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现状、问题与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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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境外办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分工的重要形式,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老挝苏州大学是中国高校创办的第一所境外高校,十年来先后经历了调研论证、申请报批、建校办学等阶段,探索出“政府搭台、校企协同、需求导向、深度融合”的办学模式,也面临国内“政策真空”、资金划拨渠道受限、发展水平和层次遭遇瓶颈等问题,亟待政府、高校、社会从认识、政策、定位、质量四个方面共同发力,助力中国高校境外办学行稳致远、开创未来。
  关键词:一带一路;境外办学;办学模式;老挝苏州大学
  一、引言
  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是指高等学校独立或者与境外具有法人资格并且为所在国家(地区)政府认可的教育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在境外举办以境外公民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或者采用其他形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学位教育或者非学历高等教育[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高校在注重“引进来”的同时,也将“走出去”提上日程,加快境外办学的步伐。截至2016年3月,共有35 所中国高校赴境外开展办学活动,已在境外举办了5个办学机构和98个办学项目,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2]
  老挝苏州大学(Soochow University in Laos)是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境外大学,也是老挝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外资大学,开创了中国高校境外办学之先河。该大学分别于2009年1月、2011年6月经老挝计划与投资部、中国教育部批准,由苏州大学与老挝中资企业共同创办、在老挝注册,校址设于老挝首都万象。截至2017年底,老挝苏州大学共招收本科生70余人、汉语培训生2338人次;苏州大学面向老挝累计招收190余名老挝留学生,覆盖本科、硕士和博士各层次。筹建以来,老挝苏州大学从最初的鲜为人知,到如今在万象市的家喻户晓,已成为服务中老两国教育文化、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的“桥头堡”。该校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从“引进”向“输出”、从“开放”向“开拓”的战略转型,现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本文以老挝苏州大学为个案,分析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现状、发展路径,探寻影响我国高校“走出去”办学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改进设想,使之成为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二、老挝苏州大学的建设模式
  “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新生事物,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重要形式,对扩大我国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争取更多话语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3]。老挝苏州大学的成立,既是中国与老挝的教育合作项目,也是中国高校与企业“组团走出去”在境外办学的新探索,走出了“政府搭台、校企协同、需求导向、深度融合”建设模式,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
  (一)政府搭台
  老挝苏州大学源自中老两国的战略合作项目,中老两国政府对跨国办学的支持和引导是老挝苏州大学成功举办的前提。跨境办学需要贯通两国法律和政策,如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审批政策、经费投入政策、相关人员的外事政策、设备投入政策以及老挝的办学准入制度、职业培训制度、居留规定、国家资助留学生制度等。在老挝苏州大学筹建期间,我国教育部、江苏省政府、苏州大学与老挝政府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互动往来。2010年2月,苏州大学分别授予老挝人民革命党时任总书记、时任老挝国家主席朱马利·赛雅贡和时任政府总理波松·布帕万苏州大学名誉博士学位。2017年9月,波松先生视察老挝苏州大学,同年10月又访问苏州大学并成为苏州大学“一带一路”发展研究院(老挝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在老挝政府支持下,苏州大学与老挝教育部、科技部、老挝国立大学分别签订了合作交流备忘录。两国政府的支持帮助老挝苏州大学理顺了办学思路,解决了跨境办学中存在的身份与体制问题及办学中可能存在的政策难题,避免走弯路与走错路。[4]
  (二)校企协同
  老挝苏州大学采用“企业建校、苏大办学”的合作形式,即由企业负责校园、建筑、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采购等硬件投入,苏州大学负责学科专业建设、教学科研开展、日常运行管理等软件投入。老挝苏州大学一经设立即为独立于举办双方的老挝法人单位,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依照老挝法律法规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与老挝中资企业联合办学,是我国当前政策条件下高校“走出去”办学的务实选项。一是破解了投入渠道限制。根据我国“政府全资事业单位的资金不能用于投资”的相关规定,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既解决了前期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渠道的困境,又降低了高校海外投资与财务风险。二是弥补了办学经验不足的短板。由于苏州大学对老挝的法律规章、社会习俗、风土人情了解不深,而企业经过多年摸索与实践已基本摸清老挝的整体社会情况,由企业参与校区建设可避免高校孤军奋战,加快老挝苏州大学筹建进程。三是解决了人才需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老挝苏州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老挝中资企业培养人才,企业的参与可帮助学校更加精准地掌握当地的人才需求信息,更加科学地制定招生与培养计划,培养老挝企业的急需人才,从而保障教育教学质量。总之,校企协同办学模式是一种产教融合、抱团取暖的合作模式,实现了高校与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其成效对中国高校赴发展中国家办学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三)需求导向
