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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训说，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如果这在知识更新缓慢、人的平均寿命又很短的远古时代也是至理名言的话，那么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的平均期望寿命比1000年以前成倍增长的今天，就更是人人应该铭记在心的真理。
当今许多国家都在重新确定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争得先机和保持优势，这些国家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并将其列入基本国策。美国在1976年就通过了《终身学习法》，日本1988年在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并于1990年制定了《终身学习振兴法》，欧盟将1996年定为欧洲终身学习年，韩国在1999年颁布了《终身教育法》，德国的基本法也把终身教育确定为国家的责任。
显然，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快速转变的发展阶段，7亿劳动力需要不断提高技能和继续学习，而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更需要我们将人口规模的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的优势。不但正规教育的覆盖面需要拓展，在职学习更成为人们不断吸取新知识和保持必要技能的重要途径。同时，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经常性地增加了摩擦性失业，因此接受培训必然成为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先决条件。另外，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过去潜在的失业者会不断释放出来，也需要通过再培训使他们找到新的就业门路。这就需要在正规教育之外，建立起多样化的持续培训机制；需要有效的技能评估和认证体系；需要利用现代信息和技术手段来扩大培训机会。
终身学习对固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中国有1300万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和改变教育方式，2.4亿学生需要改变学习方法，6亿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需要实现从命令式到启发式的转变，所有的人都需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所以，除了要继续扩大正规教育系统的规模和提高质量外，教育系统还必须要让学生掌握离开学校后仍能继续自学的能力。
中国人口总量大，但人力资源匮乏。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把大量的人口负担转变成一种人力资源优势，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国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一项战略选择。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在过去近30年里，大约有一半农业劳动力转入了非农产业，其中又有差不多一半进入了城市。正是这种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事实表明，随着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总数接近“死水位”，而且平均年龄偏大，原来人们普遍认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形势正在发生转折。因此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成本必然不断上升，从而加速了产业的升级和转移。如果不能及时建立起有效的教育培训的体系，迅速提高这个总体上还是缺乏必要专业技能的群体的素质，在工资提高、福利改善和充分就业三者之间可能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根据有关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中国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基本格局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结构性的供不应求已经出现。在今后的一二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会绝对地逐年减少。
同时，中国社会“未富先老”，老龄化以大大超过世界的平均速度在加快，养老金体系面临很大的压力。看起来，中国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延长退休年龄的做法，在今后也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鼓励老年人充分发挥潜能，只是或迟或早不得不做的事情。因此，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在加快，人的就业年限在延长，终身学习就更加显得重要。
与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形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相比，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首要的问题是学习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中国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就需要扩展学前教育、普及小学教育、增强中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增加更多的学习机会、扩大教育与劳动力培训市场。然而，现在的供给显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质量不高制约了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就高等教育而言，2006年中国高校在学人数超过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到22%，但高收入国家1996年就达到了62%的平均水平，美国、加拿大则超过了80%。
同时，教育培养人才的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学校教育和社会实际严重脱节。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但是眼下每年毕业的大量本科生、研究生就业困难。学生毕业后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自学能力薄弱，企业发展所需要的适用性、技能型人才严重匮乏。正规教育从教学方式、内容、手段等方面，都与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及时对课程、师资等进行调整。
非正规教育（职业教育、培训等）同样面临严重的供需矛盾。一方面是各类培训班、速成班名目繁多，在收费、资质、质量等方面缺乏必要的规范，而另一方面，真正面向农村居民、下岗失业职工等群体的收费低廉而实效明显的培训却严重不足，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等，不能通过有效的培训实现就业和再就业。从受教育者结构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小学教育规模将面临收缩，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则需要进一步扩大。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的周期，这些矛盾短期内只能通过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来缓解。
另外，中国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学习设施和教育手段落后，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尚待充分开发和利用。国际经验表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对于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低成本和便捷的途径，使得终身学习体系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基于卫星通信和宽带传输技术，发展远程教育网络技术，降低教育成本，改进教育质量，提高学习效率，为边远贫困地区提供终身学习的条件。
当然，中国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关键是对于终身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性、迫切性，并没有形成全国上下的普遍共识。只有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成为全体国民到各级政府的共识，从教育部门到社会各界都协调行动，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目前中国在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方面资金投入尚显不足。显然，仅仅依靠政府独立承担全社会终身学习的相关费用恐怕是不现实的。关键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独家办学的格局，积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合理界定和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为社会各界投资教育创造条件。要建立更加开放的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励社会资本的参与，也要鼓励个人的智力投入。政府的作用要从教育和培训的主要决策者、提供者向新制度的设计者、规制者、补充者、推动者过渡，在充分履行为义务教育出资和直接提供服务的政府责任的同时，广泛地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终身学习投资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特别是要在放宽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和培训领域准入门槛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各类教育和培训提供者的评估、鉴定和监管工作，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入标准、质量评估、考核体系和认证体系。
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是一个跨部门的系统工程，需要统一的规划、协调和管理。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缺乏统一和高层次的推进协调，有关职能分散于教育、劳动、人事、农业等多个行政部门。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各类教育与培训资源之间缺乏联系、交流、共享与整合，有限的社会教育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要尽快加强高层次的领导和协调，综合整合各类学习资源，确保终身学习体系的实施。高层次的协调工作其主要包括:协调各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社区的终身教育机构，加强彼此间联系和合作，统筹运用终身教育资源；组织终身教育宣传，使全社会重视并参与终身学习；成立“学习证件认证中心”，对各种学习、进修、培训的结果予以认可并办理学习证件的认证手续等；研究制订终身学习规划和有关法规，使终身学习健康有序地开展并得到法律保障。
