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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经济大势，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势”正往上走。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愿意携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亚投行的成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表明中国正在由打造利益共同体过渡为打造命运共同体，最后打造成责任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软实力得到增强。
中国新闻周刊：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中国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各国应该如何携手制定解决方案，共同应对风险？
魏建国：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推动力，但其带来的一些影响也不能忽视。
一是贫富差距的加大，因此，在平衡全球的资源供给、生产要素，以及贫富差距上面，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力量，和各国携起手来，克服地域差别、贫富差别、南北差别。也就是总理说的，我们不能独善其身，要共同应对挑战。
二是气候变化，包括空气污染、环境保护等。因为气候是全球流动的，地球只有一个。因此，在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清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等，都需要和世界各国携手来做。
魏建国
三是基础设施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要做到全球基础设施包括亚洲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是关键，也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悟出的经验。“要想富先修路”，这个路不仅是中国修，还要帮助泰国、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修;不仅修港口，还要修高速铁路、修机场、修铁路、修航空站。在这方面，中国不能独善其身。
中国新闻周刊：在基础设施领域，目前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些努力，比如成立亚投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等，如何评价中国做出的这些努力？
魏建国：国际社会对亚投行成立有各种看法。我始终认为，有些国家不愿意参加很正常，抵制也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对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对国际金融、经济、贸易体制是包容开放的。我们“改善”它、“改进”它，而不是“改变”它，不是要颠覆性地推翻它另起炉灶，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完善它、改进它，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不是说成立亚投行就不要亚行了。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亚行主要搞扶贫，亚投行侧重基础设施，把最艰苦的、投资量较大、回报率较低、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承担起来，这有何不好？而且我们大致算过，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8700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8700亿美元，如果光靠亚行，一年125亿美元，加上亚投行、丝路基金也不过4200亿美元，剩下4500亿美元的缺口就需要我们撬动政府资金、国际金融机构资金和民间资本补充进来，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巨大的机遇，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做？
魏建国：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企业，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合资企业，都是历史上从未遇过的巨大机遇。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是第三次改革开放。前两次是1978年设立经济特区和2001年加入WTO，这次是在前两次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层次更高，范围更广，领域更宽的开放。
但是，这次开放和前两次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前两次是国外的资本、技术、管理进入中国，这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中国品牌和标准走出去。第二，这次是让其他国家，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能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中国愿意从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最后打造成责任共同体，中国愿意让周边国家，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达到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结果。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这次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参与世界游戏规则制定的过程。以前是人家制定好规则，我们来执行，比如WTO;而现在，中国能参与引领和主导世界游戏规则的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对企业而言，必须要有五个选对，一是选对国家，选择比较稳定、能够跟中国进一步签订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和政策协议的国家。二是要选对市场。三是选对项目，项目要具备大势性，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和要求，也要符合企业自身的强项，符合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国别政策。四是选对合作伙伴，真心诚意的合作伙伴是避开风险取得保障的极好条件。五是选对互利共赢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合作，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挣点钱就跑掉。
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凡是“走出去”取得成功的企业，基本上都符合这“五个选定”。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谈到了机遇，那么目前中国经济的难点在哪儿？
