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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军”，这个古代的兵种，如今有了越来越多的延伸演绎。作为企业营销、产品推广、文娱运营的常见手段，网络水军已为大众所熟知，而另一种商业水军，则隐藏在水面之下，肆意扰乱营商环境。
11月28日，在浙江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20数字化治理高峰论坛上，南都新业态法治研究中心发布了《危害创业创新、破坏营商环境的“商业水军群组”观察治理报告》（下稱《报告》）。《报告》指出，一些商业水军群组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破坏网络生态和商业秩序，滋扰商家创业创新，导致线上线下商业运营和消费者服务秩序混乱，影响用户的真实选择，干扰损害执法体系，成为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的“堵点”。
《报告》呼吁，清除这些群体的滋生土壤和利益链，需要社会共治，用创新数字化技术手段精细化治理。建议各互联网平台自觉承担责任，针对不同群体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策略;尤其是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社交平台，更应加大对商业水军策源地社交群组的监管力度。
“索赔”金额可砍价，
商家从6000元砍到300元
《报告》显示，近年来，网络上存在大量黑灰产从业者，他们依托社交群组招募人员、组织培训、分发任务，采取批量虚设行为主体、虚构商业行为等方式，破坏正常商业秩序、误导消费者、干扰损害执法体系。
这些团体从事的黑灰产具体包括网络传销诈骗、污染数据、恶意评价、恶意投诉、黄牛党、羊毛党等方面，覆盖短视频、外卖、电商、社交、生活服务等各类线上平台和线下交易、服务场景，成为危害创业创新、破坏营商环境的商业水军群组。
恶意评价、羊毛党、黄牛党等商业水军，每次涉及的金额不大，往往达不到立案标准，但频次繁多，且令人防不胜防，给商家造成了很大困扰。
据报道，在外卖平台开店的商家赵先生近日遭遇了恶意评价，对方索要1800元未果，他的新店被恶意差评连续攻击近半个月，导致店铺的评分和销量急转下降。与此同时，广州另一家店铺店主也称接到了恶意评价者打来的敲诈勒索电话，店主称最终支付1300元“赔偿费”息事宁人。恶意评价并非新现象。这些团伙利用平台的评分规则和店主对差评的恐惧心理，实施敲诈勒索;有的活跃在社交群组中招揽客户，提供“刷评”服务，如收费替人打压竞争店铺，不到1000元即可购买30个左右的“差评”。
恶意投诉同样让商家们深恶痛绝，不少商家遭到商业水军的恶意勒索。
深圳某食品店主林先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他前段时间就收到一个产品无中文标签的投诉，其商品明明有中文标签，但投诉者坚称没有，并向工商局、税务局投诉，最终到法院上诉。“他的目的就是要求10倍赔偿。我们积极配合工商部门、税务部门的处理解决了问题，这个‘打假人’也从索赔6000块钱降到2000块钱、1000块钱，最后降到300块钱。”
林先生说，考虑到当时处于大促期间，团队分身乏术，就给了对方300元。结果一段时间后法院的传票又来了，对方说没有达到“想要的”，“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后来我选择了硬刚，他看我硬起来就偃旗息鼓了。”
林先生介绍，法律规定投诉人可以在当地的法院对商家进行异地起诉，若应诉，车费、路费、律师费、时间等，对商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成本，大部分商家遇到诉讼，一般就老老实实地给钱了。
“索赔”成功后，
同步到上千人社交群组
据央广网报道，近年来，全国每年仅市场监管系统收到的恶意投诉举报就多达100多万件。根据对各类平台的调研，商家私下妥协的在500万件以上。
这些恶意投诉不仅滋扰商家，对执法监管部门的正常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报告》显示，2014年，上海执法机关收到职业打假类投诉举报867件，占投诉举报的比重仅为1.9%;2017年，职业打假类投诉举报升至41201件，占比17.9%;2018年上半年，职业打假类投诉举报已达61939件，占比30.6%。
一些商业水军甚至公开开设“培训班”，专门传授怎么选择商家、怎么准备举报材料、怎么跟商家进行谈判、怎么举报等全流程“专业知识”，并从学员的敲诈索赔款中收取提成。
据媒体报道，在社交平台上，通过关键字搜索，就可以找到多个针对某外卖平台的“差评”或“刷评”群，在群里发布“刷评需求”，就会有人私信联系。一个自称“专业刷单刷评”的账号称，其手下有多个刷单群，付钱后当天即可进行刷单，“（外卖）刷销量和带字好评4元一条，量大优惠。”
大多外卖店主找过来都是给店铺刷销量和好评，但如果需要打击竞争对手，刷评团队也可以给竞争对手店铺刷差评，差评价格为每条6元，且需负担点餐费。在问及30个差评会对一个外卖店铺造成多大的影响时，对方称，“大店肯定销量下降很多，小店可能开不下去了。”