当今许多国家都在重新确定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争得先机和保持优势，这些国家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并将其列入基本国策。美国在1976年就通过了《终身学习法》，日本1988年在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并于1990年制定了《终身学习振兴法》，欧盟将1996年定为欧洲终身学习年，韩国在1999年颁布了《终身教育法》，德国的基本法也把终身教育确定为国家的责任。
显然，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快速转变的发展阶段，7亿劳动力需要不断提高技能和继续学习，而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更需要我们将人口规模的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的优势。不但正规教育的覆盖面需要拓展，在职学习更成为人们不断吸取新知识和保持必要技能的重要途径。同时，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变经常性地增加了摩擦性失业，因此接受培训必然成为失业者重新就业的先决条件。另外，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过去潜在的失业者会不断释放出来，也需要通过再培训使他们找到新的就业门路。这就需要在正规教育之外，建立起多样化的持续培训机制；需要有效的技能评估和认证体系；需要利用现代信息和技术手段来扩大培训机会。
终身学习对固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中国有1300万教师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和改变教育方式，2.4亿学生需要改变学习方法，6亿以上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需要实现从命令式到启发式的转变，所有的人都需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所以，除了要继续扩大正规教育系统的规模和提高质量外，教育系统还必须要让学生掌握离开学校后仍能继续自学的能力。
中国人口总量大，但人力资源匮乏。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把大量的人口负担转变成一种人力资源优势，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国在知识经济时代获得国际竞争力的一项战略选择。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在过去近30年里，大约有一半农业劳动力转入了非农产业，其中又有差不多一半进入了城市。正是这种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事实表明，随着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总数接近“死水位”，而且平均年龄偏大，原来人们普遍认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形势正在发生转折。因此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成本必然不断上升，从而加速了产业的升级和转移。如果不能及时建立起有效的教育培训的体系，迅速提高这个总体上还是缺乏必要专业技能的群体的素质，在工资提高、福利改善和充分就业三者之间可能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根据有关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中国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基本格局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结构性的供不应求已经出现。在今后的一二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会绝对地逐年减少。
同时，中国社会“未富先老”，老龄化以大大超过世界的平均速度在加快，养老金体系面临很大的压力。看起来，中国按照世界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延长退休年龄的做法，在今后也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鼓励老年人充分发挥潜能，只是或迟或早不得不做的事情。因此，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在加快，人的就业年限在延长，终身学习就更加显得重要。
与建设终身学习体系和形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相比，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首要的问题是学习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中国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就需要扩展学前教育、普及小学教育、增强中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多元化、增加更多的学习机会、扩大教育与劳动力培训市场。然而，现在的供给显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质量不高制约了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就高等教育而言，2006年中国高校在学人数超过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到22%，但高收入国家1996年就达到了62%的平均水平，美国、加拿大则超过了80%。
同时，教育培养人才的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学校教育和社会实际严重脱节。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但是眼下每年毕业的大量本科生、研究生就业困难。学生毕业后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自学能力薄弱，企业发展所需要的适用性、技能型人才严重匮乏。正规教育从教学方式、内容、手段等方面，都与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及时对课程、师资等进行调整。
非正规教育（职业教育、培训等）同样面临严重的供需矛盾。一方面是各类培训班、速成班名目繁多，在收费、资质、质量等方面缺乏必要的规范，而另一方面，真正面向农村居民、下岗失业职工等群体的收费低廉而实效明显的培训却严重不足，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等，不能通过有效的培训实现就业和再就业。从受教育者结构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小学教育规模将面临收缩，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则需要进一步扩大。人才的培养需要较长的周期，这些矛盾短期内只能通过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来缓解。
另外，中国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学习设施和教育手段落后，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尚待充分开发和利用。国际经验表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对于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低成本和便捷的途径，使得终身学习体系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基于卫星通信和宽带传输技术，发展远程教育网络技术，降低教育成本，改进教育质量，提高学习效率，为边远贫困地区提供终身学习的条件。
当然，中国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也存在着不少困难。关键是对于终身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性、迫切性，并没有形成全国上下的普遍共识。只有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成为全体国民到各级政府的共识，从教育部门到社会各界都协调行动，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目前中国在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方面资金投入尚显不足。显然，仅仅依靠政府独立承担全社会终身学习的相关费用恐怕是不现实的。关键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独家办学的格局，积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合理界定和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为社会各界投资教育创造条件。要建立更加开放的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励社会资本的参与，也要鼓励个人的智力投入。政府的作用要从教育和培训的主要决策者、提供者向新制度的设计者、规制者、补充者、推动者过渡，在充分履行为义务教育出资和直接提供服务的政府责任的同时，广泛地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终身学习投资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特别是要在放宽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和培训领域准入门槛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各类教育和培训提供者的评估、鉴定和监管工作，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入标准、质量评估、考核体系和认证体系。
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是一个跨部门的系统工程，需要统一的规划、协调和管理。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缺乏统一和高层次的推进协调，有关职能分散于教育、劳动、人事、农业等多个行政部门。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协调，各类教育与培训资源之间缺乏联系、交流、共享与整合，有限的社会教育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要尽快加强高层次的领导和协调，综合整合各类学习资源，确保终身学习体系的实施。高层次的协调工作其主要包括:协调各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社区的终身教育机构，加强彼此间联系和合作，统筹运用终身教育资源；组织终身教育宣传，使全社会重视并参与终身学习；成立“学习证件认证中心”，对各种学习、进修、培训的结果予以认可并办理学习证件的认证手续等；研究制订终身学习规划和有关法规，使终身学习健康有序地开展并得到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