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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文化起源之谜一直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近年来随着地质科学、生物学及生物工程技术、宇宙生命与文明等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可能会推翻原有传统推测和研究。
龙文化起源之谜
长期以来，学者们提出对龙的崇拜不是实物崇拜，而是对一种非实体的文化创造的崇拜，然而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告诉我们智能生命创造物种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尤其是近年来人类功能基因组的破译，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生命的人为智能创造、器官的修复与跨物种组合变的易如反掌。
由此来看，龙这一特殊物种很有可能是某种史前文明的产物，龙文化思想应有更加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根据著名学者何新等人的研究，我们发现龙这一现象又很可能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生物现象，而极有可能是一种天文天体等现象或伴随某种天象飞翔的蛇形机器。何新先生认为“龙的真相和实体是云”，“龙就是云神的生命格”，最初的龙形不过是抽象的旋卷状的云纹，而后来逐渐趋于具体化、生物化，并且展现而接近于现实生物界中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的形象。朱大顺先生则指出，“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天空中闪电的现象而引起的。因为，如果把闪电作为基础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它很容易被幻想成一条细长的有四个脚的动物。”赵天吏先生则认为雷电龙“三位一体”，龙就是雷电的形象。然而，由此进一步推论，究竟什么东西会伴随着雷电而出现呢？此外，近百年来人们在古老的地层中，在很深的海洋里，在广阔的森林深处均发现过由多种生物器官组合而成的神异动物化石和活体标本，它们究竟是自然演化和基因突变的生物体，还是史前智能生命工程的产物呢？龙，这一特殊自然与文化现象究竟是否属于上述情形呢？此刻无论怎样我们应怀着一颗探索之心，不要贸然肯定和否定任何一说，往往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最不被常人所关注的地方。
行文至此，若以地域而论，能够充分综合体现上述价值和意义的龙文化，应该说非西域龙文化莫属。它无论从神话传说、历史记载、民族宗教方面，抑或是考古等发现方面，均体现了西域在与中华内地文化的密切联系性、统一性，以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东西方文明对话方面均占有重要地位。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各种文化交流传播的最重要线路，龙文化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由此与印度和欧洲发生联系。西域地处丝绸之路黄金腹地，在此交流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若论中外文化交流，首先要提中印交流。据何星亮先生研究，印度佛教中的龙就是由西域传过去的。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龙的记载，这说明在3500年前中国的龙崇拜已十分普遍。其次，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的传说约有二十条之多，其中有关西域的有五条，有关北印度的有五条，中印度是十条，而有关南印度方面的一条都没有。而从内容上来看，龟兹、于阗的龙传说与中国古代的龙传说很相似，而与佛教无太大关系。而中原王朝早在三千多年前便与西域就有交通往来，周代早期已有移民到达葱岭以东地方，周穆王西巡时也曾抵达西域西王母之邦，其地已近葱岭。
据此，龙文化很可能在佛教产生之前就已从西域传入了印度。在古印度神话中，雷电是骑白象的大神因陀罗手持雷凿造成的。中国龙传入印度后，龙神很快取代了因陀罗，成为风雨雷电的主宰神。
