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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唐代到宋代是仰视，学习中国；从元朝打败忽必烈的入侵大军之后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是平视；甲午战争以后是俯視。
日本民族有一种传统：尊强凌弱。谁打败它，它就服谁，向谁学习。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最早的密切交往，是靠中国对日军事胜利得以建立的。公元633年，日本出动舟师数百，进攻朝鲜半岛白江口，唐朝军队与之交锋大败之。这一仗使日本看清了自己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日本从此心悦诚服地向唐朝全面学习。7世纪至8世纪，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赴大陆，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
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反映出这个民族善于学习的优长，同时也显露了其崇拜强权的特性。
宋朝被元朝灭亡后，日本一批人便认为中华文明被蛮夷给灭了，中国的文化精粹只保留在自己国内，在文化上有了优越感。明末的中国虽已衰败，在1592年至1599年还能派出10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联合朝鲜取得抗倭援朝的胜利。这一胜利遏制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赢得中国东邻半岛近300年的稳定。这个时候，算是平视。
但是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之间的关系，日本轻易打败了中国，从此对中国是俯视了。居高临下。
这个俯视一直持续了五十多年，也是中国备受凌辱的五十多年。
清末时日本对华称“清国”，甲午战后东洋三岛上却以“猪尾巴”作为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华侨男子或中国留学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用手扯辫子，口中还喊：“清国奴！豚尾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男人都剪去辫子，日本人不再称“清国”，却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曾记述说：“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
我小时候曾听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讲述她的经历：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护士爱上中国留学生郭沫若时，素称开明的父亲却马上发怒——“你怎么能和一个支那猪结婚？”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辱华、蔑华风潮，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
世界上的事物也不能都从一方面看。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了，但对中国也是个大好事。梁启超当年曾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甲午战争失败使清朝腐朽、昏庸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中国从此开始变法、革命，中国人民从此开始追求救国救民的新路。所以甲午战争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转折点。
之前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促动也很大，战败后清朝开始搞洋务运动，买洋枪洋炮，建新型兵工厂，但并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当时，很多人还认为败于西方列强，情有可原。但甲午战争败于被“天朝”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一些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在政治上看清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意识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中国才有出路。
有人说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这是没有根据的。甲午战争前，中国哪里有近现代化？全国民营资本不过区区2000万两银子，少得可怜。甲午战争后为了便于调兵才开始修建铁路。所以说，中国是在甲午战争后才真正开启近代化进程的。
论起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观，一直充满了复杂矛盾——既憎恶，又羡慕；既排斥，又最接近。日本对中国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也带来了最大的觉醒。看到原来自己文化的学习者通过学西方而迅速强盛，过去轻视日本的国人马上转而向日本学习。
甲午战败后，欲变法图强的中国人大都认为“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败于日本的第二年，中国便向日本派出第一批13名留学人员，随后留学东洋热潮席卷中国，至1905年突破万名，规模为当时世界仅见。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留学过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下10万，若加上短期考察参观者人数更要翻番。
打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名人录，可看到国民党前期的主要干部多是留日学生，包括蒋介石、黄兴、宋教仁、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早期党员董必武、李达、周恩来和最早的农运领导人彭湃等同样也曾留日，并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河上肇等人那里了解到共产主义原理。
现在甲午战争研究（在中国）成了一种热潮，很多人都觉得“甲午耻，犹未雪，屠城恨何时灭”。不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又表现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绪化的简单激愤，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现在，愤青们简单地泄愤，或者祥林嫂似的整天唠唠叨叨怎么打了我、侵略了我，毫无益处。对日本侵华要深刻反思，研究历史要掌握两分法。
社会上现在有两种思潮，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完全按照西方的态度看待我们的历史；另一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典型的例子就是愤青，不是理性地看待我们民族的历史，而是偏激泄愤。这种主义发展下去也很可怕，跟法西斯主义一样。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理论的缺失，完全跟着感觉走。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申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进程方面深入研究，即达到真正的“知彼知己”。回顾甲午战争，应力戒狭隘单向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悲情意识，而应将其放在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审视。
徐焰
国防大学专业二级教授、少将、军事史专家。著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录》《金门之战》等。摄影/ 本刊记者 董洁旭
中国向来注重民族传统，轻视对外学习。相反，日本尽管也有弱点，比如日本民族有岛民心态，狭隘扩张，但他们努力学习他人。所以我们经常讲“日本鬼子真可恨”“日本产品真可爱”。
中国抗日胜利，这里面其实也包含着向敌国日本学习的成果。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长处，包括自己对手的长处，才能走向强国之路。所以，要努力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改造、社会的改造，深化我们现在各领域的改革，这才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所应该具有的现实意义。
中国有日本这个邻居，没法选择，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幸运。
日本这个民族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尊强凌弱，上级打下级，下级只能是“是”，老老实实，但他再去欺负他的下级，他崇拜强者，欺凌弱者。所以中国要同日本搞好关系，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自己强大！就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的，中国要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能是猫鼠关系，这个猫和老鼠是不可能当朋友的，它只能是一方吃掉一方。只有猫和猫才能做朋友。
回顾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中日关系，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日强中弱”局面，后来又有了在亚洲“双强并立”的状态。2010年以后，中日之间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中国超过日本了。日本右翼现在为什么制造这么多反华的声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适应中国崛起，觉得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被打破了。
