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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关注女性文学的人恐怕都会有一种感觉：80年代后华文女性文学确乎是一种世纪末的“华丽”。而这种“华丽”从张爱玲就开始了。“华丽”在张爱玲笔下，是渗透苍凉情调的色是，是富含暗示性的纷繁意象，而且她能从女性的情趣所在、敏感所向，体悟人性和人的生存境况，小说的氛围也由此变得浓重。
关键词：女性 物化 葛薇龙
她的精致而又沉重的华丽，带着世纪末的悲哀和荒凉，文章从一开始就营造这种氛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文章的一头一尾完美的呼应，暗示结局，文章结尾写道：“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里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不仅是主人公的人生走向毁灭，这座城也即将走向毁灭。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被现代性所异化，她们的爱欲往往是被物欲所吞噬，女性在她的笔下不是天使与慈母的象征，而是被物化了的现代机器，人与人之间是算计，是利益，所谓的亲情和爱情在这座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下被解构，一切来往都是无意义的，只有金钱是直接可见可感的。城市化大流的冲刷下，人的实际感觉是不重要的，人的生存意义不再有人去细细追思，取而代之的是人被物所绑架，在物质的包裹下，看不到真实的灵魂，也没有时间去感受。
我想从现代性范畴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时间与空间为切入点，去分析都市的特征是如何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中体现出来的，而文本中的都市空间感给女性人物带来了何种变化。不难发现文中的时间发展线索是现代性、西式化的，文中不仅以公历时间计时，更以西方的的节日——耶诞节为节点，暗示了葛薇龙的彻底沦陷，她决定不回上海，而是留在香港继续这种糜烂的生活，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很清楚自己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但是她已无法自控，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她彻底被这个物欲的世界给吞没。
城市发展得很快，现代化的节奏拉扯着人们往前走，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作者讽刺性的写道物欲世界中人性的觉醒可能只存在于一根香烟点亮的那一短暂的瞬间：“他把自己的那只手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来，烟卷儿衔在嘴里，点上火。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里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这个城市的光明与人性只存在于一瞬间，抓不住也留不下，作者想强调的是这种生活在被殖民的时空中、强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本就是虚妄的。
以空间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衣橱”到后来的园会到最后香港的上流社会，这些物欲的象征的升级也代表着葛薇龙一步一步地走向欲望的深渊。魔鬼制造幻象，葛薇龙走向诱惑。“那间房，屋小如舟，被那音波推动着，人在屋里，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地一件一件试穿着，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发热，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作家制造了一种天上人间的幻象，这个时候依旧单纯懵懂的葛薇龙仿佛一脚踏进了天堂，还带着一丝学生气，也带着一份清醒，那就是她的姑妈用买妓女的手段来引诱她进入这个华丽的窑子，这个时候选择权依旧在她手上。“衣橱里黑沉沉的，丁香末子香得使人发晕。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幽闲、无所谓时间。衣橱里没有窗外那爽朗的清晨，那板板的绿草地，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这里把衣橱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静止化了，华丽衣橱世界里时间是静止的，它的过分美丽和具有迷惑性的丁香味腐朽掉人心，人一旦埋头就会被蛊惑，激起欲望之心，从此心里住了一只蛊虫，在你的肉体里剜着爬着，随时提醒你纵享物欲的快乐，而忘记真实的痛痒。果然，“葛薇龙在衣橱里一混就是两三个月，她得了许多穿衣服的机会，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对于她，不过是炫弄衣服的机会罢了。”这里的人享受着受物质的操纵，她开始被浮华引诱得眩晕，要说还剩一丝清醒的话，那就是她还在天真的希望通过读书来摆脱被操纵的命运：“你说我念书太辛苦了。你不是不知道的，我在外面應酬，无非是碍于姑妈面上，不得不随和些。我念书，那是费了好大的力，才得了这么个机会，不能不念出点成绩来。”这也许也只是她自欺欺人罢了，因为她说着这话的同时却企图在唱诗班里找到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物质需求的男子，她对于姑妈身边的那些男人是看不上的，因为她要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靠山，但在这个利益社会里哪里能找出一个这样标准的人呢，到这里，葛薇龙都还是在企图成为命运的操纵者。