龙文化从西域传入印度应在秦汉之前，因为龙在秦汉时期才开始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之前，龙的主神性是主宰雨水，而印度的龙王也一样，主宰水泊、大海等。龙崇拜传入印度后，经过再创造，与本地文化相结合，才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龙文化，在此之中西域可谓功不可没。而佛教产生之后，龙文化又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佛教的东渐，佛教中的龙文化又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华内地，与祖国原有的龙文化融为一体，从而为中国的龙文化锦上添花。
如今，人们可以到位于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实地考察到这一文化现象。在一些石窟中画有天相图，上绘有日天，即日神，月天，即月神，还绘有立佛或比丘，风天，即风神，其中就有金翅鸟和龙。它描绘了佛教“天部”的情景，是佛教宇宙观的反映。佛经中记载金翅鸟位于须弥山下层，为佛教护法八部众之一，有时它还被用作对佛的比喻。因此在克孜尔石窟中，金翅鸟多绘于天相图正中央。
克孜尔石窟绘龙天相图，反映了佛陀游化三界，度化众生，日天、月天、金翅鸟、风神、龙为他们护法这一含义。整幅图蕴涵着佛陀是佛法的象征，日月是宇宙的象征，它们结合起来象征了佛国宇宙。风神、龙象征世界两大基本构成元素风和水。叼龙金翅鸟则象征着佛法威力无边，因众生果报，显身度化。
西域地区在东西方龙文化交流方面亦有很大作为。包括古希腊在内的欧洲国家很早就有关于龙的传说故事，据研究，欧洲的龙文化也是由中国传入的。其传入的两个阶段均与西域有密切关系。早期阶段是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的龙文化通过游牧先民的迁徙，通过西域大地，辗转传播到中亚甚至西亚，古希腊人通过与中亚及西亚民族的接触而吸纳了龙文化。再晚阶段是匈奴自西域西迁把龙文化带往欧陆。《史记》明载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夏族正是以龙为图腾，且匈奴有龙城，并立有三龙祠，这说明匈奴也是崇拜龙的民族。商灭夏，夏后氏北迁蒙古大草原，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发展水平较高，夏后氏成为草原各部落的统治者，并把龙文化带到了漠北。匈奴经西域西迁又把龙文化引入欧洲大地。
令人惊喜的是，古代岩画调查者张平年，在巴里坤匈奴故地发现有一幅酷似龙图案的岩画，这是否能成为上述推论的一个佐证呢？此幅岩画位于兰州湾子遗址群东梁地段，画面中双龙从天而降，有布云降雨的图案，画面清晰、线条简单、龙形栩栩如生。龙腾图案在新疆岩画中是极其少见的，而在巴里坤也是首次发现，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审美价值。图案创作在一块横卧的梯形石块上，首向东北，尾居西南，两条从天而降之龙刻在部落符号“丰”的两侧，两龙上端刻有许多“0”型环，似云雾居空之阵，云雾与双龙之间刻有无数星点，表示降雨之势，久久观之确有云雾聚集，风雨交加之感，亦或表达其他更加深刻的涵义。 西域龙文化探秘
西域龙文化历史悠久，除上述中外龙文化交流链条史迹外，早在战国时代这一区域就已出现了龙凤图形，1983年考古工作者曾在和田山普拉1号墓出土一块龙凤纹锦，上面清晰留有战国纹样风格的龙凤图案。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西域拥有更加丰富的龙文化信息。舞龙灯的前身是汉代的“鱼龙漫衍”之戏，而在汉代西域曾盛行一时。
新疆焉耆县博格达沁古城遗址地处丝路中段中道，1975年人们在此发现一件珍贵的西汉八龙纹金带扣，这枚重48克、长9.8、宽6厘米的稀世瑰宝，模压捶揲成型，镶嵌多颗宝石。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群龙戏水，在急流中翻腾跳跃，或隐或现，充满着动感。龙眼以红宝石装点，龙身多处镶嵌绿松石，龙身花纹和水波纹用金丝焊接而成，其间满缀小金珠。带扣是古代男子腰带上的扣合器，这件金带扣靠近前端有穿孔，并装有活动扣舌，用以扣住腰带。当时，金带扣在权贵阶层中广为使用，这件金带扣可以说是件难得的精品。龙是汉文化的一个象征，是皇权天授的标志。八龙纹金带扣作为一种珍贵的礼品是由汉王朝赏赐给当时西域焉耆王的。它作为当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后，西域纳入中国版图，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统治的明证。
