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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布中装，满头华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或许，这是著名学者陈从周先生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身为我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哲学社会科学大师、同济大学教授，陈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无论是园林、诗词、书画还是昆曲、散文……皆留下了精深的造诣与巨大成就。
陈从周在他主持修缮的豫园东部留影.
毕其一生，陈从周一直积极从事保护、发掘古建筑工作。他熔中国文史哲艺与古建园林于一炉，出版诸多研究园林的专著，晚年则参加多处园林设计实践，直接参与指导了江浙沪诸多古园的维修和设计工作。除此之外，先生对书画笔墨的造诣亦极深厚。熟悉陈先生的人都知道，老先生一辈子爱好传统文化，古道热肠，君子之风，“以园寄情，以曲托命”或许是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
今年11月27日，是陈从周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11月25日，同济大学隆重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深切缅怀一代园林宗师为我国园林文化和传统艺术作出的卓著贡献，激励大家更好地传承并弘扬先生的精神风范与学术思想。
作为陈从周先生的首位博士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致辞中表示：“今年各地都举行了纪念陈从周先生百年诞辰的不同形式的活动，这说明先生的影响力之广泛。先生虽然逝世18年了，但是他的影响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这缘于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重要学术贡献、先生在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所发挥的影响力，以及他自身的人格魅力。今天我们纪念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古建筑园林，发展我们的学术，发展我们同济大学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也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深切缅怀和纪念陈从周先生，是要学习传承先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文化事业的热爱，光大发扬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为国育人的情怀。陈从周先生毕生倾注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他的精神将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同济师生。”
毋庸置疑，陈从周是人格和良知的代名词，他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情怀与理想，立德、立功、立言。综观其一生，陈先生集家国情怀于一身，热爱祖国、探究真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襟怀坦荡，以一腔热诚，书生意气，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弘扬，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陈从周先生原名郁文，字从周，晚年斋号梓室，自称梓翁，祖籍浙江绍兴。1918年11月27日，先生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52年，陈从周来到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成为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学科和教研室创立人之一。1956年，陈从周先生在同济大学完成了《苏州园林》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为他后来成为古建筑古园林专家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初期，他集数十年研究成果之大成，发表了《说园》系列文章，成为重要的园林理论文献，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
