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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0日是苏芬战争爆发75周年纪念日。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出动20个师向芬兰发起全线进攻。芬军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凭借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进行阻击。苏军伤亡惨重，久攻不克。1940年1月，苏军兵力增加到46个师，终于迫使芬兰媾和。3月13日，苏芬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此外，苏联还获得了汉科港30年的租借使用权。
回顾苏芬战争，军事上，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不可等量齐观;政治上，战后却呈现出“兔子与熊”毗邻和睦而居的景象，惟其如此，其中缘由可圈可点。此后，“芬兰模式”即闻名遐迩，直至今日。
抚今追昔，当我们把视线从卡累利阿南移至黑海之滨的乌克兰，同样与“熊”为邻，同样一度交火，芬兰祥和安宁，而乌克兰则乱象横生。试问：乌克兰可否借鉴“芬兰模式”以摆脱困局获得重生？
连接俄罗斯与北约、欧盟的
纽带和桥梁
所谓“芬兰模式”，是弱小国家在强大邻国压力下的一种独特生存模式，其根本宗旨是小忍即大谋、自保求发展。“芬兰模式”由来已久。自1917年独立以来，芬兰始终恪守“不介入”原则，即决不站在某个大国一边反对另一个大国，从而不给任何一方以不利口实。
芬兰民族英雄曼纳海姆元帅当属“芬兰模式”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时任芬兰国防军最高统帅的曼纳海姆同意与德国结盟，并迅速出兵苏联。但令希特勒气恼的是，芬兰军队仅仅收复了1940年苏芬战争中的失地，便裹足不前，决不踏进苏联领土一步。1944年，德军一溃千里，曼纳海姆与苏联媾和，同意将收复的领土再次割让以换取苏芬边境的和平，同时积极驱赶在芬德军。当时，就连斯大林本人也对芬兰在维护战时苏联西北地区安全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正缘于此，苏联放弃向芬兰“输出革命”的想法，转而允许一个资本主义政权存在于自己的卧榻之侧。
战后，芬兰虽然被定性为战败国，但却于1948年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继续保持中立的外交路线，维持国家独立、议会民主制及资本主义政权。具体而言，在经济上，芬兰不仅同苏联保持密切往来，同时秘密接受美国的巨额经济援助。在国际事务中，芬兰经常站在苏联一侧。特别是对于本国大众媒体，芬兰政府要求它们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清除诸如“冬季战争”、“苏联侵略”、“赤化”等反苏言论及禁忌话题，而且不允许讨论。这种做法自然遭到西方社会的非议，导致芬兰加入欧共体（欧盟）的进程一波三折，直到苏联解体后的1995年，芬兰才如愿加入欧盟。
即便如此，“芬兰模式”在维护国家主权、制度独立、经济发展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在苏联解体后，芬兰仍坚持奉行军事不结盟和独立可靠的防务政策，密切与北约的合作，同时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并支持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因其经济上依靠欧盟、政治上保持中立，芬兰实际上成为连接俄罗斯与北约、欧盟的纽带和桥梁，与此同时，芬兰也得以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纵观世界，几大强国周边小国甚众，但如芬兰一般纵横捭阖者寥寥无几。也正因此，绝境求生、历经考验的“芬兰模式”对于乌克兰和其他与强为邻的小国来说，尤其值得效仿和借鉴。
经济命脉与民族感情：
乌克兰局势难以破解的难题
从地缘角度分析，芬兰、乌克兰皆与俄罗斯接壤并素有领土之争。芬兰能以牺牲小部分领土为代价换取70年的和平与发展，足以引人深思。乌克兰可否借鉴“芬兰模式”？
当前，乌克兰乱局愈演愈烈，在美俄角力、东拉西扯中，乌克兰被硬生生撕开一道又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同样是在大国之间艰难挣扎，同样是与俄罗斯有着数不清的恩怨纠葛，乌克兰何去何从？
仅从理论上说，乌克兰应该可以借鉴“芬兰模式”，以实现国家主权独立、人民安居乐业。具体地说，在经济上采用西方模式，以摆脱计划经济的流毒，逐步实现国家经济转型和良性发展，进而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在“大是大非”上又要充分考虑俄乌两国长期形成的特殊关系，与俄罗斯尽量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在大国的东拉西扯中兼顾各方利益，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不失为乌克兰摆脱当前危机的一种有益尝试。
