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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他是在探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其言虽简，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视角。
2017年12月13日，世界文化论坛秘书长保罗·欧文斯在广州文交会上发表演讲，认为综合广州的开放、包容和活力充沛的实际表现，其文化竞争力有望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2017年7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2016）》则显示，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基本和经济实力相吻合，以“北上广”打头阵。
非常难得，这座向来以物阜民丰著称的城市，坦然地揭开了文化软实力的面纱，尽管它是由外部力量去推动的。
广州依然低调，社会文化领域许多有重要意义的进步，都是不留痕迹地实现的。不过在今天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进步总会被感知，被传递，成为一种隐形的力量。
悄悄的变化
广州的低调世人皆知，但人们很少深究这种低调性格的文化根源。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另一个典型的广州性格说起—自由。在经济领域，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是公认的广州优势，其背后的保障是法治化的治理思路，即规则明确，预期清晰，对企业经营行为不会随便动用行政手段干预。
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思想，并不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根植于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渊薮之一—道家思想。自由主义經济学家哈耶克1966年在东京表示，他的“自发秩序”理论来源于《老子》第57章第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从自然生态的规律中引申出来的社会治理智慧，而道家在整体上也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
综合考察就会发现，广州是一座最有道家气质的中国城市。本土百越文化、外来异域文化和南下的北方文化互相交融，调和成“重商远儒”、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精神，构成了一种多元的生态系统，具备了黄老思想最好的实践条件。人们的生活旨趣也表现出一种恬淡取向和强烈的自然主义审美，日常里留意细微的享受，喜爱鲜花和植物。自成一系的广东音乐，擅长于小情境的描摹和对生活情趣的关注，而对政治、社会等大主题则鲜有涉及。《鸟投林》《禅院钟声》《雨打芭蕉》《春郊试马》《礁石鸣琴》……仅从其题目就可以一窥岭南人对自由适性的追寻。
对百姓来说，越是亲近自然，专注于对生活的体验，就越少夸耀的欲望；对治理者而言，大道无言，有功不居，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内在要求。这便是广州人给外界以低调印象的文化逻辑。
事实上直到今天，广州的治理者们仍然一再强调，城市治理不可太随意，要“不留手尾”地做事情，让变化静悄悄地发生。典型如前些年珠江水的变清、两岸景观的美化、新荔枝湾的亮相，乃至于新中轴线的成型这些大工程，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所以对于身在其中的人们，城市环境的升级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而对于数年来一次广州的人们，则往往呈现出一种突然的惊喜。
近者悦远者来
在社会治理上秉持“让变化悄悄地发生”的原则，蕴含的是与民休息的治理方略。在历史上，这一方略被政治家采用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国力的悄然增长。例如，汉朝武帝时代强盛的国力、唐朝开元期间的繁荣，正是与文景、贞观的“与民休息”方略息息相关。
《汉书·景帝纪》里用简短的语言描述过这一过程：“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就是经济社会悄然发展的文化结果。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好的文化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个互相促进的过程，背后都取决于一种张弛有度的良好治理。
当叶公问政时，孔子回答说：“近者悦，远者来。”良好的治理会形成一种积极的社会氛围，让身处其中或周边不远的人们因为感受到其好处而喜悦，让远处的人们也慕名来投奔。这种凝聚力和吸引力，又会让良治进一步巩固，社会进一步繁荣。
凝聚力和吸引力，在今天的城市发展思想里被称为“文化软实力”。最近几年，广州已明显感受到“文化软实力”对城市发展的强大托举力量。优美的城市生态环境，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环境，引来了许多体量庞大的投资。阿里巴巴、腾讯、唯品会正在向琶洲互联网集聚区汇聚，思科、富士康、GE、百济神州纷纷以数百亿、千亿级的规模落户广州。
一个更具典型性的现象是，以往广州的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在全国并不突出，而现在，一批批生物制药企业正在从全国、全球各地往广州迁移。
这些全球顶尖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应用放在广州来实现，将会带动大量新的顶尖人才加入这座城市。而高层次的人才越密集，高标准的文化就越有发展基础，逻辑上又会进一步为城市吸附更多的高层次人才。
这一循环效应，在广州已经日渐变成一种自然机制。
以文化软实力撬动项目、产业和人才的进入，这是许多城市在打的一张牌；要让循环链条成功闭合，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参与—足以“摆放”这些项目、产业和人才的地理空间，这其实是许多国内第一梯队城市的难言隐痛。