所以，当前中国只有越发展，越强大，才越能使日本回归正常心态，中日关系才越能走向正轨。这也是我们回顾甲午战争历史应该得出的结论。
日本民族有一种传统：尊强凌弱。谁打败它，它就服谁，向谁学习。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最早的密切交往，是靠中国对日军事胜利得以建立的。公元633年，日本出动舟师数百，进攻朝鲜半岛白江口，唐朝军队与之交锋大败之。这一仗使日本看清了自己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日本从此心悦诚服地向唐朝全面学习。7世纪至8世纪，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赴大陆，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
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反映出这个民族善于学习的优长，同时也显露了其崇拜强权的特性。
宋朝被元朝灭亡后，日本一批人便认为中华文明被蛮夷给灭了，中国的文化精粹只保留在自己国内，在文化上有了优越感。明末的中国虽已衰败，在1592年至1599年还能派出10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联合朝鲜取得抗倭援朝的胜利。这一胜利遏制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赢得中国东邻半岛近300年的稳定。这个时候，算是平视。
但是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之间的关系，日本轻易打败了中国，从此对中国是俯视了。居高临下。
这个俯视一直持续了五十多年，也是中国备受凌辱的五十多年。
战后中日关系易位
清末时日本对华称“清国”，甲午战后东洋三岛上却以“猪尾巴”作为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华侨男子或中国留学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用手扯辫子，口中还喊：“清国奴！豚尾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男人都剪去辫子，日本人不再称“清国”，却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曾记述说：“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
我小时候曾听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讲述她的经历：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护士爱上中国留学生郭沫若时，素称开明的父亲却马上发怒——“你怎么能和一个支那猪结婚？”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辱华、蔑华风潮，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
世界上的事物也不能都从一方面看。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了，但对中国也是个大好事。梁启超当年曾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甲午战争失败使清朝腐朽、昏庸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中国从此开始变法、革命，中国人民从此开始追求救国救民的新路。所以甲午战争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转折点。
为什么这么说？
之前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促动也很大，战败后清朝开始搞洋务运动，买洋枪洋炮，建新型兵工厂，但并没有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当时，很多人还认为败于西方列强，情有可原。但甲午战争败于被“天朝”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一些进步的中国人开始在政治上看清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意识到必须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中国才有出路。
有人说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这是没有根据的。甲午战争前，中国哪里有近现代化？全国民营资本不过区区2000万两银子，少得可怜。甲午战争后为了便于调兵才开始修建铁路。所以说，中国是在甲午战争后才真正开启近代化进程的。
论起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观，一直充满了复杂矛盾——既憎恶，又羡慕；既排斥，又最接近。日本对中国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也带来了最大的觉醒。看到原来自己文化的学习者通过学西方而迅速强盛，过去轻视日本的国人马上转而向日本学习。
甲午战败后，欲变法图强的中国人大都认为“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败于日本的第二年，中国便向日本派出第一批13名留学人员，随后留学东洋热潮席卷中国，至1905年突破万名，规模为当时世界仅见。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留学过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下10万，若加上短期考察参观者人数更要翻番。
打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名人录，可看到国民党前期的主要干部多是留日学生，包括蒋介石、黄兴、宋教仁、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早期党员董必武、李达、周恩来和最早的农运领导人彭湃等同样也曾留日，并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河上肇等人那里了解到共产主义原理。
中日不能是猫鼠关系
现在甲午战争研究（在中国）成了一种热潮，很多人都觉得“甲午耻，犹未雪，屠城恨何时灭”。不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又表现为理性化水平，而不是情绪化的简单激愤，对历史上的败绩灾祸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得到启迪，才能使坏事变成好事。现在，愤青们简单地泄愤，或者祥林嫂似的整天唠唠叨叨怎么打了我、侵略了我，毫无益处。对日本侵华要深刻反思，研究历史要掌握两分法。
社会上现在有两种思潮，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完全按照西方的态度看待我们的历史；另一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典型的例子就是愤青，不是理性地看待我们民族的历史，而是偏激泄愤。这种主义发展下去也很可怕，跟法西斯主义一样。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理论的缺失，完全跟着感觉走。
以敌为师，以强手为师，恰恰是一个能崛起的民族应具备的精神。多少年来，国人不断申诉日本侵略的暴行，这对教育后人自然必要，却不应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而需要从中日两国社会进程方面深入研究，即达到真正的“知彼知己”。回顾甲午战争，应力戒狭隘单向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悲情意识，而应将其放在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审视。
国防大学专业二级教授、少将、军事史专家。著有《中国抗日战争史录》《金门之战》等。摄影/ 本刊记者 董洁旭
中国向来注重民族传统，轻视对外学习。相反，日本尽管也有弱点，比如日本民族有岛民心态，狭隘扩张，但他们努力学习他人。所以我们经常讲“日本鬼子真可恨”“日本产品真可爱”。
中国抗日胜利，这里面其实也包含着向敌国日本学习的成果。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长处，包括自己对手的长处，才能走向强国之路。所以，要努力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改造、社会的改造，深化我们现在各领域的改革，这才是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所应该具有的现实意义。
中国有日本这个邻居，没法选择，既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幸运。
日本这个民族一直是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尊强凌弱，上级打下级，下级只能是“是”，老老实实，但他再去欺负他的下级，他崇拜强者，欺凌弱者。所以中国要同日本搞好关系，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自己强大！就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的，中国要同日本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能是猫鼠关系，这个猫和老鼠是不可能当朋友的，它只能是一方吃掉一方。只有猫和猫才能做朋友。
回顾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中日关系，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日强中弱”局面，后来又有了在亚洲“双强并立”的状态。2010年以后，中日之间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中国超过日本了。日本右翼现在为什么制造这么多反华的声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适应中国崛起，觉得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被打破了。
所以，当前中国只有越发展，越强大，才越能使日本回归正常心态，中日关系才越能走向正轨。这也是我们回顾甲午战争历史应该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