被商业水军投诉赔钱后接连遭到相似投诉的情况，电器商家岑先生也同样遇到过。
“有一次遇到买家私下联系我们，说我们宣传违规，我也慌了，就赔了500块钱。没想到这一次的‘妥协’却是噩梦的开始。自那以后，几乎每个月都会遇到这种帮助我们找问题的‘买家’，而且有时候一天就遇到好几个。” 岑先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岑先生介绍，现在很多商业水军是团伙作案，一旦从一个商家那里拿到了钱，就可能在上千人的群中同步分享，把商家当成“提款机”，让商家不胜其烦。
发展“下线”抽提成，
黑灰产从业“传销化”
《报告》介绍，调查发现，各类社交平台隐藏着大量的黑灰产从业者，他们从各类社交群组中发起对数字经济各类商业场景的干扰，谋取不当利益。社交群组已经成为商业水军的隐蔽聚集地，给营商环境、社会公共资源、社会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比如，在社交群组中搜索“刷”，出现上千个刷量群组，比如刷分、刷赞、刷销量等;搜索“撸货”，出现上千个黄牛党群组;搜索“羊毛”，出现数百个“羊毛党”群组。
据悉，一些商业水军还会分析每个社交电商、消费经验分享等平台的内容收录规则，雇用兼职写手，将其拉入社交群组中，对群主指定的商品相关帖子收藏、点赞和评论，兼职写手完成后把截图发给群主，就可以获得这一单的酬劳。
这些造假产业链，分布在多个社交平台，业务范围广泛。一些“服务”还可以开通分站成为代理，发展自己的下级代理、收取提成，成为疑似传销模式。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职业差评师案做出了一审判决。法院查明，2018年4月，被告人蒋某龙在多个电子商务平台上挑选有“瑕疵”的商品，组织学员恶意下单购买，学员收货后即以产品质量不合格、宣传与商品实际不符等理由，威胁店铺商家，实施敲诈勒索。蒋某龙则除自己购买商品实施敲诈勒索外，还先后发动学员恶意购买数十家网店的商品索赔获利，并从学员获利中提成或从雇请其打压竞争商铺的人员处获得报酬。另一被告人汤某浩则是蒋某龙的学员，三次恶意购买数家网店的商品，以给差评并向工商投诉为由敲诈卖家。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蒋某龙、汤某浩有期徒刑两年、一年，分别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5000元。
打击商业水军群组，
社交平台应承担主体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副主任、北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朱巍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商业水军群组利用商家、消费者对现代商业中流量、评价等数据体系的信任、忌惮，滥用合法权益、扰乱商业秩序，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
他用近日热词“社会性死亡”来描述商业水军对商业造成的伤害：“社会性死亡”，原指某人与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完全断绝或被完全遗忘，现在已演变为一些人以主观故意的方式诱导网络舆论对个体进行攻击从而导致其在互联网上的“死亡”，“社会性死亡”工具化背后的危害引发了社会集体性反思。
他评论称，当职业勒索人意欲侵害他人经济利益，利用投诉或者法律诉讼，在最终结果出来前，就以传播矩阵等方式点燃社会舆论，发泄民众极端情绪时，这种群体性狂欢带来的“社会性死亡”，毫无疑问已成为一种威胁，成为谋财害命的工具。
朱巍表示，商业水军分工明确，聚集在社交群组中，一旦发现某个商业场景中有机可乘，就会群起对该场景的商家发动攻击，针对这一现象需要多方共治，尤其是社交平台，更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加大治理力度。“社交平台有义务进行监管、铲除商业水军群组的生存土壤，要像治理网络色情一样治理商业水军群组。”他说。
对此，央视新闻评论称，随着各种新型互联网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互联网平台责任讨论的深入，“技术中立”“平台中立”的观点开始不断得到修正。大家逐渐达成一个共识：技术与平台没有价值观，但技术与平台背后的人有价值观。平台向善还是作恶，离不开人的把控。
评論认为，打击社交群组中的“商业水军”，平台更要承担主体责任，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打击“商业水军”，从源头消灭网络黑灰产。在这方面，平台有先天的技术优势，譬如可以利用关键词屏蔽、大数据分析等手段，甄别商业水军群组的违规行为，一旦发现异常，便可以对这些商业水军群组“定点爆破”，永久关闭。当然，技术治理之外，也需配备一定的人工审核力量，弥补技术审核的漏洞，为打击商业水军群组上好“双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