  境外办学要行稳致远,必须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必须要关切当地民众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就是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例如,在人才培养方面,老挝苏州大学坚持学历教育与培训教育并重。一方面,根据老挝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精心设置专业与课程体系,根据规划,建设初期主要开设语言、经济、管理、计算机、法律等学科的7~8个专业,后期逐步增设矿产、电力、路桥、建筑、机电、临床医学等专业,培养老挝经济社会发展的紧缺性人才;另一方面,顺应老挝“汉语热”的兴起,开展汉语语言培训工作并设立HSK考点,该考点被国家汉办列为2015年亚洲考生人数增长最快的十大考点之一。此外,在科研服务方面,以老挝苏州大学为基础,苏州大学与老挝科技部签署共建中老绿色丝绸研究中心的协议,把苏州先进的栽桑养蚕技术转移到老挝,在老挝建设栽桑养蚕示范基地,发展老挝的栽桑养蚕产业,帮助老挝人民实现脱贫致富。在产业支撑方面,老挝苏州大学发挥东盟合作“桥头堡”功能,帮助老挝招商引资,每年接待数十家前来考察的中国企业,牵线搭桥协助开展市场调研,提供人才、信息、技术支持,一些企业已成功在老挝投资兴业,参与老挝经济产业建设。   (四)深度融合
  老挝苏州大学犹如“过河之卒”,出去了就必须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在学术标准上,老挝苏州大学将中国大学标准与老挝高等教育的相关标准进行融合对接,开发了彰显中国底色、符合老挝国情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在人才培养上,采用“1 3”“2 2”等跨境培养方式,由老挝苏州大学与中国苏州大学共同培养,既把国内优质教育资源送出去,也把老挝学生请进国内学习中国文化与技术,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有效结合。在团队管理与师资安排上,老挝苏州大学的核心管理层与骨干教师由我国选派,普通管理人员与教师在老挝国内进行招聘,或者聘请老挝国立大学等本土高校教师兼任。目前正通过遴选教师到苏州大学及其他高校进行硕博研究生学历进修的方式进行培养,逐步增加本土教师比例,逐步实现管理与教师团队的本土化。在资源共享上,与老挝高校、中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师资、课程、平台共享,建立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对接平台,全面嵌入老挝教育体系;另外,借助“互联网 ”技术及时将中国优质课程资源以慕课形式推广至老挝,打破时空的限制,实现跨境教学资源的同步更新和实时共享。
  三、老挝苏州大学面临的挑战
  筹建以来,老挝苏州大学已成为老挝高等教育版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中老两国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然而,作为中国首家境外大学,老挝苏州大学也面临率先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也是许多高校“走出去”境外办学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困境。
  (一)国内“政策真空”状态
  2002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全球高等教育市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015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废除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废除了包括《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等 3 部规章,决定取消“高等学校赴境外设立教育机构(含合作)及采取其他形式实施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审批”和“高等学校赴境外办学实施专科教育或非学历高等教育审批”,意在下放办学自主权,降低高校境外办学审批成本,鼓励高校境外办学。然而,这也在客观上使我国高校申请和规范境外办学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指导,境外办学面临无章可循的窘境。例如,老挝苏州大学在争取国内政策支持、经费资助、法律援助时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因此,亟待教育主管部门或相关教育学会机构研究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境外办学的政策措施,组织制定出台新的境外办学指导实施意见,促进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健康有序发展。
  (二)国内资金划拨渠道受限
  目前,老挝苏州大学基建投入主要依靠合作企业支持,然而完全依靠企业的投入会受企业自身发展、经济状况影响,难以维持稳定和长久。老挝苏州大学原本为中老两国合作项目,属于两国政府行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专项建设经费,包括项目规划中的高等学校的建设经费。然而,由于“万象新城”选址以及人事变动等原因,失去了政府建设资金的保障和相应政策扶持。根据我国现行财政政策的规定,不允许公办高校对境外办学进行投资,受财务规则之限,财政资金无法有效划拨用于老挝苏州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同时,老挝苏州大学在争取援外经费时,还面临我国对外发展援助经费仅适用于产权主体为受援国自有项目之限制。由于老挝苏州大学的产权属于中资,故无法获得资助。由此,老挝苏州大学的办学经费问题提示当前我国相关制度改革的紧迫性,需要对教育等公益事业走出国门制定有别于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未来类似的问题将长期出现,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事关长远。
  (三)办学水平和质量遭遇瓶颈
  自2012年老挝苏州大学正式招收本科生、开展汉语培训以来,汉语培训的规模持续扩大,而本科教育的规模依然偏小,办学呈现本末倒置发展态势。作为一所立志成为在老挝以及东盟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大学,老挝苏州大学需要尽快走出现有发展路径依赖,回归本科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重新调整“汉语培训”在办学中的定位,积极调动挖掘国内外学术资源、政策资源、产业资源等来培养高素质的本科人才,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专业建设及内涵建设上,早日建成与学校发展定位相适应的学科专业建设体系、高层次人才培养与质量保障体系。
  四、关于稳步推进境外办学的设想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高校的境外办学带来了新的机遇。2016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通过鼓励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境外办学,稳妥推進境外办学。”2016年8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和各项利好政策的相继出台,国内高校纷纷对境外办学跃跃欲试,境外办学进入全面突破的关键时期。针对老挝苏州大学先行办学面临的难点和痛点,为实现当前及未来中国高校境外办学行稳致远,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聚焦发力、持续改进。