直到唱诗班的对象被姑妈抢走，乔琪打着爱的旗号的引诱和司徒协与姑妈的交易统统被她识破后，她发现在这几个男人身上都无法满足自己幻想的时候，她沦陷了，她是在几度权衡之下为自己的下一步做了打算：“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一个有钱的又合意的丈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单找一个有钱的罢，梁太太就是个榜样。梁太太是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永远填不满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但她求爱的方式，在年轻人的眼光中看来是多么可笑。薇龙不愿意有一天变成这么一个人。”这一段极尽讽刺：薇龙知道自己回不去从前，所以“她脸上带着一点笑，眼睛却是死的”，最后安慰说服自己下的定论是“她对爱认了输”。在这场没有“爱”的角逐里主人公竟然觉得自己是对爱认了输，她已经麻木到认不清现实和窥探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了，她本是物欲的牺牲品，但最后却成了这个欲望世界的帮凶。
“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葛薇龙彻底学会了梁太太那一套，延续着她傀儡般的生活，她也有那么一时会感觉到快乐，至于这种快乐真不真实呢，可能也未必。她在妓女身上看到了那不真实的光与影，她看到自己与她们没分别，但是她又自我解嘲地说到：“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的，我是自愿的！”这句话如当头棒喝，“她笑着”，现实生活的痛苦和欲望的无法满足让她已经承受不起，她只能选择麻木的笑，笑自己成为了物质的奴隶，葛薇龙已经自如地融入了当初她很抗拒的生活，她丧失了灵魂，只剩下一副躯壳。从初见姑妈难堪得笑不出来，到被现实逼到笑得勉强再到现在自如的笑，是作者对生活看穿后的嘲讽，人在这种畸形的社会里已被异化成越痛苦越能没心没肺的笑，真是可悲可笑。 城市的背后反映的是城市文化，这个时候的一种荒诞的文化组合搭配正是一种西式化的象征意象与东方象征意象交缠在一起，也正是那个时候身处上海沦陷区或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都市人的一种中西混杂的体验的反射。
葛薇龙到姑妈家看到中西混合的结构：“修剪的齐齐整整的花园里种了常青树，却又种着英国玫瑰；杜鹃花的外面是那浓蓝的大海和白色的大船。房子构造虽像最摩登的电影院，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这种颜色、地域不调和强烈的对照给人一种眩晕和不真实的感觉，实际上也是为葛薇龙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她被这物质堆砌的宫殿一般的幻象给冲昏了头脑，尽管她知道这一切是海市蜃楼，但是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扑了进去，飞蛾扑火不是一蹴而就的，她慢慢地沦陷，直至无法摆脱。正如她姑妈，如魔鬼一般存在的梁太太所说：“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怕是回不去了。”言语举止间充满了天主教的戏剧化气氛，这是多么的具有反讽的一幕啊，在这物欲的都市中，连天使与魔鬼也被解构了，哪里还有什么天使，这一切都不过是欲望的化身。
走进屋内，也是“西式布置加中国摆设”，这种滑稽的组合搭配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是具有殖民地色彩的象征。甚至透过葛薇龙早期的装扮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殖民地特色：她穿着满清末年式样的中学制服，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爱时髦的葛薇龙在竹布衫外加上一件绒线背心，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让人觉得更加非驴非马，不伦不类。随着西方文化的大举涌入，富有中国情调的那一支显得有些“过时了”。从葛薇龙急切地想要从“粉蒸肉”（粉白的上海女人）那一型转变成为“糖醋排骨”（新时代的健康肤色）一流便可知，那个时候的市民状态无一不是有些“崇洋媚外”的。以上层人为例，学着西方上流社会举办园会，“园会一举，还是英国十九世纪的遗风。夏季风和日暖的时候，女人们戴了宽檐帽，配了过时的绢花，丝质手套，斯斯文文，衣冠楚楚在庄园里僵僵地谈话。”梁太太的园会则是福字大灯笼，灯笼混合着遮阳伞，佣人拖着大辫用银盘托着鸡尾酒、茶点。作者对这种中西不协调的混合不无调侃讽刺，背后反映的是作者对尴尬的被殖民身份的控诉。她看到这座城市现代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不堪的一面，因为这种现代性是畸形的，发育不良的产物。所以在《倾城之恋》中她宁愿选择毁灭掉这座城。
我们可以从葛薇龙的变化看到这座城市在被殖民的背景下是怎样逐步走向现代化、物质化，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之于作家是汇聚了她的都市体验，是物欲的象征，是被现代性打上了欲望都市记号的所在，是被灌注了西方文化的东方城市，自身的糟粕还没办法完全祛除，而向外吸收又不完全，导致一种畸形的变種出现，人被异化，世界也变得似真非真了。
参考文献
[1]《倾城之恋》，张爱玲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
[2]许玲玲.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J].教育观察，2013，2（7）.