被探险家誉为东方庞贝城的和田尼雅古国，1995年在1号墓地3号墓出土有一件精美的汉晋龙虎纹铜镜，此镜置于一织锦镜套中，直径9.2厘米。镜背饰有一龙一虎围绕圆形镜纽嬉戏一圆球，图形灵动，镜体保存完美，纹饰清晰，镜面光滑，是一件在祖国内地都尚未发现的镜中精品。
震惊中外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是尼雅出土的又一件西域汉代龙文化文物中的极品，也是世界天文学史、科技史文物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由于“五星”之说与新中国五星红旗遥相呼应，新疆博物馆的这一藏品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文化朝圣者。此锦为五色平纹经锦，图案为变形云纹及星纹、夔龙、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兽纹样，在花纹间织出星占祈瑞文字篆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与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暗合，似为千载难逢的谶语之物。且织锦组织结构复杂，工艺精湛。在图案设计、配色及制作工艺上显示出了高超水准，如此罕见的汉锦和纹样，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印花棉布也出自于尼雅，其上也有龙图。此为东汉遗物，棉布人像上身袒露，头部有光轮，头部有项链一只似猪嘴、竖耳、卷长尾的立坐怪兽咬住龙的尾巴。龙尾两侧有姿势不同的鹤鸟和未辨识的其他小动物。从人物造型看，具有较强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实为织物类上乘之作。不仅是研究佛教美术的珍贵资料，而且还是研究汉代新疆蜡染工艺的重要实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此时期，新疆还有一件著名的龙纹纺织品，即楼兰孤台墓地出土的东汉“长寿明光”锦。在蓝色地上，以黄、褐、绿三色经线显出横向的云雷纹，中填龙、虎、辟邪等瑞兽，间织小篆“长寿明光”吉祥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龙文化，反映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情形。在疏附县艾孜来提毛拉山佛教遗址出土有一件陶器，上有一龙被环绕于希腊的忍冬纹饰中。1978年人们在库车县苏巴什遗址河西区佛塔下一座木棺墓中发现一件通长15.7厘米的晋代木龙，虽然只残存龙首，但龙口大开，龇牙咧嘴，并饰有红色，俨然一副怒龙形象。西域晋唐时代龙文化文物还有一件独特的龙首比丘图彩棺，它出土于莎车县喀群乡，绘画位于足部挡板处，比丘作思维状，静坐于龙首。龙嘴大张，神态凶猛，有镇墓驱邪之意。
隋唐时代是西域经济文化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祖国内地对西域影响最为深广的时期，在龙文化方面的体现最突出的就是大批伏羲女娲形象文物的出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考古人员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发现数十幅被画在绢面、麻布上的伏羲女娲像，他们蛇身蜿蜒相交，艺术风格与内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的形象如出一辙，至今人们仍将十二生肖中的蛇奉为“小龙”，说明龙蛇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古代新疆不仅出土了丰富的蛇身躯体相交的伏羲女娲像，也出土了罕见的龙头蛇身相交的伏羲女娲像。此幅图中的蛇尾第4个缠绕处，其两侧醒目地各绘有一个张口伸舌的龙头，据发掘者新疆考古所穆舜英教授判断，这幅图上的龙头很可能是一种装饰作用，或者是在向人们传递着一种深奥的寓意。
