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严格意义上来说，自古至今新疆自铸的铜币基本上都可以称为“红钱”，但在清代却是个专有名词。平定准噶尔叛乱，标志着西域又一次真正、完全地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在纯铜打制的准噶尔普尔的基础上，重铸的象征中央政府主权的红钱走上了历史舞台，从此拉开了新疆钱币逐步由“币制双轨制”走向全疆统一、全国统一的近代化进程。当然，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864年开始，发生了延续10余年的“同治新疆回乱”，在这期间，南疆割据政权和外国侵略者阿古柏政权各自铸造的钱币，更是特殊时期的历史见证。
“因其俗”的“特区”红钱
“新疆红钱”是对清代在新疆本地用红铜铸造的外圆方孔钱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清末新疆建省后，“红钱”成为官方公文中的正式用语，具有了自己特定的含义。
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乾隆帝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府，总领天山南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当时戍边将军兆惠奏请“或即照回钱体质，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乾隆帝批准了兆惠奏折，还将所呈钱文的式样“交钱局铸造二百文发往为式”。随即，清廷首先在叶尔羌设立铸钱局，铸行“乾隆通宝”红钱，将新疆所有流通的各种各样的货币统一回收，铸造背后有回文与满文“叶尔羌”字样的“乾隆通宝”。这是新疆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币制统一，闻名遐迩的“新疆红钱”由此诞生，并开始在南疆地区流通。
由于南疆地区曾长期习用旧普尔钱，本着“利于旧钱的回收、便于新钱的流通，从而保持新收复地区的稳定”的方针，新改铸的红钱在铜质、币值、重量方面均同于旧钱（准噶尔钱币）。用乾隆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形犹腾格（指旧普尔）因其俗，宝铸乾隆奉此同。”
红钱最早在南疆地区的铸行，就是清政府把“奉此同”的原则与“因其俗”的灵活性结台起来的一种尝试。
新铸红钱的规定式样为：“轮廓方孔，如制钱式”；而铸“乾隆通宝”四字为汉文，幕（背面）铸地名为满文及回文；每枚重二钱。叶尔羌本身不产铜，是靠销毁旧普尔钱铸的。钱正面汉文“乾隆通宝”，背文穿右是维吾尔文“叶尔羌”，穿左为满文，因当时译音不准，所以将地名铸成了“叶尔奇木”，两年后才改铸为“叶尔羌”。背面铸满文的“叶尔奇木”钱文高隆清晰，钱体厚重，铜度纯净，色泽滋润，极罕见，是为珍品。
乾隆二十六年，再设阿克苏钱局，乾隆三十年时，阿克苏局迁到乌什，立乌什局。
南疆红钱
新铸红钱为浇铸而成圆形方孔，铭文为汉、满、维三种文字的中国统一的制钱体系钱币，红钱直径约为24毫米，厚为2毫米，即略大于旧普尔，却比旧普尔薄。与内地制钱相比，红钱“悉系提净红铜而成”，将生铜原料经过土法提炼，不加铅锡，浇铸钱模，即得红钱，所以红钱的含纯铜量一般在百分之九十左右。而内地制钱在铸造时要掺进铅、锡、锌等配料，一般是“铅四铜六”，即铅锡等占百分之四十，原铜占百分之六十，呈黄色，故俗称“黄钱”。红钱初铸时，均为二钱，即制钱一文的重量为一钱二分。在清代前期，红钱与制钱的比价最初为1：10，后变为1：5，即一枚红钱可换五枚制钱，这种比价关系一直延续至清代末期。
自古以来南疆都是新疆农业经济和商贸较为发达的地区，和北疆广大牧区“以物易物”、货币需求极小的情况不同，南疆的钱币使用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因此，在货币铸造和使用上，清政府算是“特事特办”了。清政府严格规定，红钱仅限于新疆南八城（库车、阿克苏、焉耆、乌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通行，“若过托克逊，则与制钱一例也”。也就是说，一文红钱只能当一文制钱使用了。从存世实物看，清代时新疆先后有叶尔羌、阿克苏、乌什、库车、喀什等五个铸钱局开铸“乾隆通宝”红钱，直径一般在2.4厘米至2.6厘米，重3.6克至4.8克，与内地小平制钱相似，略显厚重。新疆红钱自乾隆朝开始，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到宣统都铸行过乾隆通宝和年号“红钱”，前后约150年的历史。