陈从周先生不仅对于古建筑、古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提倡历史建筑保护与修复。他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了上海的豫園、苏州的拙政园等著名的园林，设计建造了云南的楠园、杭州的西湖郭庄等大量园林建筑，并把苏州网师园以“明轩”的形式移建到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
陈从周先生的博学多艺也形成了独特的治学风格，他给同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指定的阅读书目涵盖四书五经到明清笔记。他在培养学生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在同济大学执教时期，每年的暑期实践他都亲自带学生到苏州、扬州、泰州、如皋一带进行测绘，把他认为有价值的古建筑和园林都做了测绘，保存园林建筑的布局、用料、图案、诗文等珍贵信息。陈先生在同济执教半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也带出了一批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
陈从周曾说，中国园林是文人园，实基于“文”。这位并非科班出身的园林大家，将文学书画与园林融会贯通，走出一条饱含中国人文情怀的园林之路。正如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为《陈从周传》序言中写的那样：“从周对中国园林如痴如醉，造诣高深……从周对中国园林之理解肌擘理分、博大精深，非凡人所能及。从周著书多卷，其所著《说园》为中国园林之经典著作而享誉世界，并以此弘扬中国文化之精髓，功绩无量。”
的确，《说园》是陈从周一生对中国园林研究、实践的结晶，奠定了他在中国园林史上的地位，也奠定了他“现代中国园林之父”的地位，是明代计成《园冶》之后，一部真正的中国园林学经典之作。诚如他于《说园》（五）之末段中所云：“园林言虚实，为学亦若是。余写《说园》，连续五章，虽洋洋万言，至此江郎才尽矣。半生湖海，踏遍名园，成此空论，亦自实中得之。”由此可窥陈从周一生之学术研究尽倾《说园》中。难怪叶圣陶先生认为《说园》：“熔哲、文、美术于一炉，臻此高境，钦悦无量。”
说起对中国园林艺术的概括与总结，陈从周一言以蔽之——“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对此，他解释道：“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叠山理水要造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山与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简言之，模山范水，用局部之景而非缩小，处理原则悉符画本。”对此，他又以传统绘画艺术理论作注解，认为“远山无脚，远树无根，远舟无身（只见帆），这是画理，亦造园之理。园林的每个观赏点，看来皆一幅幅不同的画，要深远而有层次”。也就是说，营造园林，要如同画中国画那样，大胆落墨，小心收拾，要如同书法艺术那样，讲究宽处可容走马，密处难以藏针。所谓“不经意之处，要格外经意”。 对于园林与中国画之间的关系，陈从周感触尤多。1982年1月，陈从周撰写《园林与山水画》，全文仅千余字，却将园林与山水画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画究经营位置，造园言布局，叠山求文理，画石讲皴法。山水画重脉络气势，园林尤重此端，前者坐观，后者入游。所谓立体画本，而晦明风雨，四时朝夕，其变化之多，更多于画本。至范山模水，各有所自。苏州环秀山庄假山，其笔意兼宋元诸家之长，变化之多，丘壑之妙，足称叠山典范，我曾誉为如诗中之李杜。而诸时代叠山之嬗变，亦如画之风格紧密相关。清乾隆时假山之硕秀，一如当时之画，而同光间之碎弱，又复一如画风，故不究一时代之画，难言同时期之假山也。”这一番言论，触类旁通，兼收并蓄，极为准确而传神，既可一窥先生的造园艺术追求，对于其文字之通、达、雅、逸，也可谓一览无遗，令人叹服。
此外，著名的“园有静观、动观之分”的观点，也极为精彩。陈先生认为小园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小园若斗室之悬一二名画，宜静观。大园则如美术展览会之集大成，宜动观。”同时，先生认为华丽之园难简，雅淡之园难深。简以救俗，深以补淡，笔简意浓，画少气壮。对于营造园林，他认为“须割爱者能忍痛，须添补者无吝色”。即如作画，下笔千钧，反复推敲，从而达到最佳艺术效果。正所谓“看山如玩册页，游山如展手卷”。园林设计有一定之观赏路线，陈从周认为，这观赏路线就像中国画的起承转合，手卷之有引首、卷本、拖尾，有其不可颠倒之整体性。以先生所亲身参与设计的豫园东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明轩”等园林，自当感觉所言不虚，是一生研究园林，触类旁通中国画、诗词与戏曲艺术所获得的高深体悟。
陈从周一生，为人狂狷，卓尔不群，造诣精深，独树一帜。在他的年轻时代，曾刻苦钻研过诗词，又从一代大师张大千先生习画，30岁就在沪上首开画展。他的书画强调神韵意境，讲究笔墨情趣，看似逸笔草草，随意挥洒，却意境深邃韵永味长，充满着浓厚的书卷气息。陈先生最擅长兰花、竹石，笔墨清丽儒雅，惜墨如金而格调高雅。他主张画一定要雅， 所谓“宁俗人不解，不欲燕支画牡丹也”，他欣赏“石涛之雅健，板桥之清拔”的意境，追求“空灵重拙”和“平淡蕴藉”的天趣，在当今的中国画坛上传统笔墨能达到如此高度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周先生为人谦和豁达，毫无名人架子。工作之余他常以书画求遣兴。在一切向“钱”看的商品化大潮中，凡有亲朋好友，甚至是亲朋好友的好友前来索画，他总是有求必应，尽量满足。为此他还专门请人刻了一方“免费供应”的闲章，以明心意。每次出差回家，他总要带回一张上面写满索画者名单的纸条。“天天画竹，忙忙碌碌，两袖清风，自得其乐。”“平生不卖书同画，我与人间何所求。”是其真实写照。