隋唐时期西域龙文化文物还有几项稀世之珍值得宣介。1972年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了一件二龙戏珠联珠纹绮，其纹样为大联珠内填二龙戏珠纹。龙纹金色虎头有须，鹿状双角，龙身无鳞，四足五只鹰爪，呈飞腾之势。此龙为典型的唐代黄龙的特征，而联珠纹通常被认为是受伊朗波斯萨珊王朝文化的影响，无疑此件龙纹绮透露出了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信息。阿斯塔那墓地206号墓出土的彩绘天王踏鬼俑，堪称国宝，其为木质，从躯体至牙齿等30多个部位，均雕刻而成，然后加以粘合。天王全身施彩，颜色鲜艳。其头部有火苗，铠甲上有龙头装饰，脚蹬长靴，气势威武。天王所踏素面小鬼则双手撑地，面部露出痛苦挣扎的神态。天王俑是作为墓葬守护神置于墓室门外，保卫着墓主人的“安宁”。
新疆石窟研究者曾在克孜尔千佛洞第189窟主室前壁发现一幅龙纹壁画，画面中佛立蛇形龙身上，描绘了释迦牟尼修成正觉后，大地振动，众多盲龙感动欢喜，双目开明的神秘故事。特别是位于第14窟的本生故事壁画《马璧龙王救商客》更加感人，壁画描绘过去有五百商人入海采宝，获得了许多珍宝。归途中，商人们遇见了罗刹鬼，罗刹鬼企图杀害商人，抢走珍宝，于是放出一股狂风，顿时天昏地暗，众商人迷失了方向。他们惊恐万状，失声痛哭，一起向天神、地神、水神、火神等诸神祈祷。正在这时，海中有个名叫马璧的大龙王，见到商人们这种悲惨遭遇，决心解救他们。于是，马璧龙王迅速赶到商人跟前，安抚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会指引航向，使你们安全渡过大海，返回家园。”于是，马璧龙王用白布缠住胳膊，并且浇上油脂，然后点燃，仿佛一个大火炬，照得大海航道通明。就这样，经过七天的昼夜兼行，众商人终于平安地回到了家乡。 除了平面的壁画之外，克孜尔尚有一件出土的唐代龙首陶祖亦大有可观之处。其为泥质红陶，龙之双眼怒睁，口部大张而含一男根。陶祖通长21.6厘米，宽8.8厘米，厚7.9厘米，夸张的艺术形象已表现出对龙的崇拜已是既“荒诞而又神秘”了。
十分巧合的是，1980年7月，新和县挖掘排碱大渠，于通古孜巴西古城东城墙外发现了一件“龙马纹”的陶灯碗。碗内阴线刻划一背影人像，腹部的主题图案即为展翅腾空的“飞马”与“龙身”有机组合的“龙马”纹饰，龙身起伏，并附4朵云纹。主题图案中的马首前身的双蹄、翅膀和龙身的有机结合，以及龙身点缀的4朵祥云都很传神，给人以腾云万里行空的动感艺术之美。这件出自唐代龟兹绿洲沃土的艺术陶器，应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是中国西域龟兹龙马文化中的一类造型艺术。我国的龙文化自形成之后，不仅在中华大地传播，而且很快与周邻国家交流，尤其是随着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迁徙，辗转传播到中亚、印度及西亚地区。此件“龙马纹”陶灯的造型艺术即是中原文化与丝绸之路及龟兹文化交流、融汇的例证。
随着历史的推移，公元9世纪所创造的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龙图腾不能不提。图中绘群山密树旁一池碧水，烟波浩渺，游龙腾跃。画面运笔雄健豪放，敷彩细腻绚丽。游龙尖嘴龇牙，长舌卷曲，龙须飘动，利爪挥舞，气势凶悍矫健，充分显示出艺术家高超的绘画技艺。
和田彩绘青龙木棺可谓五代时期西域龙文化的杰作。1983年当它出土时一下子就吸引了考古界的目光。它长2.15米，宽75厘米，头端高68厘米，脚端高55厘米，外观十分高大。木棺下有底座，四周饰栏杆。棺表饰木作乳钉，并涂为红色。四面分别彩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图案。其中所绘青龙，龙首蛇身，鹿角侧立于龙头两侧，怒目圆睁，龙口大开，身上的蛇纹清晰可辨，线条流畅，形象生动，体型巨大，很有可能这是新疆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龙。
不知何种眷顾之情，宋元时代四件西域龙文物国宝，三件出自远离中原的伊犁。它们分别为出土于伊宁县，长8.7厘米，宽3.1厘米的长方形白玉透雕双龙玉牌，出土于霍城县阿里麻力古城的龙纹青瓷盘和龙泉精品龙纹瓷碗。而位于南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第48窟中的元代龙文化绘画更是值得关注，在石窟正壁帝释窟说法图的左侧绘有一乾达婆像，她手持一把龙首琉璃琴，似在演奏优美的佛国梵韵。