万里加锡的北疆制钱
前面讲到红钱南疆八城流通，那么从平定准噶尔叛乱一直到阿古柏入侵前，北疆以及天山南路的吐鲁番等地的钱币又是什么情况呢？
北疆地区自古游牧文化氛围浓厚，当时北疆的厄鲁特、哈萨克、布鲁特等游牧民族基本上都没有使用金属货币的习惯。清政府与他们的贸易交换，是采用实物货币，即“绢马贸易”的形式。因此，在叶尔羌开铸红钱的时候，北疆地区除了驻军和随军商人使用内地带来的制钱外，就地铸行钱币还没有列上伊犁将军府的日程。
乾隆用兵新疆之时，“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一切取供于商”，这些商人带来了不少制钱，成为制钱入疆的一个重要媒介。伊犁将军府建立后，在北疆伊犁一线，派出了从关内调来的满、蒙、锡伯、索伦和汉族组成的军队，携带眷属在那里定居，实行“军屯”。“军屯”之外，又有“民屯”。北疆军民中，从内地来的人很多，他们惯用制钱，在北疆地区无形中形成了“制钱地带”。鉴于这些原因，加之分区管理的行政制度不同，清政府决定在北疆一律使用制钱。制钱流通的范围，西至伊犁，东至哈密，中间包括迪化（乌鲁木齐）、古城（奇台）、镇西（巴里坤）和天山南路的吐旨番。
全部依靠内地制钱流入的偌大的北疆地区，在“生齿日繁”、经济上逐渐恢复发展的情况下，仅仅依赖内地制钱显然不能顺应发展形势，就地设局铸造制钱的问题便被摆上了议事日程。
在红钱铸行南疆16年后，清廷综合南疆所铸钱文“概用红铜”用料太多，伊犁地区当时并未发现铜矿，“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处，直逼内地，此一带地方市用皆系制钱”，必须色样相同才便于“掺杂搭用，以重久远”等多方面情况，决定在北疆地区拟铸行铜六铅四的制钱。但当时伊犁只产黑铅，铸造制钱的白铅与点锡“从无货卖”，从内地购买转运白铅“必须由西安委员远赴湖北汉口搭买递运陕省，转运哈密，又由驿站递解，需用白铅既多，运费又大，所费太重”，而点锡用量极少，从内地采购由“西安遇便搭解”，不需要开销运费。最后，清朝中央政府拿出了“以体质坚硬之红铜，配以柔软之黑铅铸造，微加点锡，轮廓肉好即可适用”新疆制钱方案。
“因其俗”的“特区”红钱
“新疆红钱”是对清代在新疆本地用红铜铸造的外圆方孔钱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清末新疆建省后，“红钱”成为官方公文中的正式用语，具有了自己特定的含义。
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乾隆帝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府，总领天山南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当时戍边将军兆惠奏请“或即照回钱体质，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乾隆帝批准了兆惠奏折，还将所呈钱文的式样“交钱局铸造二百文发往为式”。随即，清廷首先在叶尔羌设立铸钱局，铸行“乾隆通宝”红钱，将新疆所有流通的各种各样的货币统一回收，铸造背后有回文与满文“叶尔羌”字样的“乾隆通宝”。这是新疆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币制统一，闻名遐迩的“新疆红钱”由此诞生，并开始在南疆地区流通。
由于南疆地区曾长期习用旧普尔钱，本着“利于旧钱的回收、便于新钱的流通，从而保持新收复地区的稳定”的方针，新改铸的红钱在铜质、币值、重量方面均同于旧钱（准噶尔钱币）。用乾隆自己的诗句来说，就是“形犹腾格（指旧普尔）因其俗，宝铸乾隆奉此同。”
红钱最早在南疆地区的铸行，就是清政府把“奉此同”的原则与“因其俗”的灵活性结台起来的一种尝试。