[3]刘莹.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解读 [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11，30（70）.
[4]杨韵.简析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以环境描写为中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7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女性 物化 葛薇龙
她的精致而又沉重的华丽，带着世纪末的悲哀和荒凉，文章从一开始就营造这种氛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文章的一头一尾完美的呼应，暗示结局，文章结尾写道：“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里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不仅是主人公的人生走向毁灭，这座城也即将走向毁灭。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被现代性所异化，她们的爱欲往往是被物欲所吞噬，女性在她的笔下不是天使与慈母的象征，而是被物化了的现代机器，人与人之间是算计，是利益，所谓的亲情和爱情在这座物欲横流的大都市下被解构，一切来往都是无意义的，只有金钱是直接可见可感的。城市化大流的冲刷下，人的实际感觉是不重要的，人的生存意义不再有人去细细追思，取而代之的是人被物所绑架，在物质的包裹下，看不到真实的灵魂，也没有时间去感受。
我想从现代性范畴中最重要的两个维度——时间与空间为切入点，去分析都市的特征是如何在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中体现出来的，而文本中的都市空间感给女性人物带来了何种变化。不难发现文中的时间发展线索是现代性、西式化的，文中不仅以公历时间计时，更以西方的的节日——耶诞节为节点，暗示了葛薇龙的彻底沦陷，她决定不回上海，而是留在香港继续这种糜烂的生活，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很清楚自己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但是她已无法自控，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她彻底被这个物欲的世界给吞没。
城市发展得很快，现代化的节奏拉扯着人们往前走，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作者讽刺性的写道物欲世界中人性的觉醒可能只存在于一根香烟点亮的那一短暂的瞬间：“他把自己的那只手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来，烟卷儿衔在嘴里，点上火。火光一亮，在那凛冽的寒夜里，他的嘴里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时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这个城市的光明与人性只存在于一瞬间，抓不住也留不下，作者想强调的是这种生活在被殖民的时空中、强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本就是虚妄的。
以空间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衣橱”到后来的园会到最后香港的上流社会，这些物欲的象征的升级也代表着葛薇龙一步一步地走向欲望的深渊。魔鬼制造幻象，葛薇龙走向诱惑。“那间房，屋小如舟，被那音波推动着，人在屋里，飘飘荡荡，心旷神怡。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地一件一件试穿着，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发热，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作家制造了一种天上人间的幻象，这个时候依旧单纯懵懂的葛薇龙仿佛一脚踏进了天堂，还带着一丝学生气，也带着一份清醒，那就是她的姑妈用买妓女的手段来引诱她进入这个华丽的窑子，这个时候选择权依旧在她手上。“衣橱里黑沉沉的，丁香末子香得使人发晕。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幽闲、无所谓时间。衣橱里没有窗外那爽朗的清晨，那板板的绿草地，那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这里把衣橱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静止化了，华丽衣橱世界里时间是静止的，它的过分美丽和具有迷惑性的丁香味腐朽掉人心，人一旦埋头就会被蛊惑，激起欲望之心，从此心里住了一只蛊虫，在你的肉体里剜着爬着，随时提醒你纵享物欲的快乐，而忘记真实的痛痒。果然，“葛薇龙在衣橱里一混就是两三个月，她得了许多穿衣服的机会，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对于她，不过是炫弄衣服的机会罢了。”这里的人享受着受物质的操纵，她开始被浮华引诱得眩晕，要说还剩一丝清醒的话，那就是她还在天真的希望通过读书来摆脱被操纵的命运：“你说我念书太辛苦了。你不是不知道的，我在外面應酬，无非是碍于姑妈面上，不得不随和些。我念书，那是费了好大的力，才得了这么个机会，不能不念出点成绩来。”这也许也只是她自欺欺人罢了，因为她说着这话的同时却企图在唱诗班里找到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所有物质需求的男子，她对于姑妈身边的那些男人是看不上的，因为她要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靠山，但在这个利益社会里哪里能找出一个这样标准的人呢，到这里，葛薇龙都还是在企图成为命运的操纵者。直到唱诗班的对象被姑妈抢走，乔琪打着爱的旗号的引诱和司徒协与姑妈的交易统统被她识破后，她发现在这几个男人身上都无法满足自己幻想的时候，她沦陷了，她是在几度权衡之下为自己的下一步做了打算：“三个月的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了他。