同时，陈从周还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其散文语句隽永，清新明快，令人难忘。无论是《说园》系列，还是《园林美与昆曲美》，乃至怀念梁思成等师友的小品散文，无不有着明人笔记的清新雅趣与耐人咀嚼的无尽韵味。冯其庸先生就曾称他的文章“如晚明小品，清丽有深味，不可草草读过；又如诗词，文中皆诗情画意也，更不可草草读过”。
而陈从周首次在文坛崭露头角，却并非是散文，而是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徐志摩年谱》。说起徐志摩，与陈从周是亲戚，徐志摩大伯的女儿是陈从周的二嫂。后来，陈从周又娶了徐志摩的表妹蒋定为妻，更是亲上加亲了。虽然陈从周比徐志摩小22岁，交往不是很多，但陈从周从小喜爱文学，对徐志摩一向崇拜。加之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身亡的遭遇，令陈从周十分痛惜，于是他萌生出为徐志摩立传的心愿。他说过：“从前我爱读清初的纳兰容若（性德）和黄仲则（景仁）的作品，总觉得这两个天才作家死得太早，当时的人忽略了好好地记载他俩的事迹，以致后人了解不深，一想起就要不快。我编这本书的动机就是单凭这一点感情作用。”
他开始着手搜集大量有关徐志摩的资料和轶事，并采访了张幼仪、陆小曼等知情人，“集腋成裘，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想写传记难于下笔，于是改换了我的方式，将这些资料排比成年谱”。为此，陈从周断断续续用了十五六年时光，最终才写成《徐志摩年谱》。当时，他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教书，自费印行了500册。他说：“我编这书只是提供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资料，所以内容力求有据，以存其真。过后有人研究五四运动后新文学作家的话，这书对志摩的一部分多少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尽管这本年谱只有薄薄一百来页，但内容丰富，除年谱外，还辑有《志摩日记》《志摩杂记》《志摩随笔》《志摩家书》等内容，是一本关于徐志摩的综合资料汇编。这部年谱，如今已成为研究徐志摩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宝贵资料。
陈从周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还体现在他对传统戏曲，尤其是昆剧的酷好上。他不是一般的昆剧迷，而是把园林与昆剧联系起来并触类旁通，在教学、著作和绘画中，都能有独特见解的专家。他称这两者的关系为“园林昆曲姐妹行”，之所以有这个看法，和他从小看昆曲、学昆曲的熏陶有关系。他回忆：在童年时就听过俞粟庐的唱片《辞朝》及其他清曲，首先“尝到昆曲味”，到了上海第一次观看俞振飞与程砚秋合演的《奇双会》，认为这是“仙景般的享受”。他的昆剧启蒙老师是胡山源，后来与国内的京昆大师、名角如梅兰芳、俞振飞、华文漪、梁谷音等交游深厚。他很早就四处吁请弘扬传统曲艺，华文漪称他是“昆剧保皇党”，他也就老实接下这个封号，认为自己“当之无愧”。在他看来，园林艺术与昆曲，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不仅可以互相阐释，其艺术之美还是相通的。他认为园可以解曲，曲可以悟园，因为自明代中叶后，昆曲盛行于江南，园与曲便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曲名与园林有关，而且曲境与园境更互相依存，不分彼此。他指出，昆曲的身段、唱腔、唱词对造园都大有启发。
陈从周与蜚声中外的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梁谷音的交往早已传为文坛、梨园的佳话。他自言是梁谷音演唱艺术的知音，他对梁谷音表演中的身段、唱腔等的艺术造诣赞赏得无以复加，甚至声称在写作、绘画以及设计的时候，若没有梁谷音的录音听，脑子就仿佛石头一样。他说东方艺术是慢节奏的，而这慢节奏对文化人有着微妙的作用。梁谷音谦虚地称他为师兄，因为陈从周向沈传芷学习昆曲比梁谷音早得多。1988年，梁谷音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陈从周以“画梁软语，梅谷清音”相赠，并刻在一块端州产的梅花砚上。
晚年，陈从周在丧妻失子的创痛中，受命主持上海豫园东部的重建。他花费两年时间，从设计到施工如同导演一样一一过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园林与昆曲，成为这位晚年遭遇悲痛的老人最后的心灵慰藉，为此，他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名曰：“以园为家，以曲托命”，很能看出彼时老人的心境。而豫园“谷音涧”的取名，也与昆曲有关。某天，梁谷音与陈从周正在涧前品评，梁谷音忽然引喉一唱，嫣然一笑，陳从周顿如佛家悟道，这假山的“芳名”就出来了。众人对“谷音涧”的取名无不称妙，又公推陈从周将这三个字刻在涧边石上，这一带有戏剧性的巧遇与奇缘成就了豫园一个重要的风景点。事后，他还感慨地说：“有诗有画更添情，脉脉山泉出谷音，莫说老来清味减，名园犹作费心人。豫园留下了谷音涧，也算是昆曲与园林的佳话吧！”