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乌克兰问题有其特殊性，“芬兰模式”在此地实行恐难一帆风顺。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独立地区关乎命脉。乌克兰东部地区是焦点所在。以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为中心的地区皆关乎乌克兰命脉。顿涅茨克州下属的顿巴斯工业区是乌克兰乃至全欧洲最主要的产煤区，也是乌克兰的重要创汇来源。不仅如此，乌克兰全国供暖、发电用煤的70%来自顿巴斯。这些地区一旦独立，乌全国将立刻陷入“无电可用、无暖可取”的窘境，创汇来源也将严重受阻。尽管天然气可以替代煤炭，但对乌克兰而言，美国的高价天然气一如空中楼阁，而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虽然便宜，但毕竟非我所有。试想，如果国家的动力命脉完全掌控在他国之手，何谈“芬兰模式”下的主权独立和经济发展。
两相比较，如果说芬兰割让卡累利阿是出于“远虑”，是“安全边界”的损失;那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对于乌克兰而言就是“近忧”，直接关系到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危。因此，乌克兰在这两个州的去留问题上很难如当年的芬兰一样做出妥协。
其次，民族感情超越国界。众所周知，乌克兰是斯拉夫民族的发祥地，首都基辅更是斯拉夫人的“城市之母”，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兄弟情深与相濡与沫远非芬兰可比。当年，苏联军队开进芬兰第二大城市维堡，斯大林颁布命令，城中居民可以自决去留。结果只有12%的居民选择留下，余者皆一路向西直奔赫尔辛基。芬兰人原是维京人的分支，和斯拉夫人交集甚少，自然谈不上什么民族感情。而乌克兰则不同，特别是在乌东部地区，俄罗斯族居民甚众，民族问题尤为凸显。分合之争中，民族感情超越国界，这成为乌政府在解决危机时的一个繁重包袱。相比之下，芬兰在民族问题上甚少顾虑，在外交斡旋中可以专心于本国实际利益，而不必瞻前顾后、投鼠忌器。这也是乌克兰危机的特殊性所在。 综上所述，一个关乎经济命脉，一个关乎民族感情，这是乌克兰局势难以破解的两大难题。
政治上保持中立，经济上与欧盟接轨
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固然可以借鉴“芬兰模式”，但更依赖乌克兰的“大近邻”——俄罗斯的抉择。
当年，苏联的胃口远不止一块小小的卡累利阿地峡，只是面对红军6.5万的阵亡数字，斯大林才不得不选择停止进攻，止步于卡累利阿。与75年前相比，今天的国际形势相对比较和平，但问题却更加纷繁复杂、暗流涌动。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克里米亚已经“回归”，俄罗斯不仅得到了免费的海军基地，还扩展了本国的“安全边界”。如今，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也要求“脱乌入俄”，面临与手足兄弟乌克兰和整个西方社会为敌的处境，俄罗斯的取舍与选择举足轻重。
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维埃政权时期，俄罗斯对外始终保持强硬姿态，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边界和势力范围。1960年，赫鲁晓夫谈及苏芬战争时说：“我们要芬兰人让给我们一定面积的领土，把边界移得离列宁格勒更远一点。这可以满足我们保卫安全的需要。芬兰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所以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用战争解决问题。”
时过境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俄罗斯应该顺应时势，致力于寻求和平外交途径，“不战而屈人之兵”，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到底不是芬兰。俄乌之间无论从历史上还是情感上都密不可分。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说：“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大国。”乌克兰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最后底线，是俄罗斯重回欧亚强国的重要依靠。一个完全转向西方的乌克兰将令俄罗斯失去其西部的最后屏障，如此这般，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乱局中的乌克兰而言，“芬兰模式”不失为可行之道，只是借鉴之中必须创新，以求突破。
首先，在政治上，力求中立，稍微偏俄且幅度要大过芬兰。欲外交则先安内，乌克兰冲突各方应该达成共识，形成一个符合乌克兰国情的“大国策”。同时要力保中立，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偏俄”原则，尤其在加入北约这一问题上，否则中立立场消失，俄乌交恶，乌克兰的稳定将遥遥无期。
