流，对女性主义传播学研究作了一些梳理和评判，也指出了这些研究可能导致新的传播范式。
在导论里，祖仑解释了三个概念，即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和编码/解码。作者一开始就指出，很多人以为女性主义者应该反对那种在荧幕或者书本中展现的女性形象。如穿着性感服装演出的歌星，电视剧中的家庭主妇等等。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女性主义者们并不反感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还乐于享受这些。因此，引出了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女性主义呢？作者说，这个概念的界定是很困难的。传统的定义中，都包含有反主流的、解放的词汇。发展到祖仑的时代，作者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原则已受到严峻挑战，女性主义开始出现政治分化。但总的来说，女性主义仍然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是相信社会结构背后一定有一个导致女性受到压迫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中矛头所指的这个因素不尽相同。其次，是社会性别，即关注的不是生理区别，而是一种人类社会关系。然后，权力是他们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分歧不小。
接下来作者简单分析了另一个研究基础，即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和后面的编码解码实际上都是对意义符号的关注。文化研究即是符号化与再现的过程，这些符号的使用和解读是基于社会关系的，是基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文化研究的重点在于流行文化，但是其缺陷在于忽略了媒介生产领域。
编码解码理论告诉我们的是编码和解码可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步骤，可以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意义的生产和意义的解读是脱离的，是可能产生扭曲的。当符号被组合并传送的时候，接收者可能注意到一些传播者并不上心的符号。要想两者有交集，必须进行协商。这个协商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特别在社会性别呈现上，更是如此。
作者在接下来的章节上，介绍了女性主义思潮和媒介争论，集中在三个中心议题：刻板形象、色情和意识形态上。然后作者建构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媒介力量，并对社会性别话语的协商进行了批评。
作者说，当代女性主义的论战焦点，在于媒介的妇女再现。从政治上讲，女权运动是致力于妇女的平等权利与机会的实现，在传播学中，女权运动便是致力于妇女形象在媒介中的构建，尤其是在大众媒介中的构建。作者将女性主义媒介理论研究分成了三类，即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
那么女性主义者的理论现实基础是什么呢？首先，是受高等教育者中妇女比例偏低；其次是在科学科目中妇女受到歧视；然后，传统的科学批判是带有男性偏见的；接着，是对科学本身的所谓客观和理性提出了质疑；最后，后现代理论的滥觞。
二、作者在这些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是对两个传统的关键概念进行批判。第一个是扭曲。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媒介中女性的刻板形象扭曲了事实，他们呼吁更加真实的女性形象和气质。但是这存在问题。刻板形象并不是她们自己的形象，而是社会实践中习以为常的对于事件、经验、人或物进行识别和分类的一种极端化了的表达。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女性形象——很多人批判电视中的家庭主妇形象，可是生活中妇女不正是有很大部分人就是家庭主妇么——这迫切需要下一个无法辩驳的定义。因此，作者指出，“扭曲”是个空洞的论调。所谓传播扭曲了社会性别的真实意义，不过是忽略了社会性别矛盾的、抗衡的本质，将媒介在社会性别建构中的作用简单化了。
第二个关键概念是社会化。社会化指个人成为社会主体的多种方式。传统研究中探讨的是含性别偏见的信息内容是否会影响人的社会化。作者指出，传统的研究只看重媒介的影响，而忽视了受众理解大众传媒时具有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行为。受众反应被概念化为接受或拒绝的简单的二元活动。
接着，作者阐述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传播范式——作为仪式的传播。它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作者承认大众媒介发挥的功能远远比再现真实要丰富得多，它们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这个世界基于并迎合了个人和社会的想象。所谓仪式传播就是通过凭借仪式、共同的历史、信仰和价值来建构一个共同体。第二，社会既是一种客观真实，也作为主观真实存在。“真实”本身就是那些在我们自身的理解感知的没有人也存在的事物。但是人们在理解真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上自我意识、人际关系、行为模式和其他一整套社会实践的产物。这样，经过实践活动，客观的纯粹真实，通过人类的社会活动和意义赋予得以再建构。根据这个理论，女性主义的传播观念必须要革新，就必须考察意义的建立（即编码）和受众的解码过程。这便是开篇的时候作者提出的那几个问题。 三、作者接下来分析了大众传媒的意义生产
