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大约东经82度，南有尼雅，北有沙雅。
100多年前，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写道：“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假如谁找到了历史老人遗留在塔克拉玛干的这把金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就打开了。”阿诺德·汤因比也曾说：“如果生命能再来一次，我愿意出生在塔里木盆地，因为人类的四大文明都在那里交汇。”
而我，有幸出生在位于塔克拉玛干腹地的新疆沙雅。胡杨木做成独木舟，行驶在塔里木河上，驼铃声从塔克拉玛干腹地传出，千年的胡杨树叶沙沙作响，那是你从未想过的另一种生活。只有在那种河水、沙漠、戈壁、胡杨勾勒的辽阔的原野上，才能感到掠过的狂风中的混沌数学和勃勃生机，我的童年就是从这片土地衍生出来的，它负载着旷野的无序感，但又遵循着自然的规律。
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库木托卡依村庄度过，印象中雨后的海市蜃楼充满神秘感，我和玩伴躺在路边的桑葚树下，等待一辆马车的到来。路的两边开满了红柳花，再远处是大片的棉田和戈壁荒原，空气中满是泥土和花蕾的芬芳，远远听到马蹄声，马车上的维吾尔族老人会喊一声：“调皮的孩子，让我的马儿载你们一程！”看到我们难过的时候，老人也会说：“孩子，来数我的胡子吧！人只要有事情做就不會难过。”我们认真地数老人的胡子，谁也数不清，但是一切的情绪都在数胡子的时光中被消解，末了，老人会把筐中的葡萄送给我们。时常也有一群壮汉手掌猎鹰骑着马儿飞驰而过，将我们和尘土抛在身后，那个时刻我们也畅想着长大骑马飞驰。现在回想，我的童年是一段风一般自在的时光，坐在夜晚的沙漠上，看夜空中的流星，倾听着夜的话语以及树的言谈，畅想在树林的鸟巢中掏出红月亮，然后飘到红色的月亮上去乘凉。
回望倏然而逝的时光，童年生活中出现最多的画面是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去往每个陌生的维吾尔族乡村走家串户拍照。多年后的今天，记忆中乡间路上的拍照场景还在，而照片中的故人已从孩童变成壮年，从壮年变成老年。父亲因拍照结识的艾则孜阿洪的一句“世上的人都是亲戚”，曾让我醍醐灌顶。于我而言，随父亲走家串户拍照的童年经历更像是走访亲戚，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世间的温情像是一种血缘的纽带，深嵌在我的生命里，也布满了故乡的大地。
中学时期我到了县城上学，阅读让我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在县城的图书馆里，我看到了塔科夫斯基的《雕刻时光》，还有鲁米、艾特玛托夫等大师们的作品。文学给了我另一个自由、广阔的世界，但它最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视角并拉近了我和故乡的距离。因为故乡的存在，我在抽象的阅读中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具象。
在故乡常常能听到“假如一个人没有同情心，即便他是太阳又有何用”这样的《十二木卡姆》中的诗句，也能听到人在最绝望的时候骑 在驴背上唱出“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本是一条命”这样的卡莱朗民谣。故乡的民间艺人，对音乐的热爱，超乎我的想象。音乐为他们建立了一座和生活紧紧相连的桥梁，他们通过这座桥梁，抵达爱情，送走孤独，打败虚无，当然也倾诉内心的忧伤，洗涤自己灵魂深处的酸楚。
第一次在书店里看到《十二木卡姆》时，我似懂非懂，但还是买下它，在长夜里读下去，却从不曾读完。诗歌是轻盈且带有翅膀的神圣事物，流传至今的《十二木卡姆》其歌词主要来源还是诗人。到现在为止，木卡姆给我留下的一直都是一些吉光片羽的印象：“我的萨塔尔琴以生命的纽带为弦，它能慰藉不幸，予其悲怆与凄婉，我深深投入于木卡姆使之萦回于心，若耽于爱的憧憬即弹奏于伊人尊前。”
但在成年后，无数个无眠的夜里我都会想起木卡姆里那些带着朴素哲理的诗句。它赞美大地、山峦、原野，讴歌初升的太阳、甘甜的葡萄、枝头的蓓蕾、夜莺的鸣啼、欢快的河流和永恒的沙漠，它描绘和咏赞塔克拉玛干腹地的生活，令每一个朴素的灵魂和肉身魂牵梦萦，因为那是最古老、最虔诚的生活。它的辽阔足以接纳人类所有的忧伤，并给予人和人性以新的启示。
大学时期，我有机会坐着火车去陌生之地，去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或许只有这样一尺一尺地贴地而行，才会产生距离和思考，而所有的行走，最终都能帮助自己理解故乡。当我再次返回故乡，塔克拉玛干就像一张巨大的银幕，在这块土地上，每天都有关于生活、关于生命、关于自然的电影在上演。人们载歌载舞，沙漠、戈壁、草原等那些我们所熟知的意象其实只是表象，更深的东西是诗，是诗意。他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也是如诗歌一般的电影台词，那是在历经沧桑之后，由人性的坚韧和豁达提炼出来的，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电影的独到之处并不亚于文学，它有各种可能性，当拍《第一次的离别》时，我并未意识到它将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只是依着自身的成长经验寻找童年经历，恰恰这段经历还在当下鲜活地涌动。 我开始进行田野调研，寻找我的人物。我在阿合巴什遇到了穿着红裙子像精灵一样的女孩凯丽比努尔，还有他的弟弟艾力乃孜。他们家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成片的葡萄架。