而广州手上还攥着一张底牌：它有足够宽广的用地空间。
城市共同体
孔子“近者悦远者来”的论述告诉我们，文化必须成功转化为软实力，进入城市内部和外部人们的现实生活，才有生命、有意义，才能形成对智力、活力、效率、创造力的增强效应，持续推动城市产业发展升级，最终增加民生福祉。
广州文化软实力对人心的渗透，可从内外两个维度来观察。
内部维度，主要是观察一座城市里的人们是否热爱学习，是否愿意为接受文化熏陶而投资。数据显示，广州图书馆的服务量已经连续4年位居全国公共馆第一，广州市少儿图书馆的读者接待量，在全国公共少儿图书馆中居首。2016年广州的文化消费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人均文化消费支出4991元，占到城市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13.1%。
外部维度，则要考察一座城市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城市之外的影响力和春风化雨的能力。2016年，广州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050亿元，占GDP比重为5.3%，2017年这一数字预计为1200亿元，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城市支柱产业之一。此外，仅2017年12月举办的文交会，就吸引了近百万人参观，达成协议或意向成交额约80亿元。同月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把100多家财富500强企业带到广州，这些企业在感受广州生态、文化、营商环境的同时，也敲定了一系列投资广州的计划。
产业和文化的互相扶持，是近几年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这同样是背后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运筹和努力的结果。
对于广州而言，“文化”是一个以产业形式存在的生命体，而不是某种自娱自乐、与现实无关的考据。不得不说，后者正是国内许多城市在文化领域的长期困惑，一谈文化，就是历史与文物，是摆放在那里、落满灰尘、知道其价值却难以发掘的沉睡资源。很大程度上，这一问题最终考验的是运用、驾驭市场的能力，即发现、创造需求和形成有效供给的能力。这恰恰是广州的传统强项。
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整洁和优美，这是外来者很容易获得的一个直观印象。城市的外观并不反映文明的深度，但我们可从中窥见人的素质的提升，以及城市共同体意识的加固。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的家庭共同体意识非常强烈，但社会共同体意识则一直非常薄弱。所以过去的人们会把家里打扫得非常干净，整饬得非常雅观，而对公共空间则往往不闻不问。广州近年来让人们感受到越来越强的舒适感，除了通过稳定房价控制居住成本，现代意识发达降低了交易成本，包容务实减少了人际隔阂之外，更为隐性但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的进步显著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人们把对家庭的情感向城市公共空间扩展，视城市为一个情感共同体。
城市共同体作为一种能量实体，将来还会给广州带来什么惊喜，值得期待。
2017年12月13日，世界文化论坛秘书长保罗·欧文斯在广州文交会上发表演讲，认为综合广州的开放、包容和活力充沛的实际表现，其文化竞争力有望在世界城市中名列前茅。2017年7月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2016）》则显示，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基本和经济实力相吻合，以“北上广”打头阵。
非常难得，这座向来以物阜民丰著称的城市，坦然地揭开了文化软实力的面纱，尽管它是由外部力量去推动的。
广州依然低调，社会文化领域许多有重要意义的进步，都是不留痕迹地实现的。不过在今天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进步总会被感知，被传递，成为一种隐形的力量。
悄悄的变化
广州的低调世人皆知，但人们很少深究这种低调性格的文化根源。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另一个典型的广州性格说起—自由。在经济领域，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是公认的广州优势，其背后的保障是法治化的治理思路，即规则明确，预期清晰，对企业经营行为不会随便动用行政手段干预。
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思想，并不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根植于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渊薮之一—道家思想。自由主义經济学家哈耶克1966年在东京表示，他的“自发秩序”理论来源于《老子》第57章第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无为而治”的思想，是从自然生态的规律中引申出来的社会治理智慧，而道家在整体上也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
综合考察就会发现，广州是一座最有道家气质的中国城市。本土百越文化、外来异域文化和南下的北方文化互相交融，调和成“重商远儒”、百花齐放、各美其美的精神，构成了一种多元的生态系统，具备了黄老思想最好的实践条件。人们的生活旨趣也表现出一种恬淡取向和强烈的自然主义审美，日常里留意细微的享受，喜爱鲜花和植物。自成一系的广东音乐，擅长于小情境的描摹和对生活情趣的关注，而对政治、社会等大主题则鲜有涉及。《鸟投林》《禅院钟声》《雨打芭蕉》《春郊试马》《礁石鸣琴》……仅从其题目就可以一窥岭南人对自由适性的追寻。
对百姓来说，越是亲近自然，专注于对生活的体验，就越少夸耀的欲望；对治理者而言，大道无言，有功不居，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内在要求。这便是广州人给外界以低调印象的文化逻辑。