一个有钱的又合意的丈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单找一个有钱的罢，梁太太就是个榜样。梁太太是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永远填不满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但她求爱的方式，在年轻人的眼光中看来是多么可笑。薇龙不愿意有一天变成这么一个人。”这一段极尽讽刺：薇龙知道自己回不去从前，所以“她脸上带着一点笑，眼睛却是死的”，最后安慰说服自己下的定论是“她对爱认了输”。在这场没有“爱”的角逐里主人公竟然觉得自己是对爱认了输，她已经麻木到认不清现实和窥探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了，她本是物欲的牺牲品，但最后却成了这个欲望世界的帮凶。
“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葛薇龙彻底学会了梁太太那一套，延续着她傀儡般的生活，她也有那么一时会感觉到快乐，至于这种快乐真不真实呢，可能也未必。她在妓女身上看到了那不真实的光与影，她看到自己与她们没分别，但是她又自我解嘲地说到：“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的，我是自愿的！”这句话如当头棒喝，“她笑着”，现实生活的痛苦和欲望的无法满足让她已经承受不起，她只能选择麻木的笑，笑自己成为了物质的奴隶，葛薇龙已经自如地融入了当初她很抗拒的生活，她丧失了灵魂，只剩下一副躯壳。从初见姑妈难堪得笑不出来，到被现实逼到笑得勉强再到现在自如的笑，是作者对生活看穿后的嘲讽，人在这种畸形的社会里已被异化成越痛苦越能没心没肺的笑，真是可悲可笑。 城市的背后反映的是城市文化，这个时候的一种荒诞的文化组合搭配正是一种西式化的象征意象与东方象征意象交缠在一起，也正是那个时候身处上海沦陷区或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都市人的一种中西混杂的体验的反射。
葛薇龙到姑妈家看到中西混合的结构：“修剪的齐齐整整的花园里种了常青树，却又种着英国玫瑰；杜鹃花的外面是那浓蓝的大海和白色的大船。房子构造虽像最摩登的电影院，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这种颜色、地域不调和强烈的对照给人一种眩晕和不真实的感觉，实际上也是为葛薇龙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她被这物质堆砌的宫殿一般的幻象给冲昏了头脑，尽管她知道这一切是海市蜃楼，但是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扑了进去，飞蛾扑火不是一蹴而就的，她慢慢地沦陷，直至无法摆脱。正如她姑妈，如魔鬼一般存在的梁太太所说：“你来的时候是一个人，你现在又是一个人。你变了，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怕是回不去了。”言语举止间充满了天主教的戏剧化气氛，这是多么的具有反讽的一幕啊，在这物欲的都市中，连天使与魔鬼也被解构了，哪里还有什么天使，这一切都不过是欲望的化身。
走进屋内，也是“西式布置加中国摆设”，这种滑稽的组合搭配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是具有殖民地色彩的象征。甚至透过葛薇龙早期的装扮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殖民地特色：她穿着满清末年式样的中学制服，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爱时髦的葛薇龙在竹布衫外加上一件绒线背心，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让人觉得更加非驴非马，不伦不类。随着西方文化的大举涌入，富有中国情调的那一支显得有些“过时了”。从葛薇龙急切地想要从“粉蒸肉”（粉白的上海女人）那一型转变成为“糖醋排骨”（新时代的健康肤色）一流便可知，那个时候的市民状态无一不是有些“崇洋媚外”的。以上层人为例，学着西方上流社会举办园会，“园会一举，还是英国十九世纪的遗风。夏季风和日暖的时候，女人们戴了宽檐帽，配了过时的绢花，丝质手套，斯斯文文，衣冠楚楚在庄园里僵僵地谈话。”梁太太的园会则是福字大灯笼，灯笼混合着遮阳伞，佣人拖着大辫用银盘托着鸡尾酒、茶点。作者对这种中西不协调的混合不无调侃讽刺，背后反映的是作者对尴尬的被殖民身份的控诉。她看到这座城市现代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不堪的一面，因为这种现代性是畸形的，发育不良的产物。所以在《倾城之恋》中她宁愿选择毁灭掉这座城。
我们可以从葛薇龙的变化看到这座城市在被殖民的背景下是怎样逐步走向现代化、物质化，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之于作家是汇聚了她的都市体验，是物欲的象征，是被现代性打上了欲望都市记号的所在，是被灌注了西方文化的东方城市，自身的糟粕还没办法完全祛除，而向外吸收又不完全，导致一种畸形的变種出现，人被异化，世界也变得似真非真了。
参考文献
[1]《倾城之恋》，张爱玲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
[2]许玲玲.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J].教育观察，2013，2（7）.
[3]刘莹.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解读 [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11，30（70）.
[4]杨韵.简析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以环境描写为中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7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