  (一)提升境外办学认识站位
  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促进民心相通、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有效手段,也为其他“四通”提供人才、智力等支持,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重要作用[5]。境外办学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客观地讲,无论政府间合作,还是校际合作,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境外办学合作情况远不及欧美国家。例如,美国已在19个国家举办了49所大学海外校园,几乎遍布全球;英国举办了28所大学海外校园,分布在10个国家;俄罗斯在9个国家举办了20所大学海外校园,几乎遍布每个独联体国家[6]。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的经贸走到哪里,教育的民心工程就要延伸到哪里,教育的人才培养就要覆盖到哪里——只有经贸与文化双轨并行、良性互动,才能彰显“一带一路”的持久活力。
  (二)促进境外办学政策到位   我国高校开展境外办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既需要相关高校积累经验,也涉及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规划及相关的制度设计,特别是明确在国家战略框架内如何统筹教育、文化、贸易、援外等各类资源,已是当务之急。具体而言,首先,要协调外交、商务、文化、教育等部门力量,打通资源链、信息链、需求链,形成支持和推动境外办学的合力。其次,要统筹考虑市场服务和对外援助的不同发展路径,调动社会积极性,鼓励多渠道开展境外办学。再次,要通盘考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境外办学,通盘考虑满足外国学生和境外华人华侨子女的受教育需求,保障长期派驻境外的中国公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加强人才培养和目标市场的深度研究[7]。当前,亟待教育主管部门、相关学会组织制定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等相关政策文件,对境外办学涉及的准入标准、招生模式、学籍注册、师资建设、课程设置、学历学位、资金筹措、资产管理、信息公开、部门协调、知识产权、服务当地、文化适应、质量评估、法律指导、风险管控、退出机制等给予系统的专业指导,引导我国高校境外办学的可持续发展。
  (三)找准境外办学的建设方位
  境外高校能否良好地运行与发展,与境外高校的办学定位是否清晰休戚相关。高校要制定科学的境外办学规划,对境外高校的定位要有清晰的认识。一方面,关于境外办学地点的定位,应统筹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可在下列四个优先方向探索开展境外办学:第一,在中国产业投资集中地探索产教合作办学;第二,在重要战略伙伴国家或节点城市探索合作办学;第三,在地区和学校长期合作伙伴地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第四,在东道国或地区规划建设的国际教育中心(枢纽)参与办学[8]。另一方面,关于学校发展目标的定位,要科学分析东道国的法律政策环境、社会稳定指数、经济产业布局、社会人才需求、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等办学关键要素,结合自身学科专业优势、资源获取能力、教育教学特点等,在成本测算、风险评估基础上科学制定境外高校的愿景和使命、办学模式、办学规模、办学层次等,确保发展方向正确、策略措施得当,努力实现出得去、走得稳、留得住、发展好。
  (四)境外办学当以质取胜
  正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每一所境外高校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海外的延伸,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言人,其办学水平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和形象。美国新泽西州高等教育部门要求,该州高校在境外办学必须保证其提供的境外教育与其在校本部提供的教育和服务具有相同的质量,高校需要用与校本部同样的标准来评判境外教育[9],以此保障美国高等教育品质和品牌。
  我国在推进境外高校办学时,需将其视为学校建设的品牌之一。具体而言,要将境外高校纳入我国高校整体教学体系中进行同质化管理;加强对境外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全程监控和有效管理,加大质量控制力度,定期對国外教学过程进行评估、检验,对课程的执行情况、学生的意见和反馈进行调研;境外分校的招生资质、专业设置、师资建设、教学管理、教学设施的配备均要尽量保证与学校本部的水平和质量同步,以提高我国高校的境外办学水平,有效保持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10]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EB/O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21/201001/81852.html,2002-12-31.
  [2]郑静玉.“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走出去”的机遇与新路径[J].中国成人教育,2017(23):46.
  [3]陈亚聪.“一带一路”战略带来教育发展新机遇[EB/OL].http://www.ict.edu.cn/news/jy/n20160824_ 35979.shtml,2016-08-24.
  [4]赵鹏飞,曾仙乐,黄河,等.“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海外办学模式探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18):34.
  [5]刘宝存.“一带一路”中教育的使命与行动策略[J].教育家, 2017 (23)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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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熊建辉.境外办学:“走出去”还要“走得稳”[EB/OL].http://edu.people.com.cn/n1/2016/1129/c1006-28904841.html,2016-11-29.
  [9]孙珂.美国高校境外办学的政策和实践研究[J].世界教育信息,2017(1):51.
  [10]王丽莉,刘婧姝,杨洋,等.新形势下高校境外办学存在的问题及思考[J].教师,2016(35):120.
  编辑 徐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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