毕其一生，陈从周一直积极从事保护、发掘古建筑工作。他熔中国文史哲艺与古建园林于一炉，出版诸多研究园林的专著，晚年则参加多处园林设计实践，直接参与指导了江浙沪诸多古园的维修和设计工作。除此之外，先生对书画笔墨的造诣亦极深厚。熟悉陈先生的人都知道，老先生一辈子爱好传统文化，古道热肠，君子之风，“以园寄情，以曲托命”或许是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
今年11月27日，是陈从周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11月25日，同济大学隆重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深切缅怀一代园林宗师为我国园林文化和传统艺术作出的卓著贡献，激励大家更好地传承并弘扬先生的精神风范与学术思想。
作为陈从周先生的首位博士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在致辞中表示：“今年各地都举行了纪念陈从周先生百年诞辰的不同形式的活动，这说明先生的影响力之广泛。先生虽然逝世18年了，但是他的影响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这缘于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重要学术贡献、先生在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所发挥的影响力，以及他自身的人格魅力。今天我们纪念他，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古建筑园林，发展我们的学术，发展我们同济大学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科。”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也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深切缅怀和纪念陈从周先生，是要学习传承先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文化事业的热爱，光大发扬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和为国育人的情怀。陈从周先生毕生倾注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他的精神将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同济师生。”
毋庸置疑，陈从周是人格和良知的代名词，他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情怀与理想，立德、立功、立言。综观其一生，陈先生集家国情怀于一身，热爱祖国、探究真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襟怀坦荡，以一腔热诚，书生意气，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弘扬，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以园为家，走出一条
人文情怀的园林之路
陈从周先生原名郁文，字从周，晚年斋号梓室，自称梓翁，祖籍浙江绍兴。1918年11月27日，先生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52年，陈从周来到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成为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学科和教研室创立人之一。1956年，陈从周先生在同济大学完成了《苏州园林》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为他后来成为古建筑古园林专家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初期，他集数十年研究成果之大成，发表了《说园》系列文章，成为重要的园林理论文献，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
陈从周先生不仅对于古建筑、古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提倡历史建筑保护与修复。他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了上海的豫園、苏州的拙政园等著名的园林，设计建造了云南的楠园、杭州的西湖郭庄等大量园林建筑，并把苏州网师园以“明轩”的形式移建到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