其次，在经济上，乌克兰应该主动向西方靠拢，尤其要尽快实现与欧盟的经济接轨，这对于恢复乌克兰经济大有裨益、至关重要。事实上，乌克兰的经济潜力巨大，“敖德萨的粮、顿巴斯的煤、利沃夫的树”都是乌克兰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然而落后的经济模式始终制约着乌克兰的发展。乌克兰要顺应欧洲一体化大趋势，努力与欧洲接轨，并受益于欧盟的资金帮助，以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出动20个师向芬兰发起全线进攻。芬军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凭借在卡累利阿地峡修建的“曼纳海姆防线”，利用严寒和沼泽森林的有利地形进行阻击。苏军伤亡惨重，久攻不克。1940年1月，苏军兵力增加到46个师，终于迫使芬兰媾和。3月13日，苏芬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和平协定，芬兰将其东南部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割让给苏联，此外，苏联还获得了汉科港30年的租借使用权。
回顾苏芬战争，军事上，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不可等量齐观;政治上，战后却呈现出“兔子与熊”毗邻和睦而居的景象，惟其如此，其中缘由可圈可点。此后，“芬兰模式”即闻名遐迩，直至今日。
抚今追昔，当我们把视线从卡累利阿南移至黑海之滨的乌克兰，同样与“熊”为邻，同样一度交火，芬兰祥和安宁，而乌克兰则乱象横生。试问：乌克兰可否借鉴“芬兰模式”以摆脱困局获得重生？
连接俄罗斯与北约、欧盟的
纽带和桥梁
所谓“芬兰模式”，是弱小国家在强大邻国压力下的一种独特生存模式，其根本宗旨是小忍即大谋、自保求发展。“芬兰模式”由来已久。自1917年独立以来，芬兰始终恪守“不介入”原则，即决不站在某个大国一边反对另一个大国，从而不给任何一方以不利口实。
芬兰民族英雄曼纳海姆元帅当属“芬兰模式”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时任芬兰国防军最高统帅的曼纳海姆同意与德国结盟，并迅速出兵苏联。但令希特勒气恼的是，芬兰军队仅仅收复了1940年苏芬战争中的失地，便裹足不前，决不踏进苏联领土一步。1944年，德军一溃千里，曼纳海姆与苏联媾和，同意将收复的领土再次割让以换取苏芬边境的和平，同时积极驱赶在芬德军。当时，就连斯大林本人也对芬兰在维护战时苏联西北地区安全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正缘于此，苏联放弃向芬兰“输出革命”的想法，转而允许一个资本主义政权存在于自己的卧榻之侧。
战后，芬兰虽然被定性为战败国，但却于1948年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继续保持中立的外交路线，维持国家独立、议会民主制及资本主义政权。具体而言，在经济上，芬兰不仅同苏联保持密切往来，同时秘密接受美国的巨额经济援助。在国际事务中，芬兰经常站在苏联一侧。特别是对于本国大众媒体，芬兰政府要求它们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清除诸如“冬季战争”、“苏联侵略”、“赤化”等反苏言论及禁忌话题，而且不允许讨论。这种做法自然遭到西方社会的非议，导致芬兰加入欧共体（欧盟）的进程一波三折，直到苏联解体后的1995年，芬兰才如愿加入欧盟。
即便如此，“芬兰模式”在维护国家主权、制度独立、经济发展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即使在苏联解体后，芬兰仍坚持奉行军事不结盟和独立可靠的防务政策，密切与北约的合作，同时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并支持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因其经济上依靠欧盟、政治上保持中立，芬兰实际上成为连接俄罗斯与北约、欧盟的纽带和桥梁，与此同时，芬兰也得以为自己争取到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纵观世界，几大强国周边小国甚众，但如芬兰一般纵横捭阖者寥寥无几。也正因此，绝境求生、历经考验的“芬兰模式”对于乌克兰和其他与强为邻的小国来说，尤其值得效仿和借鉴。
经济命脉与民族感情：
乌克兰局势难以破解的难题
从地缘角度分析，芬兰、乌克兰皆与俄罗斯接壤并素有领土之争。芬兰能以牺牲小部分领土为代价换取70年的和平与发展，足以引人深思。乌克兰可否借鉴“芬兰模式”？
当前，乌克兰乱局愈演愈烈，在美俄角力、东拉西扯中，乌克兰被硬生生撕开一道又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同样是在大国之间艰难挣扎，同样是与俄罗斯有着数不清的恩怨纠葛，乌克兰何去何从？
仅从理论上说，乌克兰应该可以借鉴“芬兰模式”，以实现国家主权独立、人民安居乐业。具体地说，在经济上采用西方模式，以摆脱计划经济的流毒，逐步实现国家经济转型和良性发展，进而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在“大是大非”上又要充分考虑俄乌两国长期形成的特殊关系，与俄罗斯尽量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在大国的东拉西扯中兼顾各方利益，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不失为乌克兰摆脱当前危机的一种有益尝试。