西域大地面积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西域龙文化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站在这片神奇独特的祖国西部边陲，审视龙文化的起源、交流与传播，以西域视野反观龙文化的影响与交融，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文化战略价值的工程，它不仅仅说明了新疆自先秦以来就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进一步说明只有弘扬中华龙文化包容共存，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精神理念，才是我们各个民族繁荣昌盛发展进步得以天长地久的真谛。
龙文化起源之谜
长期以来，学者们提出对龙的崇拜不是实物崇拜，而是对一种非实体的文化创造的崇拜，然而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告诉我们智能生命创造物种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尤其是近年来人类功能基因组的破译，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克隆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生命的人为智能创造、器官的修复与跨物种组合变的易如反掌。
由此来看，龙这一特殊物种很有可能是某种史前文明的产物，龙文化思想应有更加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根据著名学者何新等人的研究，我们发现龙这一现象又很可能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生物现象，而极有可能是一种天文天体等现象或伴随某种天象飞翔的蛇形机器。何新先生认为“龙的真相和实体是云”，“龙就是云神的生命格”，最初的龙形不过是抽象的旋卷状的云纹，而后来逐渐趋于具体化、生物化，并且展现而接近于现实生物界中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的形象。朱大顺先生则指出，“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天空中闪电的现象而引起的。因为，如果把闪电作为基础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它很容易被幻想成一条细长的有四个脚的动物。”赵天吏先生则认为雷电龙“三位一体”，龙就是雷电的形象。然而，由此进一步推论，究竟什么东西会伴随着雷电而出现呢？此外，近百年来人们在古老的地层中，在很深的海洋里，在广阔的森林深处均发现过由多种生物器官组合而成的神异动物化石和活体标本，它们究竟是自然演化和基因突变的生物体，还是史前智能生命工程的产物呢？龙，这一特殊自然与文化现象究竟是否属于上述情形呢？此刻无论怎样我们应怀着一颗探索之心，不要贸然肯定和否定任何一说，往往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最不被常人所关注的地方。
行文至此，若以地域而论，能够充分综合体现上述价值和意义的龙文化，应该说非西域龙文化莫属。它无论从神话传说、历史记载、民族宗教方面，抑或是考古等发现方面，均体现了西域在与中华内地文化的密切联系性、统一性，以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东西方文明对话方面均占有重要地位。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各种文化交流传播的最重要线路，龙文化亦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由此与印度和欧洲发生联系。西域地处丝绸之路黄金腹地，在此交流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若论中外文化交流，首先要提中印交流。据何星亮先生研究，印度佛教中的龙就是由西域传过去的。商代的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龙的记载，这说明在3500年前中国的龙崇拜已十分普遍。其次，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的传说约有二十条之多，其中有关西域的有五条，有关北印度的有五条，中印度是十条，而有关南印度方面的一条都没有。而从内容上来看，龟兹、于阗的龙传说与中国古代的龙传说很相似，而与佛教无太大关系。而中原王朝早在三千多年前便与西域就有交通往来，周代早期已有移民到达葱岭以东地方，周穆王西巡时也曾抵达西域西王母之邦，其地已近葱岭。