新铸红钱的规定式样为：“轮廓方孔，如制钱式”；而铸“乾隆通宝”四字为汉文，幕（背面）铸地名为满文及回文；每枚重二钱。叶尔羌本身不产铜，是靠销毁旧普尔钱铸的。钱正面汉文“乾隆通宝”，背文穿右是维吾尔文“叶尔羌”，穿左为满文，因当时译音不准，所以将地名铸成了“叶尔奇木”，两年后才改铸为“叶尔羌”。背面铸满文的“叶尔奇木”钱文高隆清晰，钱体厚重，铜度纯净，色泽滋润，极罕见，是为珍品。
乾隆二十六年，再设阿克苏钱局，乾隆三十年时，阿克苏局迁到乌什，立乌什局。
新铸红钱为浇铸而成圆形方孔，铭文为汉、满、维三种文字的中国统一的制钱体系钱币，红钱直径约为24毫米，厚为2毫米，即略大于旧普尔，却比旧普尔薄。与内地制钱相比，红钱“悉系提净红铜而成”，将生铜原料经过土法提炼，不加铅锡，浇铸钱模，即得红钱，所以红钱的含纯铜量一般在百分之九十左右。而内地制钱在铸造时要掺进铅、锡、锌等配料，一般是“铅四铜六”，即铅锡等占百分之四十，原铜占百分之六十，呈黄色，故俗称“黄钱”。红钱初铸时，均为二钱，即制钱一文的重量为一钱二分。在清代前期，红钱与制钱的比价最初为1：10，后变为1：5，即一枚红钱可换五枚制钱，这种比价关系一直延续至清代末期。
自古以来南疆都是新疆农业经济和商贸较为发达的地区，和北疆广大牧区“以物易物”、货币需求极小的情况不同，南疆的钱币使用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因此，在货币铸造和使用上，清政府算是“特事特办”了。清政府严格规定，红钱仅限于新疆南八城（库车、阿克苏、焉耆、乌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通行，“若过托克逊，则与制钱一例也”。也就是说，一文红钱只能当一文制钱使用了。从存世实物看，清代时新疆先后有叶尔羌、阿克苏、乌什、库车、喀什等五个铸钱局开铸“乾隆通宝”红钱，直径一般在2.4厘米至2.6厘米，重3.6克至4.8克，与内地小平制钱相似，略显厚重。新疆红钱自乾隆朝开始，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到宣统都铸行过乾隆通宝和年号“红钱”，前后约150年的历史。
万里加锡的北疆制钱
前面讲到红钱南疆八城流通，那么从平定准噶尔叛乱一直到阿古柏入侵前，北疆以及天山南路的吐鲁番等地的钱币又是什么情况呢？
北疆地区自古游牧文化氛围浓厚，当时北疆的厄鲁特、哈萨克、布鲁特等游牧民族基本上都没有使用金属货币的习惯。清政府与他们的贸易交换，是采用实物货币，即“绢马贸易”的形式。因此，在叶尔羌开铸红钱的时候，北疆地区除了驻军和随军商人使用内地带来的制钱外，就地铸行钱币还没有列上伊犁将军府的日程。
乾隆用兵新疆之时，“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一切取供于商”，这些商人带来了不少制钱，成为制钱入疆的一个重要媒介。伊犁将军府建立后，在北疆伊犁一线，派出了从关内调来的满、蒙、锡伯、索伦和汉族组成的军队，携带眷属在那里定居，实行“军屯”。“军屯”之外，又有“民屯”。北疆军民中，从内地来的人很多，他们惯用制钱，在北疆地区无形中形成了“制钱地带”。鉴于这些原因，加之分区管理的行政制度不同，清政府决定在北疆一律使用制钱。制钱流通的范围，西至伊犁，东至哈密，中间包括迪化（乌鲁木齐）、古城（奇台）、镇西（巴里坤）和天山南路的吐旨番。
全部依靠内地制钱流入的偌大的北疆地区，在“生齿日繁”、经济上逐渐恢复发展的情况下，仅仅依赖内地制钱显然不能顺应发展形势，就地设局铸造制钱的问题便被摆上了议事日程。
在红钱铸行南疆16年后，清廷综合南疆所铸钱文“概用红铜”用料太多，伊犁地区当时并未发现铜矿，“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处，直逼内地，此一带地方市用皆系制钱”，必须色样相同才便于“掺杂搭用，以重久远”等多方面情况，决定在北疆地区拟铸行铜六铅四的制钱。但当时伊犁只产黑铅，铸造制钱的白铅与点锡“从无货卖”，从内地购买转运白铅“必须由西安委员远赴湖北汉口搭买递运陕省，转运哈密，又由驿站递解，需用白铅既多，运费又大，所费太重”，而点锡用量极少，从内地采购由“西安遇便搭解”，不需要开销运费。最后，清朝中央政府拿出了“以体质坚硬之红铜，配以柔软之黑铅铸造，微加点锡，轮廓肉好即可适用”新疆制钱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