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乌克兰问题有其特殊性，“芬兰模式”在此地实行恐难一帆风顺。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独立地区关乎命脉。乌克兰东部地区是焦点所在。以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为中心的地区皆关乎乌克兰命脉。顿涅茨克州下属的顿巴斯工业区是乌克兰乃至全欧洲最主要的产煤区，也是乌克兰的重要创汇来源。不仅如此，乌克兰全国供暖、发电用煤的70%来自顿巴斯。这些地区一旦独立，乌全国将立刻陷入“无电可用、无暖可取”的窘境，创汇来源也将严重受阻。尽管天然气可以替代煤炭，但对乌克兰而言，美国的高价天然气一如空中楼阁，而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虽然便宜，但毕竟非我所有。试想，如果国家的动力命脉完全掌控在他国之手，何谈“芬兰模式”下的主权独立和经济发展。
两相比较，如果说芬兰割让卡累利阿是出于“远虑”，是“安全边界”的损失;那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对于乌克兰而言就是“近忧”，直接关系到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危。因此，乌克兰在这两个州的去留问题上很难如当年的芬兰一样做出妥协。
其次，民族感情超越国界。众所周知，乌克兰是斯拉夫民族的发祥地，首都基辅更是斯拉夫人的“城市之母”，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兄弟情深与相濡与沫远非芬兰可比。当年，苏联军队开进芬兰第二大城市维堡，斯大林颁布命令，城中居民可以自决去留。结果只有12%的居民选择留下，余者皆一路向西直奔赫尔辛基。芬兰人原是维京人的分支，和斯拉夫人交集甚少，自然谈不上什么民族感情。而乌克兰则不同，特别是在乌东部地区，俄罗斯族居民甚众，民族问题尤为凸显。分合之争中，民族感情超越国界，这成为乌政府在解决危机时的一个繁重包袱。相比之下，芬兰在民族问题上甚少顾虑，在外交斡旋中可以专心于本国实际利益，而不必瞻前顾后、投鼠忌器。这也是乌克兰危机的特殊性所在。 综上所述，一个关乎经济命脉，一个关乎民族感情，这是乌克兰局势难以破解的两大难题。
政治上保持中立，经济上与欧盟接轨
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固然可以借鉴“芬兰模式”，但更依赖乌克兰的“大近邻”——俄罗斯的抉择。
当年，苏联的胃口远不止一块小小的卡累利阿地峡，只是面对红军6.5万的阵亡数字，斯大林才不得不选择停止进攻，止步于卡累利阿。与75年前相比，今天的国际形势相对比较和平，但问题却更加纷繁复杂、暗流涌动。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克里米亚已经“回归”，俄罗斯不仅得到了免费的海军基地，还扩展了本国的“安全边界”。如今，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也要求“脱乌入俄”，面临与手足兄弟乌克兰和整个西方社会为敌的处境，俄罗斯的取舍与选择举足轻重。
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苏维埃政权时期，俄罗斯对外始终保持强硬姿态，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边界和势力范围。1960年，赫鲁晓夫谈及苏芬战争时说：“我们要芬兰人让给我们一定面积的领土，把边界移得离列宁格勒更远一点。这可以满足我们保卫安全的需要。芬兰人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所以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用战争解决问题。”
时过境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俄罗斯应该顺应时势，致力于寻求和平外交途径，“不战而屈人之兵”，妥善解决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到底不是芬兰。俄乌之间无论从历史上还是情感上都密不可分。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说：“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大国。”乌克兰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最后底线，是俄罗斯重回欧亚强国的重要依靠。一个完全转向西方的乌克兰将令俄罗斯失去其西部的最后屏障，如此这般，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乱局中的乌克兰而言，“芬兰模式”不失为可行之道，只是借鉴之中必须创新，以求突破。
首先，在政治上，力求中立，稍微偏俄且幅度要大过芬兰。欲外交则先安内，乌克兰冲突各方应该达成共识，形成一个符合乌克兰国情的“大国策”。同时要力保中立，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偏俄”原则，尤其在加入北约这一问题上，否则中立立场消失，俄乌交恶，乌克兰的稳定将遥遥无期。
其次，在经济上，乌克兰应该主动向西方靠拢，尤其要尽快实现与欧盟的经济接轨，这对于恢复乌克兰经济大有裨益、至关重要。事实上，乌克兰的经济潜力巨大，“敖德萨的粮、顿巴斯的煤、利沃夫的树”都是乌克兰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然而落后的经济模式始终制约着乌克兰的发展。乌克兰要顺应欧洲一体化大趋势，努力与欧洲接轨，并受益于欧盟的资金帮助，以实现自身的经济发展。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