魏建国：难点在政府，在于我们的政策最后一公里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在于我们的政府服务没有到位，简政放权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现在的政府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特别是商事制度改革，取消了一些费用，现在平均每天有1万多家新登记注册企业，极大地推动就业问题的解决。但是，不光是工商管理部门，其他部门也应该加大力度，比如商务部如何加强对外审批速度，发改委如何解决项目审批速度，外汇管理局如何加快外汇审批，能直接用人民币投资项目，并加快落实人民币资本项下放开流通的支持政策等。
此外，海关、商检等部门也一些要改进的地方，效率不高、沿途的物流成本很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些都是改革难点。
更大的难点在于利益集团对改革政策的阻碍，有些处在重大项目的垄断地位不愿意改;在某些领域，权力从中央下放到省里，但有些省不愿意往下走，在省里又形成垄断，造成办事难;还有些人，对下一步改革看不清方向，还不是那么信心十足，也影响了整个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目前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总理说中国调控的工具箱还有很多，你认为具体指的是哪些？
魏建国：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因为财政政策是解决局部的产业的问题，货币政策是解决宏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还没有达到像美国那样量化宽松的程度。但在任何情况下，哪怕在最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采取以往那样大量投入货币的政策，比如一下投入4万亿，我们仍然是有节制地、定向精准地解决问题。
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金融政策，中国宏观调控的工具箱里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的改革下一步还会深化，工具还会更多。比如自贸区改革将会复制起更多在中国各省可推广、可持续、可发展的经验，改革开发还会促使政府用更多宏观调控工具和新的财税工具。
下一步很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金融改革，如果把金融改革这关突破了，中国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认为，现在宏观调控的工具箱里面，金融改革的工具应该多一些，包括人民币汇率，资本项下流通等。如果人民币能加速国际化，将会有更多中小企业选中项目后直接用人民币投资，而现在只是在自贸区能做到。
现在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箱的工具越来越多，对企业发展的支持越来越大，这是非常好的势头。毕竟，中国经济的根本是以企业为主体，所以为企业服务，让他们融资更方便、担保更方便、贷款更方便，以更大的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新登记注册企业增加也与国家提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息息相关，你如何理解“双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魏建国：“双创”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解决大学生就业，解决企业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双创”将中国经济推向一个制高点，在全球的经济产业链条中，通过“智”造创新，使我们在全球生产链的上端运行，把效率和质量提高，从而得到更高的效益。
“双创”战略的关键是，解决下一步到底能不能让更多中高端技术和创客创新来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比如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创新，但有些创新是否能得到继承，取决于我们对新生事物的看法，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就业，有利于减轻物流成本，有利于占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这几个有利于是任何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关键，也是“双创”战略的关键。
打造责任共同体
中国新闻周刊：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中国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各国应该如何携手制定解决方案，共同应对风险？
魏建国：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推动力，但其带来的一些影响也不能忽视。
一是贫富差距的加大，因此，在平衡全球的资源供给、生产要素，以及贫富差距上面，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力量，和各国携起手来，克服地域差别、贫富差别、南北差别。也就是总理说的，我们不能独善其身，要共同应对挑战。
二是气候变化，包括空气污染、环境保护等。因为气候是全球流动的，地球只有一个。因此，在节能减排，开发新能源、清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等，都需要和世界各国携手来做。
三是基础设施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要做到全球基础设施包括亚洲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是关键，也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悟出的经验。“要想富先修路”，这个路不仅是中国修，还要帮助泰国、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修;不仅修港口，还要修高速铁路、修机场、修铁路、修航空站。在这方面，中国不能独善其身。
中国新闻周刊：在基础设施领域，目前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些努力，比如成立亚投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等，如何评价中国做出的这些努力？
魏建国：国际社会对亚投行成立有各种看法。我始终认为，有些国家不愿意参加很正常，抵制也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对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对国际金融、经济、贸易体制是包容开放的。我们“改善”它、“改进”它，而不是“改变”它，不是要颠覆性地推翻它另起炉灶，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完善它、改进它，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不是说成立亚投行就不要亚行了。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亚行主要搞扶贫，亚投行侧重基础设施，把最艰苦的、投资量较大、回报率较低、周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承担起来，这有何不好？而且我们大致算过，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8700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8700亿美元，如果光靠亚行，一年125亿美元，加上亚投行、丝路基金也不过4200亿美元，剩下4500亿美元的缺口就需要我们撬动政府资金、国际金融机构资金和民间资本补充进来，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巨大的机遇，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做？