事实上直到今天，广州的治理者们仍然一再强调，城市治理不可太随意，要“不留手尾”地做事情，让变化静悄悄地发生。典型如前些年珠江水的变清、两岸景观的美化、新荔枝湾的亮相，乃至于新中轴线的成型这些大工程，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所以对于身在其中的人们，城市环境的升级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而对于数年来一次广州的人们，则往往呈现出一种突然的惊喜。
近者悦远者来
在社会治理上秉持“让变化悄悄地发生”的原则，蕴含的是与民休息的治理方略。在历史上，这一方略被政治家采用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国力的悄然增长。例如，汉朝武帝时代强盛的国力、唐朝开元期间的繁荣，正是与文景、贞观的“与民休息”方略息息相关。
《汉书·景帝纪》里用简短的语言描述过这一过程：“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就是经济社会悄然发展的文化结果。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好的文化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个互相促进的过程，背后都取决于一种张弛有度的良好治理。
当叶公问政时，孔子回答说：“近者悦，远者来。”良好的治理会形成一种积极的社会氛围，让身处其中或周边不远的人们因为感受到其好处而喜悦，让远处的人们也慕名来投奔。这种凝聚力和吸引力，又会让良治进一步巩固，社会进一步繁荣。
凝聚力和吸引力，在今天的城市发展思想里被称为“文化软实力”。最近几年，广州已明显感受到“文化软实力”对城市发展的强大托举力量。优美的城市生态环境，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环境，引来了许多体量庞大的投资。阿里巴巴、腾讯、唯品会正在向琶洲互联网集聚区汇聚，思科、富士康、GE、百济神州纷纷以数百亿、千亿级的规模落户广州。
一个更具典型性的现象是，以往广州的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在全国并不突出，而现在，一批批生物制药企业正在从全国、全球各地往广州迁移。
这些全球顶尖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应用放在广州来实现，将会带动大量新的顶尖人才加入这座城市。而高层次的人才越密集，高标准的文化就越有发展基础，逻辑上又会进一步为城市吸附更多的高层次人才。
这一循环效应，在广州已经日渐变成一种自然机制。
以文化软实力撬动项目、产业和人才的进入，这是许多城市在打的一张牌；要让循环链条成功闭合，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参与—足以“摆放”这些项目、产业和人才的地理空间，这其实是许多国内第一梯队城市的难言隐痛。
而广州手上还攥着一张底牌：它有足够宽广的用地空间。
城市共同体
孔子“近者悦远者来”的论述告诉我们，文化必须成功转化为软实力，进入城市内部和外部人们的现实生活，才有生命、有意义，才能形成对智力、活力、效率、创造力的增强效应，持续推动城市产业发展升级，最终增加民生福祉。
广州文化软实力对人心的渗透，可从内外两个维度来观察。
内部维度，主要是观察一座城市里的人们是否热爱学习，是否愿意为接受文化熏陶而投资。数据显示，广州图书馆的服务量已经连续4年位居全国公共馆第一，广州市少儿图书馆的读者接待量，在全国公共少儿图书馆中居首。2016年广州的文化消费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人均文化消费支出4991元，占到城市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13.1%。
外部维度，则要考察一座城市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城市之外的影响力和春风化雨的能力。2016年，广州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050亿元，占GDP比重为5.3%，2017年这一数字预计为1200亿元，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城市支柱产业之一。此外，仅2017年12月举办的文交会，就吸引了近百万人参观，达成协议或意向成交额约80亿元。同月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把100多家财富500强企业带到广州，这些企业在感受广州生态、文化、营商环境的同时，也敲定了一系列投资广州的计划。
产业和文化的互相扶持，是近几年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这同样是背后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运筹和努力的结果。
对于广州而言，“文化”是一个以产业形式存在的生命体，而不是某种自娱自乐、与现实无关的考据。不得不说，后者正是国内许多城市在文化领域的长期困惑，一谈文化，就是历史与文物，是摆放在那里、落满灰尘、知道其价值却难以发掘的沉睡资源。很大程度上，这一问题最终考验的是运用、驾驭市场的能力，即发现、创造需求和形成有效供给的能力。这恰恰是广州的传统强项。
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整洁和优美，这是外来者很容易获得的一个直观印象。城市的外观并不反映文明的深度，但我们可从中窥见人的素质的提升，以及城市共同体意识的加固。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的家庭共同体意识非常强烈，但社会共同体意识则一直非常薄弱。所以过去的人们会把家里打扫得非常干净，整饬得非常雅观，而对公共空间则往往不闻不问。广州近年来让人们感受到越来越强的舒适感，除了通过稳定房价控制居住成本，现代意识发达降低了交易成本，包容务实减少了人际隔阂之外，更为隐性但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的进步显著提高了城市居民的公共责任感，人们把对家庭的情感向城市公共空间扩展，视城市为一个情感共同体。
城市共同体作为一种能量实体，将来还会给广州带来什么惊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