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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居民消费不外乎两条路径：一个是针对没钱可以花的人，把他们头脑中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另一个则是针对有钱但是不敢或不愿花的人，把他们钱包里的有效需求转化为最终消费。
对于前者，我们轻车熟路，政策工具也比较多，例如加大投资、扩大就业、减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但是对于后者，传统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有效的办法，我们也缺少政策工具和实践经验。
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无理论、缺工具、没办法，所以专家学者们往往面对如何直接拉动消费需求的问题给出这样的答案：“等把某某事情搞好以后，消费需求才能或者自然就扩大了”。笔者不同意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
驳收入决定论
第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辞最为常见，认为扩大消费需求根本上要靠老百姓收入的增加。所以要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否则无法扩大消费需求。这是收入决定论。
不可否认，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越多，人们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量就越大。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消费增长也较快；反之，当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时，消费的幅度也下降。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增加导致消费的增长量，是动态的绝对值。这是拿未来一段时间的消费数量跟现在比较。例如，现在老百姓收入1000元，消费了500元，未来收入提高到2000元，消费了800元。800元当然高于500元，看上去拉动了消费需求，实际上并非如此。
理论界的观点和事实上的数据都表明，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虽然消费量是随收入增加而相应增加的，但消费增加的幅度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当家庭收入1000元时，需要消费500元至700元。当家庭收入增加到2000元时，可能消费800元至1200元a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率可能反而下降。(如下图)：
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如下图所示，我国近年来的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收入决定论犯的错误在于，偷换了概念，拿未来的绝对值的增长，和现在的基数比较。却忘记了，将来收入增加以后，基数也变大了。如果不直接拉动消费需求，绝对值虽然增长了，相对值却更低了。
专家学者们大谈提高收入可以自然带来消费率增长，显然是错误的。
驳预期决定论
还有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辞，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暂时性收入”。所以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否则无法扩大消费需求。这是一种长远预期决定论。
弗里德曼首先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初看很有道理：如果人们对未来收入有非常乐观的预期，那么预支将来收入的可能性就会大；反之，预期未来有减少收入或者是失业的风险时，人们就会节制当前的消费，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理论猜想的问题在于，不但将时间范围延伸到整整一生，还加入了心理因素，把可以观察和计量的客观收入改为无法直接观察出来的永久性收入，让事情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静态分析。
从数据上看，流行的“拉动内需必须完善社保体系”理论，是难以站住脚的。如图四所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近年来社保投入仍然呈逐年提高的趋势。但是上图所示的消费率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难道我们的社会保障改革完善之后，就能够保证消费率自然增加到一个较高水平吗?
其他国家的消费率与其社会保障程度的相关性也不明确。2005年，高保障、高福利的英国，消费率很高，为87.1％，社会保障程度极低的柬埔寨，消费率却更高，为89.1％。
即使单从心理角度讲，永久性收入这个长期预期(足有一生那么长)，也是难以明确的。正是因为进行长期预期相当困难和不准确，人们通常把长期预期划分为一连串的短期预期。如果下月的情况好转了，人们的长期预期会向好的方向调整，反之则会向坏的方向调整。所以，不管长期收入理论是否正确，改变短期预期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立即采取直接办法拉动消费需求，不要去舍近求远，讨论所谓长期预期。相对于一年前，全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这由于“永久性收入”还是短期预期?显然是后者。预期决定论将长期预期与短期预期机械性地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驳投资神化论
自从凯恩斯开出“国家干预”的药方以后，不但成功治愈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衰退，还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金科玉律。众所周知，内需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共同组成。由于扩大投资需求办法多，扩大消费需求办法少，专家学者们常常把拉动内需的所有筹码全押在投资上。这是投资神化论。
从1993年以来，我国擅长用财政投资熨平经济周期，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也形成了投资率长期过高的局面。尽管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高投资率仍有不合理和不可持续的一面。投资率过高意味着存在过度的投资激励机制，容易产生投资过热，造成未来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如今，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若干措施，投资总规模达4万亿元，这是及时的和必要的。我们不是不要扩大投资，只是应该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兼顾或优先扩大消费需求。
就像过去经济学家们迷信“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会失败一样，今天我们信奉的“投资自动创造消费”(凯恩斯主义)，也遇到了问题。因为投资不能保证按照我们的预期，转化为消费需求，传导可能失效，产能会过剩，资源会浪费。
既然目的是扩大消费需求，既然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荒谬的，“投资自动创造消费”也是不可行的，为什么不直接从消费人手呢?奖励消费的规模需求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尝试。
长期以来，在直接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上，由于无理论、缺工具、没办法，理论界一直用“左右”来推诿，用“其他”来搪塞，答案无非一个字，等……