陈从周先生的博学多艺也形成了独特的治学风格，他给同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指定的阅读书目涵盖四书五经到明清笔记。他在培养学生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在同济大学执教时期，每年的暑期实践他都亲自带学生到苏州、扬州、泰州、如皋一带进行测绘，把他认为有价值的古建筑和园林都做了测绘，保存园林建筑的布局、用料、图案、诗文等珍贵信息。陈先生在同济执教半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也带出了一批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
陈从周曾说，中国园林是文人园，实基于“文”。这位并非科班出身的园林大家，将文学书画与园林融会贯通，走出一条饱含中国人文情怀的园林之路。正如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为《陈从周传》序言中写的那样：“从周对中国园林如痴如醉，造诣高深……从周对中国园林之理解肌擘理分、博大精深，非凡人所能及。从周著书多卷，其所著《说园》为中国园林之经典著作而享誉世界，并以此弘扬中国文化之精髓，功绩无量。”
的确，《说园》是陈从周一生对中国园林研究、实践的结晶，奠定了他在中国园林史上的地位，也奠定了他“现代中国园林之父”的地位，是明代计成《园冶》之后，一部真正的中国园林学经典之作。诚如他于《说园》（五）之末段中所云：“园林言虚实，为学亦若是。余写《说园》，连续五章，虽洋洋万言，至此江郎才尽矣。半生湖海，踏遍名园，成此空论，亦自实中得之。”由此可窥陈从周一生之学术研究尽倾《说园》中。难怪叶圣陶先生认为《说园》：“熔哲、文、美术于一炉，臻此高境，钦悦无量。”
说起对中国园林艺术的概括与总结，陈从周一言以蔽之——“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对此，他解释道：“中国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富有诗情画意。叠山理水要造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山与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简言之，模山范水，用局部之景而非缩小，处理原则悉符画本。”对此，他又以传统绘画艺术理论作注解，认为“远山无脚，远树无根，远舟无身（只见帆），这是画理，亦造园之理。园林的每个观赏点，看来皆一幅幅不同的画，要深远而有层次”。也就是说，营造园林，要如同画中国画那样，大胆落墨，小心收拾，要如同书法艺术那样，讲究宽处可容走马，密处难以藏针。所谓“不经意之处，要格外经意”。 对于园林与中国画之间的关系，陈从周感触尤多。1982年1月，陈从周撰写《园林与山水画》，全文仅千余字，却将园林与山水画之间的关系阐述得淋漓尽致。他认为“画究经营位置，造园言布局，叠山求文理，画石讲皴法。山水画重脉络气势，园林尤重此端，前者坐观，后者入游。所谓立体画本，而晦明风雨，四时朝夕，其变化之多，更多于画本。至范山模水，各有所自。苏州环秀山庄假山，其笔意兼宋元诸家之长，变化之多，丘壑之妙，足称叠山典范，我曾誉为如诗中之李杜。而诸时代叠山之嬗变，亦如画之风格紧密相关。清乾隆时假山之硕秀，一如当时之画，而同光间之碎弱，又复一如画风，故不究一时代之画，难言同时期之假山也。”这一番言论，触类旁通，兼收并蓄，极为准确而传神，既可一窥先生的造园艺术追求，对于其文字之通、达、雅、逸，也可谓一览无遗，令人叹服。
此外，著名的“园有静观、动观之分”的观点，也极为精彩。陈先生认为小园以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小园若斗室之悬一二名画，宜静观。大园则如美术展览会之集大成，宜动观。”同时，先生认为华丽之园难简，雅淡之园难深。简以救俗，深以补淡，笔简意浓，画少气壮。对于营造园林，他认为“须割爱者能忍痛，须添补者无吝色”。即如作画，下笔千钧，反复推敲，从而达到最佳艺术效果。正所谓“看山如玩册页，游山如展手卷”。园林设计有一定之观赏路线，陈从周认为，这观赏路线就像中国画的起承转合，手卷之有引首、卷本、拖尾，有其不可颠倒之整体性。以先生所亲身参与设计的豫园东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明轩”等园林，自当感觉所言不虚，是一生研究园林，触类旁通中国画、诗词与戏曲艺术所获得的高深体悟。
以曲托命，
两袖清风自得其乐
陈从周一生，为人狂狷，卓尔不群，造诣精深，独树一帜。在他的年轻时代，曾刻苦钻研过诗词，又从一代大师张大千先生习画，30岁就在沪上首开画展。他的书画强调神韵意境，讲究笔墨情趣，看似逸笔草草，随意挥洒，却意境深邃韵永味长，充满着浓厚的书卷气息。陈先生最擅长兰花、竹石，笔墨清丽儒雅，惜墨如金而格调高雅。他主张画一定要雅， 所谓“宁俗人不解，不欲燕支画牡丹也”，他欣赏“石涛之雅健，板桥之清拔”的意境，追求“空灵重拙”和“平淡蕴藉”的天趣，在当今的中国画坛上传统笔墨能达到如此高度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
值得一提的是，从周先生为人谦和豁达，毫无名人架子。工作之余他常以书画求遣兴。在一切向“钱”看的商品化大潮中，凡有亲朋好友，甚至是亲朋好友的好友前来索画，他总是有求必应，尽量满足。为此他还专门请人刻了一方“免费供应”的闲章，以明心意。每次出差回家，他总要带回一张上面写满索画者名单的纸条。“天天画竹，忙忙碌碌，两袖清风，自得其乐。”“平生不卖书同画，我与人间何所求。”是其真实写照。