作者一再强调，要研究大众传媒意义生产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性别话语在媒介文本中被编码。通过回顾和评估当下的对在媒介产业中工作的女性的研究，作者分析了女性特殊的地位、任务、经验、价值观、报酬和观感等方面所展现的媒介生产的社会性别结构。
作者的论述首先是从一部电视剧开始的。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想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有别于传统的温柔、性感。结果在播出后，遇到巨大怀疑和不信任，电视台非常不满意其中的妇女形象——毫无魅力、在两性间过于主动、单身的工人阶级女性主义者。最后，编剧选择了妥协，去除了女性主义的明显借鉴，回到了传统的能力、才干和性感的形象。
一开始，作者就从经典传播学研究那里找到理论支持，纠正了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想法。媒介生产设置了空前的限制来约束个体传播者的自主性。麦奎尔将其简化成了社会、媒介体制、媒介组织。于是可以得到结论，在媒体中工作的女性，也一样受到某些特殊的需要、组织的惯例和传统的制约，也受制于社会、经济和媒介机构设置的法律环境。因此，传统的女权运动说只要女性全面加入媒介生产过程，就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媒介生产，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在了解了传媒中女性职业者的现状后，作者将目光转向了媒介文本本身。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媒介文本中传递出这样一种女性形象：围着男人转的妻子和主妇；向男人兜售商品的色情促销工具；为悦己者容的人。作者没有完全照搬这种传统的研究结论，而是自主进行了新的文本分析。其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一个是内容分析方法，一个是符号学，主要研究对象则是广告。内容分析法，强调了媒介中所再现的女性有工作或者没有工作，以及女性作为装饰元素的视觉愉悦，符号学则关注妇女表现善恶、渴望与恐惧的能指的力量。
作者分析了几则广告，并没有得出媒介中的妇女形象一定是带有歧视色彩的结论。符号的编码和意义是可以变化的，是可以分离的，至于说如何解读符号，并非是一个固定的过程。
四、作者又研究了受众的心理
作者指出，西方父权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是将女性置于受众（尤其指男性受众）的凝视执行，作为被观看的对象来展示（如色情和软性色情）。把女性物化，建构为窥视愉悦的对象，是他们的传统。
但是作者也讲到，看起来女性会从这样的“观看”中表示出愤怒和其他负面情绪，但实际上，女性自己也会去窥视别人（举了少女们对摇滚明星的狂热的例子）。那么，作为受众来说，就不存在一定好的和一定坏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处在一个相互窥视的过程，并从中获得愉悦。
这部分的研究比较抽象，运用了精神分析方法。不管是男性的观看者还是女性的观看者，都从中找到了满足自己的内容。而他们都对屏幕上的女性形象表达了认同和向往，尽管这种态度的背后的想法并不一样。作者同时并不满足于精神分析，因为这种方法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女性观看者的愉悦。实际上，真实的观众是否会，以及将如何解读取决于她们的特殊的性格特征和观看背景，而不是文本中隐藏的精神分析结果来决定。
女性受众是怎样观看媒介中的男性角色的呢？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对男性身体的观看。在从前绝对的男权社会中，将男性的身体交出来并让女性凝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但事实上，妇女们仍然一直在凝视着男人们。在现在的媒介文本中，为了满足女性的凝视，可以看到特别的展示男性强壮身体的内容，包括了帅气男性的微笑和运动员的体魄。但是作者指出，在父权制的观看结构内，凝视角色的直接对换并不能给女性观看者多少愉悦，不能满足她们的欲望（以《花花小姐》杂志为例）。男性角色必需是具有多面气质的，这样的多重建构使女性受众得以进行意义的协商。
最后，作者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社会性别建构与媒介收视之间的关系。分别是阅读言情小说、电视和家庭、女性观看肥皂剧。通过这些例子的阐述，作者说明了受众分析的重要性。通过受众分析的介绍，作者又一次强调，不能把性别歧视的责任完全推给传播者，社会性别的建构是具有很深刻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也与个人经历、道德与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息息相关。关键是打破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建立起符合整个社会构成和文化实践的研究体系，并汲取各方面的理论，尽可能地考虑各方面的影响。
作者自己也承认，没有准确解答本书所关切的理论和问题。有关被社会性别化了的受众是如何理解被社会性别化的媒介的问题尚未解决。理论上的不健全阻碍了对若干问题的思考，诸如社会性别话语的建构、社会性别与其他话语的交叉、社会性别话语在各种层面的规训和规范效应等议题的探索等等。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作者认为社会性别与传播间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关系，关注意义和价值的协商，而权力和经济不平等是其中的关键要素——媒介是女性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最终也是物质抗争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