据此，龙文化很可能在佛教产生之前就已从西域传入了印度。在古印度神话中，雷电是骑白象的大神因陀罗手持雷凿造成的。中国龙传入印度后，龙神很快取代了因陀罗，成为风雨雷电的主宰神。
龙文化从西域传入印度应在秦汉之前，因为龙在秦汉时期才开始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之前，龙的主神性是主宰雨水，而印度的龙王也一样，主宰水泊、大海等。龙崇拜传入印度后，经过再创造，与本地文化相结合，才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龙文化，在此之中西域可谓功不可没。而佛教产生之后，龙文化又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佛教的东渐，佛教中的龙文化又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华内地，与祖国原有的龙文化融为一体，从而为中国的龙文化锦上添花。
如今，人们可以到位于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实地考察到这一文化现象。在一些石窟中画有天相图，上绘有日天，即日神，月天，即月神，还绘有立佛或比丘，风天，即风神，其中就有金翅鸟和龙。它描绘了佛教“天部”的情景，是佛教宇宙观的反映。佛经中记载金翅鸟位于须弥山下层，为佛教护法八部众之一，有时它还被用作对佛的比喻。因此在克孜尔石窟中，金翅鸟多绘于天相图正中央。
克孜尔石窟绘龙天相图，反映了佛陀游化三界，度化众生，日天、月天、金翅鸟、风神、龙为他们护法这一含义。整幅图蕴涵着佛陀是佛法的象征，日月是宇宙的象征，它们结合起来象征了佛国宇宙。风神、龙象征世界两大基本构成元素风和水。叼龙金翅鸟则象征着佛法威力无边，因众生果报，显身度化。
西域地区在东西方龙文化交流方面亦有很大作为。包括古希腊在内的欧洲国家很早就有关于龙的传说故事，据研究，欧洲的龙文化也是由中国传入的。其传入的两个阶段均与西域有密切关系。早期阶段是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的龙文化通过游牧先民的迁徙，通过西域大地，辗转传播到中亚甚至西亚，古希腊人通过与中亚及西亚民族的接触而吸纳了龙文化。再晚阶段是匈奴自西域西迁把龙文化带往欧陆。《史记》明载匈奴为夏后氏苗裔，夏族正是以龙为图腾，且匈奴有龙城，并立有三龙祠，这说明匈奴也是崇拜龙的民族。商灭夏，夏后氏北迁蒙古大草原，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是完全有可能的。由于发展水平较高，夏后氏成为草原各部落的统治者，并把龙文化带到了漠北。匈奴经西域西迁又把龙文化引入欧洲大地。
令人惊喜的是，古代岩画调查者张平年，在巴里坤匈奴故地发现有一幅酷似龙图案的岩画，这是否能成为上述推论的一个佐证呢？此幅岩画位于兰州湾子遗址群东梁地段，画面中双龙从天而降，有布云降雨的图案，画面清晰、线条简单、龙形栩栩如生。龙腾图案在新疆岩画中是极其少见的，而在巴里坤也是首次发现，具有一定的科研和审美价值。图案创作在一块横卧的梯形石块上，首向东北，尾居西南，两条从天而降之龙刻在部落符号“丰”的两侧，两龙上端刻有许多“0”型环，似云雾居空之阵，云雾与双龙之间刻有无数星点，表示降雨之势，久久观之确有云雾聚集，风雨交加之感，亦或表达其他更加深刻的涵义。 西域龙文化探秘
西域龙文化历史悠久，除上述中外龙文化交流链条史迹外，早在战国时代这一区域就已出现了龙凤图形，1983年考古工作者曾在和田山普拉1号墓出土一块龙凤纹锦，上面清晰留有战国纹样风格的龙凤图案。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西域拥有更加丰富的龙文化信息。舞龙灯的前身是汉代的“鱼龙漫衍”之戏，而在汉代西域曾盛行一时。
新疆焉耆县博格达沁古城遗址地处丝路中段中道，1975年人们在此发现一件珍贵的西汉八龙纹金带扣，这枚重48克、长9.8、宽6厘米的稀世瑰宝，模压捶揲成型，镶嵌多颗宝石。扣面凸显1条大龙和7条小龙，群龙戏水，在急流中翻腾跳跃，或隐或现，充满着动感。龙眼以红宝石装点，龙身多处镶嵌绿松石，龙身花纹和水波纹用金丝焊接而成，其间满缀小金珠。带扣是古代男子腰带上的扣合器，这件金带扣靠近前端有穿孔，并装有活动扣舌，用以扣住腰带。当时，金带扣在权贵阶层中广为使用，这件金带扣可以说是件难得的精品。龙是汉文化的一个象征，是皇权天授的标志。八龙纹金带扣作为一种珍贵的礼品是由汉王朝赏赐给当时西域焉耆王的。它作为当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后，西域纳入中国版图，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统治的明证。
