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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是“谜”
1941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做了一次神秘的哥本哈根之旅，去看望他的丹麦同行、老师、精神父亲尼尔斯·波尔。他们在量子力学方面所做的共同努力及建立的“不确定性”原理给原子物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但是由于战争和德国对丹麦的占领，他们两人站到了完全敌对的两边。这两个朋友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这些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是，海森堡为什么要去哥本哈根？他想对波尔说些什么？这样的“谜团”从那以后一直困扰着科学家和历史学家。
“哥本哈根”是个谜。至今人们也无法确切地认定海森堡与波尔1941年那次会见的真实意义，当然也更无法认定当事人的动机、企图和潜意识所起的作用。对于当年原子弹的研制和付诸实战、对于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潜在的核毁灭威胁、对于未来科学发展对整个人类生存的影响，“哥本哈根”的误解到底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宿命？不要忘了，物理学对于别人来说是抽象的科学，而对于物理学家却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当他们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整个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承载得了吗？
在迈克·弗莱恩的《哥本哈根》中，海森堡和波尔的在天之灵又一次会面，他们讨论物理学并思考纯粹的哲学与人类动机的本质。弗雷恩并没有试图要解开这个谜团，他只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重现了或者说解释了那次会面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被两个科学家证明了的物理学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原理，渗透在本剧的方方面面。
《哥本哈根》是“现象”
《哥本哈根》写于1998年，由英国皇家剧院首演，并获得英国奥立弗最佳戏剧奖；2000年开始在美国外百老汇上演，当年获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它还获得外百老汇戏剧评论家最佳戏剧奖、戏剧编辑最佳剧作奖等等。之后的两年之内，欧洲许多国家、美国许多城市、澳大利亚乃至日本都竞相上演，不是以前卫戏剧的面貌而是以主流戏剧的面貌出现在主流文化中，被主流戏剧观众、主流戏剧评论以及科学界和历史界所广泛关注，在互联网上用搜索引擎能找到与之有关的资料目录达两千条之多，某著名媒体称之为“《哥本哈根》现象”。
当我们与这个国际戏剧的前沿“现象”进行实质性对话、交流时，我们有点尴尬，因为我们初读剧本时较为普遍的反应几乎都是“看不懂”。可是，许多国家的剧院都在演，他们是怎么演的？许多国家的观众都在看，他们是怎么看的？许多国家的戏剧家都在研究，他们是如何研究的？许多国家的剧评人都在评论，他们又是如何评论的？
《哥本哈根》是“难题”
这个剧本写的是海森堡、波尔及玛格瑞特三个灵魂的对话，这三个灵魂试图弄清楚搅扰他们后半生乃至搅扰他们的灵魂都不得安宁的一些事情。仅这一点，就让这个戏没有了用我们正常的逻辑可以理解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哥本哈根》中的时间没有了原本的线状的、连贯性的特征，这里的时间变成了破碎的、断续的、颠倒的、往复的状态；《哥本哈根》中的空间也没有了原本的三维确定性的特征，这里的空间变成了模糊的、飘忽的、跳跃的、重叠的状态。他们死去了，他们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对话，他们要讲过去的事，要讲“过去的过去”的事情，他们在讲着对过去事情的看法，又在讲着对过去事情看法的看法。于是，我们习惯或者我们认定戏剧应该有的线性情节链条、线性人物发展这里完全没有了。
剧本中写的每一句话看上去都能明白，但却好像连不起来，于是就看不懂。剧作者用灵魂之间的对话、回忆、争辩、探讨、论证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的阅读习惯或者说思维习惯打碎了，这是我们阅读这个剧本、理解这个剧本的最大难点。而且也会是观众看这个戏的最大难点。
《哥本哈根》是“思辨”
如果我们能够抛开我们认定戏剧应该有的线性时间概念，我们就会很快发现，人物的思辨逻辑以及人物之间的思辨逻辑是连贯的。他们几乎始终在进行着辩论，他们探究、他们追忆、他们逼问、他们辩解、他们争论、他们反驳、他们揭穿、他们推翻、他们“再来一次”。这么多跟思辨有关的动作就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弄清楚在那次哥本哈根会见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说了什么？后面到底隐含着什么？隐含着什么动机意图？隐含着什么样的“生命过程”的意义？他们在第一幕中通过搏杀式的思辨几乎得到了答案，可是转眼之间他们就把自己推翻了，在第二幕里，他们又几乎得出了与第一幕完全不同的答案，可是那仍然不是真正的答案。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再来一次”，因为他们不甘心没有结果的结果，尽管最后还是没有真正的结果，但整个思辨的过程已经显示出了意义。