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凯丽和弟弟在葡萄架下写作业，凯丽比努尔边写边说：“我一哭天就亮了。我要跑到狮子的面前给狮子拍照，给白鹿拍照，给奶牛拍照，给葡萄架拍照，给穷人拍照，给富人拍照，我能用眼睛照下他们。”弟弟接着说：“太阳充满了月亮就下雨了，考试就是靠运气，我一般都是考80分，100分好像和我有仇。”凯丽比努尔又说：“如果你比我考得高的话，我会哭一晚上，如果我考得比你高的话，我会很高兴。”弟弟又说：“你哭的话爸爸妈妈会吵架。”凯丽比努尔说：“爸爸妈妈吵架，如果离婚的话，我就会变成孤儿;如果我变成孤儿的话，同学们会嘲笑我。”弟弟说：“那样的话我们就像孤儿萨拉依丁一样了。”凯丽比努尔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反正我对妈妈的爱是千分之千，她不会离开我们的。”
我被这段看似杂乱无章的对话深深地打动了，它让我退回儿童时代，去了解一个孩子的世界，他们不描写世界，而是发现世界。他们很少去思考在世界面前自己的样子和声音，他们的视角是非常直观的，他们毫不注意惯例和传统，看待问题的方式总是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浑然天成的率真。
我也在克孜勒萨读到了影片主人公艾萨写给妈妈的一篇作文，他说：“我是妈妈从外星空带来的。妈妈的耳朵听不见，我只能用眼睛和她交流，妈妈的心灵像泉水一样清澈，她的爱滋润着我。我只为妈妈而活。”艾萨的这篇作文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去了艾萨的家，阳光洒在木质的架子上，艾萨光着脚丫，正抱着一只小羊羔给它喂奶。小羊羔不听话，他就用自己的嘴去亲吻这只小羊羔。这个画面也唤醒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我们都曾双脚沾满泥巴与自然和动物亲密无间，然后不断地经历告别，最终成长。这一次返回家乡，我开始不同以往地和生活的土地互动，和过去的经验互动。生命是一次体验，体验了才不会虚度，因此你才会创建自己的生活，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
拍摄时，凯丽比努尔和艾萨唱起民谣《小月亮》，塔克拉玛干的民谣在千年的胡杨林中传开：“妈妈说我是月亮/可月亮长在天上/如果我是月亮/妈妈就会孤单哭泣（在地上）……”我的目光越过金黄色的胡杨，千年的胡杨树叶沙沙作响，我们的童年相遇在同一棵胡杨树下，我的心是如此平靜，如此辽阔和永恒。
在拍摄中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民间艺人，他听说我是沙雅人，便说：“你以前骑着毛驴和自行车离开沙雅，现在坐着飞机带着知识和文化回来了，还算你有点儿良心。”而我问科克却勒村庄的阿巴拜克日，他即将升初中的孩子有什么特长时，他诚实地回答说，他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老实，上到高中后他才会培养自己的特长。
在红旗镇的巴扎上我遇见了鼓手吐尔洪大叔，只要他的鼓声响起，人们就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那些我在村庄遇见的想出走的青年和愿意一生留在村庄的老人都被鼓声拉到了一起。
我的故乡，就这样为我展开了通往诗意的道路，这些具体的人让我有了拍电影的欲望，并越发强烈，让我感受到音乐人何力在《七十亿分之一的诗与歌》中的歌唱：“每一个人渺小的身躯，无不蕴藏着惊人的潜力，假如他一生吃过的麦子突然发芽，喝过的水突然汇聚。”他说：“地球上有70亿的人口，我是其中的一个。”正是这些普通人构成了庞大的70亿，你我都在其中。这些普通人给我的能量如此强大，我不愿意将摄影机从这些面孔上挪开。
现在回想，一年的纪录片拍摄对《第一次的离别》的诞生显得尤为重要，以拍纪录片的方式构建剧本显得极为奢侈，但也弥足珍贵。电影中无法取代的珍贵之物不在日常生活之外，而是蕴藏在日常的细枝末节里。看似朴实平淡的生活也能成为电影，《第一次的离别》中很多细节和对话都是来自我一年的观察。比如影片中家族会议那场戏，是基于故事结构必须的假定性，但最终归结为生活的真实性和具体的事实。
文学让我学会宏观生命，但不忽略人，我总是对人的内心世界感兴趣—对我来说，展现和反映由生活、文学、文化所滋养的心灵更为重要。比如凯丽比努尔的父亲在棉花地为妻子唱起离婚时写的《我那百灵鸟一样的爱人》：“我是你悲伤的百灵鸟/百灵鸟失去了它的爱人/我失去了我的爱人塔吉古丽/我那像百灵鸟一样的爱人/你宛若天仙/你的眉毛就像弯月亮/你的眼睛犹如清水/当你弃我而去/我的心在深夜里哭泣/我是如此的悲伤/花儿也为我哭泣/八个天堂都比不上你的美/我失去了我最爱的人/像百灵鸟一样的塔吉古丽。”人与人之间的牵绊，不同寻常的情感，营造出令人隐隐作痛的诗意的美感，脆弱、温暖，又令人渴望。凯丽比努尔的妈妈如少女般害羞的脸庞，在电影中一闪而过，我总是被这样的时刻打动。
我一直深信，好的电影是仁慈的，正如摇篮的嘎吱声和朴素的催眠曲，还有蜜蜂和蜂房，要远远胜过刺刀和枪弹。而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周游世界之后回到故乡，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好农民是播种恰玛古的农民，好人是在故乡变老的人。”
正是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本身蕴含的诗意和真谛，成为《第一次的离别》的源头。无论如何，这部影片是献给我的故乡塔克拉玛干腹地的沙雅的一份礼物，也是我和故乡献给世界的礼物。当我带着它去了柏林、东京电影节并获得关注时，当它在联合国万国宫上演时—滋养过我的故乡，也将滋养人类，以它的质朴和辽阔，深邃和悠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