被探险家誉为东方庞贝城的和田尼雅古国，1995年在1号墓地3号墓出土有一件精美的汉晋龙虎纹铜镜，此镜置于一织锦镜套中，直径9.2厘米。镜背饰有一龙一虎围绕圆形镜纽嬉戏一圆球，图形灵动，镜体保存完美，纹饰清晰，镜面光滑，是一件在祖国内地都尚未发现的镜中精品。
震惊中外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是尼雅出土的又一件西域汉代龙文化文物中的极品，也是世界天文学史、科技史文物中不可多得的珍品，由于“五星”之说与新中国五星红旗遥相呼应，新疆博物馆的这一藏品吸引了大批慕名而来的文化朝圣者。此锦为五色平纹经锦，图案为变形云纹及星纹、夔龙、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兽纹样，在花纹间织出星占祈瑞文字篆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与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暗合，似为千载难逢的谶语之物。且织锦组织结构复杂，工艺精湛。在图案设计、配色及制作工艺上显示出了高超水准，如此罕见的汉锦和纹样，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印花棉布也出自于尼雅，其上也有龙图。此为东汉遗物，棉布人像上身袒露，头部有光轮，头部有项链一只似猪嘴、竖耳、卷长尾的立坐怪兽咬住龙的尾巴。龙尾两侧有姿势不同的鹤鸟和未辨识的其他小动物。从人物造型看，具有较强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实为织物类上乘之作。不仅是研究佛教美术的珍贵资料，而且还是研究汉代新疆蜡染工艺的重要实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此时期，新疆还有一件著名的龙纹纺织品，即楼兰孤台墓地出土的东汉“长寿明光”锦。在蓝色地上，以黄、褐、绿三色经线显出横向的云雷纹，中填龙、虎、辟邪等瑞兽，间织小篆“长寿明光”吉祥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龙文化，反映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情形。在疏附县艾孜来提毛拉山佛教遗址出土有一件陶器，上有一龙被环绕于希腊的忍冬纹饰中。1978年人们在库车县苏巴什遗址河西区佛塔下一座木棺墓中发现一件通长15.7厘米的晋代木龙，虽然只残存龙首，但龙口大开，龇牙咧嘴，并饰有红色，俨然一副怒龙形象。西域晋唐时代龙文化文物还有一件独特的龙首比丘图彩棺，它出土于莎车县喀群乡，绘画位于足部挡板处，比丘作思维状，静坐于龙首。龙嘴大张，神态凶猛，有镇墓驱邪之意。
隋唐时代是西域经济文化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祖国内地对西域影响最为深广的时期，在龙文化方面的体现最突出的就是大批伏羲女娲形象文物的出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考古人员在阿斯塔那古墓中发现数十幅被画在绢面、麻布上的伏羲女娲像，他们蛇身蜿蜒相交，艺术风格与内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伏羲龙身，女娲蛇躯”的形象如出一辙，至今人们仍将十二生肖中的蛇奉为“小龙”，说明龙蛇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古代新疆不仅出土了丰富的蛇身躯体相交的伏羲女娲像，也出土了罕见的龙头蛇身相交的伏羲女娲像。此幅图中的蛇尾第4个缠绕处，其两侧醒目地各绘有一个张口伸舌的龙头，据发掘者新疆考古所穆舜英教授判断，这幅图上的龙头很可能是一种装饰作用，或者是在向人们传递着一种深奥的寓意。
隋唐时期西域龙文化文物还有几项稀世之珍值得宣介。1972年阿斯塔那古墓中出土了一件二龙戏珠联珠纹绮，其纹样为大联珠内填二龙戏珠纹。龙纹金色虎头有须，鹿状双角，龙身无鳞，四足五只鹰爪，呈飞腾之势。此龙为典型的唐代黄龙的特征，而联珠纹通常被认为是受伊朗波斯萨珊王朝文化的影响，无疑此件龙纹绮透露出了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信息。阿斯塔那墓地206号墓出土的彩绘天王踏鬼俑，堪称国宝，其为木质，从躯体至牙齿等30多个部位，均雕刻而成，然后加以粘合。天王全身施彩，颜色鲜艳。其头部有火苗，铠甲上有龙头装饰，脚蹬长靴，气势威武。天王所踏素面小鬼则双手撑地，面部露出痛苦挣扎的神态。天王俑是作为墓葬守护神置于墓室门外，保卫着墓主人的“安宁”。