同时，陈从周还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其散文语句隽永，清新明快，令人难忘。无论是《说园》系列，还是《园林美与昆曲美》，乃至怀念梁思成等师友的小品散文，无不有着明人笔记的清新雅趣与耐人咀嚼的无尽韵味。冯其庸先生就曾称他的文章“如晚明小品，清丽有深味，不可草草读过；又如诗词，文中皆诗情画意也，更不可草草读过”。
而陈从周首次在文坛崭露头角，却并非是散文，而是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徐志摩年谱》。说起徐志摩，与陈从周是亲戚，徐志摩大伯的女儿是陈从周的二嫂。后来，陈从周又娶了徐志摩的表妹蒋定为妻，更是亲上加亲了。虽然陈从周比徐志摩小22岁，交往不是很多，但陈从周从小喜爱文学，对徐志摩一向崇拜。加之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身亡的遭遇，令陈从周十分痛惜，于是他萌生出为徐志摩立传的心愿。他说过：“从前我爱读清初的纳兰容若（性德）和黄仲则（景仁）的作品，总觉得这两个天才作家死得太早，当时的人忽略了好好地记载他俩的事迹，以致后人了解不深，一想起就要不快。我编这本书的动机就是单凭这一点感情作用。”
他开始着手搜集大量有关徐志摩的资料和轶事，并采访了张幼仪、陆小曼等知情人，“集腋成裘，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想写传记难于下笔，于是改换了我的方式，将这些资料排比成年谱”。为此，陈从周断断续续用了十五六年时光，最终才写成《徐志摩年谱》。当时，他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高中教书，自费印行了500册。他说：“我编这书只是提供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资料，所以内容力求有据，以存其真。过后有人研究五四运动后新文学作家的话，这书对志摩的一部分多少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尽管这本年谱只有薄薄一百来页，但内容丰富，除年谱外，还辑有《志摩日记》《志摩杂记》《志摩随笔》《志摩家书》等内容，是一本关于徐志摩的综合资料汇编。这部年谱，如今已成为研究徐志摩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宝贵资料。
陈从周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还体现在他对传统戏曲，尤其是昆剧的酷好上。他不是一般的昆剧迷，而是把园林与昆剧联系起来并触类旁通，在教学、著作和绘画中，都能有独特见解的专家。他称这两者的关系为“园林昆曲姐妹行”，之所以有这个看法，和他从小看昆曲、学昆曲的熏陶有关系。他回忆：在童年时就听过俞粟庐的唱片《辞朝》及其他清曲，首先“尝到昆曲味”，到了上海第一次观看俞振飞与程砚秋合演的《奇双会》，认为这是“仙景般的享受”。他的昆剧启蒙老师是胡山源，后来与国内的京昆大师、名角如梅兰芳、俞振飞、华文漪、梁谷音等交游深厚。他很早就四处吁请弘扬传统曲艺，华文漪称他是“昆剧保皇党”，他也就老实接下这个封号，认为自己“当之无愧”。在他看来，园林艺术与昆曲，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不仅可以互相阐释，其艺术之美还是相通的。他认为园可以解曲，曲可以悟园，因为自明代中叶后，昆曲盛行于江南，园与曲便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曲名与园林有关，而且曲境与园境更互相依存，不分彼此。他指出，昆曲的身段、唱腔、唱词对造园都大有启发。
陈从周与蜚声中外的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梁谷音的交往早已传为文坛、梨园的佳话。他自言是梁谷音演唱艺术的知音，他对梁谷音表演中的身段、唱腔等的艺术造诣赞赏得无以复加，甚至声称在写作、绘画以及设计的时候，若没有梁谷音的录音听，脑子就仿佛石头一样。他说东方艺术是慢节奏的，而这慢节奏对文化人有着微妙的作用。梁谷音谦虚地称他为师兄，因为陈从周向沈传芷学习昆曲比梁谷音早得多。1988年，梁谷音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陈从周以“画梁软语，梅谷清音”相赠，并刻在一块端州产的梅花砚上。
晚年，陈从周在丧妻失子的创痛中，受命主持上海豫园东部的重建。他花费两年时间，从设计到施工如同导演一样一一过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园林与昆曲，成为这位晚年遭遇悲痛的老人最后的心灵慰藉，为此，他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名曰：“以园为家，以曲托命”，很能看出彼时老人的心境。而豫园“谷音涧”的取名，也与昆曲有关。某天，梁谷音与陈从周正在涧前品评，梁谷音忽然引喉一唱，嫣然一笑，陳从周顿如佛家悟道，这假山的“芳名”就出来了。众人对“谷音涧”的取名无不称妙，又公推陈从周将这三个字刻在涧边石上，这一带有戏剧性的巧遇与奇缘成就了豫园一个重要的风景点。事后，他还感慨地说：“有诗有画更添情，脉脉山泉出谷音，莫说老来清味减，名园犹作费心人。豫园留下了谷音涧，也算是昆曲与园林的佳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