笔者在此呼吁，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拿出有效的理论、创新的工具、适当的办法，采取建设性措施、技术性方案，直接扩大消费需求。
对于前者，我们轻车熟路，政策工具也比较多，例如加大投资、扩大就业、减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但是对于后者，传统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有效的办法，我们也缺少政策工具和实践经验。
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无理论、缺工具、没办法，所以专家学者们往往面对如何直接拉动消费需求的问题给出这样的答案：“等把某某事情搞好以后，消费需求才能或者自然就扩大了”。笔者不同意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
驳收入决定论
第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辞最为常见，认为扩大消费需求根本上要靠老百姓收入的增加。所以要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否则无法扩大消费需求。这是收入决定论。
不可否认，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越多，人们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量就越大。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消费增长也较快；反之，当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时，消费的幅度也下降。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增加导致消费的增长量，是动态的绝对值。这是拿未来一段时间的消费数量跟现在比较。例如，现在老百姓收入1000元，消费了500元，未来收入提高到2000元，消费了800元。800元当然高于500元，看上去拉动了消费需求，实际上并非如此。
理论界的观点和事实上的数据都表明，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虽然消费量是随收入增加而相应增加的，但消费增加的幅度低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当家庭收入1000元时，需要消费500元至700元。当家庭收入增加到2000元时，可能消费800元至1200元a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率可能反而下降。(如下图)：
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如下图所示，我国近年来的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收入决定论犯的错误在于，偷换了概念，拿未来的绝对值的增长，和现在的基数比较。却忘记了，将来收入增加以后，基数也变大了。如果不直接拉动消费需求，绝对值虽然增长了，相对值却更低了。
专家学者们大谈提高收入可以自然带来消费率增长，显然是错误的。
驳预期决定论
还有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辞，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暂时性收入”。所以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否则无法扩大消费需求。这是一种长远预期决定论。
弗里德曼首先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初看很有道理：如果人们对未来收入有非常乐观的预期，那么预支将来收入的可能性就会大；反之，预期未来有减少收入或者是失业的风险时，人们就会节制当前的消费，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理论猜想的问题在于，不但将时间范围延伸到整整一生，还加入了心理因素，把可以观察和计量的客观收入改为无法直接观察出来的永久性收入，让事情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静态分析。
从数据上看，流行的“拉动内需必须完善社保体系”理论，是难以站住脚的。如图四所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近年来社保投入仍然呈逐年提高的趋势。但是上图所示的消费率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难道我们的社会保障改革完善之后，就能够保证消费率自然增加到一个较高水平吗?
其他国家的消费率与其社会保障程度的相关性也不明确。2005年，高保障、高福利的英国，消费率很高，为87.1％，社会保障程度极低的柬埔寨，消费率却更高，为89.1％。
即使单从心理角度讲，永久性收入这个长期预期(足有一生那么长)，也是难以明确的。正是因为进行长期预期相当困难和不准确，人们通常把长期预期划分为一连串的短期预期。如果下月的情况好转了，人们的长期预期会向好的方向调整，反之则会向坏的方向调整。所以，不管长期收入理论是否正确，改变短期预期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立即采取直接办法拉动消费需求，不要去舍近求远，讨论所谓长期预期。相对于一年前，全社会对未来的预期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这由于“永久性收入”还是短期预期?显然是后者。预期决定论将长期预期与短期预期机械性地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驳投资神化论
自从凯恩斯开出“国家干预”的药方以后，不但成功治愈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衰退，还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金科玉律。众所周知，内需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共同组成。由于扩大投资需求办法多，扩大消费需求办法少，专家学者们常常把拉动内需的所有筹码全押在投资上。这是投资神化论。
从1993年以来，我国擅长用财政投资熨平经济周期，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也形成了投资率长期过高的局面。尽管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但高投资率仍有不合理和不可持续的一面。投资率过高意味着存在过度的投资激励机制，容易产生投资过热，造成未来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如今，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若干措施，投资总规模达4万亿元，这是及时的和必要的。我们不是不要扩大投资，只是应该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兼顾或优先扩大消费需求。
就像过去经济学家们迷信“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定律)会失败一样，今天我们信奉的“投资自动创造消费”(凯恩斯主义)，也遇到了问题。因为投资不能保证按照我们的预期，转化为消费需求，传导可能失效，产能会过剩，资源会浪费。
既然目的是扩大消费需求，既然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荒谬的，“投资自动创造消费”也是不可行的，为什么不直接从消费人手呢?奖励消费的规模需求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尝试。
长期以来，在直接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上，由于无理论、缺工具、没办法，理论界一直用“左右”来推诿，用“其他”来搪塞，答案无非一个字，等……
笔者在此呼吁，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拿出有效的理论、创新的工具、适当的办法，采取建设性措施、技术性方案，直接扩大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