新疆石窟研究者曾在克孜尔千佛洞第189窟主室前壁发现一幅龙纹壁画，画面中佛立蛇形龙身上，描绘了释迦牟尼修成正觉后，大地振动，众多盲龙感动欢喜，双目开明的神秘故事。特别是位于第14窟的本生故事壁画《马璧龙王救商客》更加感人，壁画描绘过去有五百商人入海采宝，获得了许多珍宝。归途中，商人们遇见了罗刹鬼，罗刹鬼企图杀害商人，抢走珍宝，于是放出一股狂风，顿时天昏地暗，众商人迷失了方向。他们惊恐万状，失声痛哭，一起向天神、地神、水神、火神等诸神祈祷。正在这时，海中有个名叫马璧的大龙王，见到商人们这种悲惨遭遇，决心解救他们。于是，马璧龙王迅速赶到商人跟前，安抚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会指引航向，使你们安全渡过大海，返回家园。”于是，马璧龙王用白布缠住胳膊，并且浇上油脂，然后点燃，仿佛一个大火炬，照得大海航道通明。就这样，经过七天的昼夜兼行，众商人终于平安地回到了家乡。 除了平面的壁画之外，克孜尔尚有一件出土的唐代龙首陶祖亦大有可观之处。其为泥质红陶，龙之双眼怒睁，口部大张而含一男根。陶祖通长21.6厘米，宽8.8厘米，厚7.9厘米，夸张的艺术形象已表现出对龙的崇拜已是既“荒诞而又神秘”了。
十分巧合的是，1980年7月，新和县挖掘排碱大渠，于通古孜巴西古城东城墙外发现了一件“龙马纹”的陶灯碗。碗内阴线刻划一背影人像，腹部的主题图案即为展翅腾空的“飞马”与“龙身”有机组合的“龙马”纹饰，龙身起伏，并附4朵云纹。主题图案中的马首前身的双蹄、翅膀和龙身的有机结合，以及龙身点缀的4朵祥云都很传神，给人以腾云万里行空的动感艺术之美。这件出自唐代龟兹绿洲沃土的艺术陶器，应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是中国西域龟兹龙马文化中的一类造型艺术。我国的龙文化自形成之后，不仅在中华大地传播，而且很快与周邻国家交流，尤其是随着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迁徙，辗转传播到中亚、印度及西亚地区。此件“龙马纹”陶灯的造型艺术即是中原文化与丝绸之路及龟兹文化交流、融汇的例证。
随着历史的推移，公元9世纪所创造的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龙图腾不能不提。图中绘群山密树旁一池碧水，烟波浩渺，游龙腾跃。画面运笔雄健豪放，敷彩细腻绚丽。游龙尖嘴龇牙，长舌卷曲，龙须飘动，利爪挥舞，气势凶悍矫健，充分显示出艺术家高超的绘画技艺。
和田彩绘青龙木棺可谓五代时期西域龙文化的杰作。1983年当它出土时一下子就吸引了考古界的目光。它长2.15米，宽75厘米，头端高68厘米，脚端高55厘米，外观十分高大。木棺下有底座，四周饰栏杆。棺表饰木作乳钉，并涂为红色。四面分别彩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图案。其中所绘青龙，龙首蛇身，鹿角侧立于龙头两侧，怒目圆睁，龙口大开，身上的蛇纹清晰可辨，线条流畅，形象生动，体型巨大，很有可能这是新疆迄今所发现的最大的龙。
不知何种眷顾之情，宋元时代四件西域龙文物国宝，三件出自远离中原的伊犁。它们分别为出土于伊宁县，长8.7厘米，宽3.1厘米的长方形白玉透雕双龙玉牌，出土于霍城县阿里麻力古城的龙纹青瓷盘和龙泉精品龙纹瓷碗。而位于南疆的克孜尔千佛洞第48窟中的元代龙文化绘画更是值得关注，在石窟正壁帝释窟说法图的左侧绘有一乾达婆像，她手持一把龙首琉璃琴，似在演奏优美的佛国梵韵。
西域大地面积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西域龙文化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站在这片神奇独特的祖国西部边陲，审视龙文化的起源、交流与传播，以西域视野反观龙文化的影响与交融，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文化战略价值的工程，它不仅仅说明了新疆自先秦以来就与内地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自汉代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进一步说明只有弘扬中华龙文化包容共存，一体多元、和而不同的精神理念，才是我们各个民族繁荣昌盛发展进步得以天长地久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