魏建国：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企业，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合资企业，都是历史上从未遇过的巨大机遇。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是第三次改革开放。前两次是1978年设立经济特区和2001年加入WTO，这次是在前两次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层次更高，范围更广，领域更宽的开放。
但是，这次开放和前两次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前两次是国外的资本、技术、管理进入中国，这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中国品牌和标准走出去。第二，这次是让其他国家，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能享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中国愿意从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最后打造成责任共同体，中国愿意让周边国家，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达到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结果。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这次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参与世界游戏规则制定的过程。以前是人家制定好规则，我们来执行，比如WTO;而现在，中国能参与引领和主导世界游戏规则的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对企业而言，必须要有五个选对，一是选对国家，选择比较稳定、能够跟中国进一步签订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和政策协议的国家。二是要选对市场。三是选对项目，项目要具备大势性，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和要求，也要符合企业自身的强项，符合中国的发展目标和国别政策。四是选对合作伙伴，真心诚意的合作伙伴是避开风险取得保障的极好条件。五是选对互利共赢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合作，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挣点钱就跑掉。
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凡是“走出去”取得成功的企业，基本上都符合这“五个选定”。
宏观调控工具箱里，金融改革的工具应该多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谈到了机遇，那么目前中国经济的难点在哪儿？
魏建国：难点在政府，在于我们的政策最后一公里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在于我们的政府服务没有到位，简政放权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现在的政府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特别是商事制度改革，取消了一些费用，现在平均每天有1万多家新登记注册企业，极大地推动就业问题的解决。但是，不光是工商管理部门，其他部门也应该加大力度，比如商务部如何加强对外审批速度，发改委如何解决项目审批速度，外汇管理局如何加快外汇审批，能直接用人民币投资项目，并加快落实人民币资本项下放开流通的支持政策等。
此外，海关、商检等部门也一些要改进的地方，效率不高、沿途的物流成本很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些都是改革难点。
更大的难点在于利益集团对改革政策的阻碍，有些处在重大项目的垄断地位不愿意改;在某些领域，权力从中央下放到省里，但有些省不愿意往下走，在省里又形成垄断，造成办事难;还有些人，对下一步改革看不清方向，还不是那么信心十足，也影响了整个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目前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总理说中国调控的工具箱还有很多，你认为具体指的是哪些？
魏建国：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货币政策，因为财政政策是解决局部的产业的问题，货币政策是解决宏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还没有达到像美国那样量化宽松的程度。但在任何情况下，哪怕在最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采取以往那样大量投入货币的政策，比如一下投入4万亿，我们仍然是有节制地、定向精准地解决问题。
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金融政策，中国宏观调控的工具箱里还有很多，而且我们的改革下一步还会深化，工具还会更多。比如自贸区改革将会复制起更多在中国各省可推广、可持续、可发展的经验，改革开发还会促使政府用更多宏观调控工具和新的财税工具。
下一步很重要的一项改革就是金融改革，如果把金融改革这关突破了，中国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认为，现在宏观调控的工具箱里面，金融改革的工具应该多一些，包括人民币汇率，资本项下流通等。如果人民币能加速国际化，将会有更多中小企业选中项目后直接用人民币投资，而现在只是在自贸区能做到。
现在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箱的工具越来越多，对企业发展的支持越来越大，这是非常好的势头。毕竟，中国经济的根本是以企业为主体，所以为企业服务，让他们融资更方便、担保更方便、贷款更方便，以更大的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新登记注册企业增加也与国家提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息息相关，你如何理解“双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魏建国：“双创”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解决大学生就业，解决企业转型升级，更重要的是，“双创”将中国经济推向一个制高点，在全球的经济产业链条中，通过“智”造创新，使我们在全球生产链的上端运行，把效率和质量提高，从而得到更高的效益。
“双创”战略的关键是，解决下一步到底能不能让更多中高端技术和创客创新来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比如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创新，但有些创新是否能得到继承，取决于我们对新生事物的看法，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就业，有利于减轻物流成本，有利于占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这几个有利于是任何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关键，也是“双创”战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