《哥本哈根》最大的艺术价值也许就体现在这个“思辨的过程”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哥本哈根》的思辨不是冰冷的、理性的，其中通篇伴随着活生生的生命体验。我们常说，有情感的思想就有可能成为哲理了。《哥本哈根》的思辨是浸透了情感的思辨，《哥本哈根》的思辨力度和情感力度都非同一般，我们因而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思辨性感染力的剧作，我们也因而有理由指望它的演出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思辨性感染力的演出。对于戏剧艺术来说，《哥本哈根》中的历史和科学本身都不那么重要，它们都是人物情感、人物思想、人物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二度创作将呈现给观众有血肉、有感染力、可以被理解、可以被思索的艺术形象。
《哥本哈根》是“良知”
《哥本哈根》到底在说什么？不是历史过程，不是事件真相，而是这个历史中和这个事件中的人，是人隐秘的动机和意图。人更想知道、更想了解的不是别人的动机和意图而是自己的，不如此并无法获得灵魂的安宁。在艺术上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究，对人的个体行为或者群体行为的深刻动机和隐秘意图追问，其实表现了人渴望认识自身、理解自身，渴望回答“我是谁”、“我到底想要什么”这样简单而又玄妙的问题，这其实是人、人们、人类对破解自身命运之迷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如此的强烈又如此的持久，可以说这是一个将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发展、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伴随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深深的渴望，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艺术创作的永恒的主题。
《哥本哈根》直到最后也没有弄清关于“动机”、“意图”的真相，因为那是不可能真正弄清的。但是有一点弄清了，那就是存在于那些原子弹制造者心中的“良知”。“作为一个有道义良知的核科学家，能否从事原子能实用爆炸的研究？”海森堡当年在哥本哈根向波尔提出的这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曾经被后人做出过许多种解释，而我们宁可相信那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良知”在发问，那甚至是一种连海森堡自己都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但却左右着他在原子弹研究中犯下低级错误的、蛰伏在他的潜意识中的“良知”。在弗莱恩看来，或许当一切都走向灭亡、一切都成为灰烬时，我们才会真正明白“良知”的发问是那么的弥足珍贵，或许也正是因为人类拥有一直在发问的“良知”，人类的毁灭才有“得以幸免”的可能。
《哥本哈根》是“挑战”
不能说《哥本哈根》代表了当前国际戏剧的最高水准，更不能说它预示着未来国际戏剧的发展走向，但在当前，在很大的范围内它是国际戏剧舞台上一个闪光的亮点。《哥本哈根》是国际戏剧最前沿的作品，它的叙述方式、它的时空结构、它的科学属性、尤其是它的非同一般的思辨力量，使它从根本上有别于我们所说的“娱乐戏剧”。可就是这样一出毫无“轻松”可言的戏剧，却在如此之大的国际范围内成为“现象”，这其中是否反映了他们对戏剧及其功能的某些看法？比如对人的深层探究，比如思辨的艺术价值，比如“非娱乐性”的欣赏快感，比如对生活、对人、对世界、对人类的超乎功利之上的关怀。
从剧作本身的角度说，《哥本哈根》的叙述方式是我们所非常不习惯的，弗莱恩并没有清楚地区分剧中所包含的不同层次时空之间的界线，剧中人物并没有像我们所常见的那样清楚地进入回忆又明确地返回现在，他们的往返似是而非，他们的进出似有似无，时间和空间在剧中并非是明晰的线状物而是模糊却又浑然一体的碎片的集合。这种结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弗莱恩本人乃至当代欧美戏剧家们对戏剧表述、戏剧时空、戏剧思维、戏剧功效的不同以往的理解。对于观众，这样的时空结构方式可能是很不习惯的，但剧中思想的力量和思想的表述方式，足以完成对时空形态的说明，犀利的、顺畅的思维活动最终串联起了那些“时空碎片”并使其成为一体。
中国的戏剧人、中国的戏剧舞台、中国的戏剧观众、中国的戏剧理论将如何面对《哥本哈根》，这是它带给我们的一个艺术挑战。无论如何，人们在平安的同时、在富足的同时、在满足物欲、追求功利的同时，也许还需要唤醒内心的良知和理性，这是戏剧艺术除了娱乐大众之外还应该具有的属性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