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全国检察机关首届廉政公益短片评选中，有个特等奖作品叫《正视孩子的疑问》，让人印象深刻。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面对过年时大人给的红包提出自己的疑问：“前年我上幼儿园，妈妈给老师送红包，说请多关照；去年爷爷住院，奶奶给医生送红包，说请多关照；今年爸爸升科长，给王伯伯送红包，也说请多关照。那现在你们给我红包，我关照你们什么呢？”这则短片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一个孩子纯真的视角和稚嫩的言语，提出了当今中国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那便是铺天盖地的送礼之风。
送礼一般可分为情感性和工具性两类，前者基于亲情、友情或者爱情，后者则主要基于利益的需求，在法律意义上就是贿赂。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2012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礼品市场的规模接近8000亿元，全球排名第一，而这其中至少超过60%属于工具性送礼。送礼的钱袋，已经大步跨越了公民私人的腰包，而企业的公关费用、政府的招待开支等正大唱其主角。礼物的施与受，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而成为各式各样有特定诉求与含义的“合同”。送礼之风何以盛行？是因为缺乏法律规制吗？显然不是，至少不全是，因为我国当前的刑法、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已足以制裁一般的贿赂犯罪，而在党内，党员干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是早有规定，相关的纪律规范更是，就连透明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国已是反腐败法规制度相对齐全的国家之一。因此，在笔者看来，送礼之风盛行与其说是制度的约束力不足，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存在着灰色地带，或者说是传统“礼”文化的基因变异。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礼”最早出现在古文字中表示一种祭祀用的酒器，西周时发展成一套带有等级色彩的社会制度。然而，当下人们谈到“礼”时，恐怕只能想到红包、名烟名酒以及各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侈品。“礼”最初作为物质形态出现的时候，不过是长幼尊卑、亲朋友邻之间联络感情、调剂关系的载体，但曾几何时，“礼”却逐步成为“腐”的代名词。明清时期，官场送礼就已成风，甚至还产生了“文化”，从送礼的各种雅称就可见一斑。比如夏天送礼因天热要降温叫“冰敬”，冬天送礼因天冷去寒叫“炭敬”，给离任官员送礼叫“别敬”，逢年过节时送叫“年敬”、“节敬”。送礼还很讲究时机，“三节四寿”（即端午、中秋、春节和官员及其夫人、父母的生日）那是必须送的。明清时期官员们的俸禄菲薄，礼金主要有四条来路：一是贪污朝廷国库，冒领公款，挥霍浪费，侵吞赈灾款粮；二是搜刮民脂民膏，苛捐杂税；三是收受部属礼金；四是官宦勾结吃回扣。于是，送礼与腐败形成了一条不可拆分的利益链条。
古代的送礼之风并未随着时代更替而消散，相反，在商品经济、市场规则日趋成熟的今天，送礼却俨然成为隐藏在法治与商业规则之下、一条人尽皆知的“潜规则”。甚至连在国外遵纪守法的跨国企业到了中国也难免“入乡随俗”、大行送礼贿赂之道，去年发生的赛诺菲、葛兰素史克事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令人震惊。然而遗憾的是，这并非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贿赂的个案，在此之前，诸如可口可乐、家乐福、力拓等不少耳熟能详的世界“500强”都上过“黑名单”。
国人之所以热衷送礼，除了乡土文化的行为方式使然，更重要的内在动因在于利益驱动，通过送礼来拉近距离、加深关系，进而谋取规则之外的利益。通过送礼的形式来输送利益有不少“好处”：比如送礼常常打着人情牌，让送的人感到“理直气壮”，让收的人觉得“心安理得”；比如有时单次送礼的金额不一定很大，因为薄礼更易于让人接受，但日积月累、细水长流，却能不断拉近送礼者和收礼者的心理距离；三是有些礼品会包裹上“高雅”、“文化”的外衣，实际起到洗钱的功效，诸如赠送名人字画之类的“雅贿”古已有之，当下仍有不少效仿者，去年落马的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就收受了不少的玉石、字画，其中有块玉石单价就达350万之巨。
毋庸讳言，送礼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亚文化”，人们对于送礼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其最大的风险也正源于人们对送礼问题的淡然、漠视。送礼者常常有意模糊“礼”与“贿”的区别，以“礼”之名行“贿”之实，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贿赂犯罪案件至少有50%以上是以“感谢费”、“过节费”、“探望费”等名目出现的。送礼者往往有意将送礼的时机选在各种节假日、纪念日，刻意混淆送礼与行贿的界限。比如某建筑商为获得学校修缮工程，在6年时间里前后10余次向原上海市闵行中学的校长王某送礼，每次都是逢年过节赠送几张购物卡、礼券，每回不过数千，王校长一直不以为意，以为这不过是正常的人情往来，直到案发时才知道这几年的收礼总值已达20余万，这才幡然醒悟、痛悔不已。送礼好似“温水煮青蛙”，让收礼者放松了警惕，将受贿当成了礼尚往来。从相关的案例中可以发现，一部分腐败者常常陷入收礼的认识误区，比如，有的人认为收礼是习俗和惯例而不是犯罪。原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某因涉嫌行贿、受贿罪受到指控，其在法庭上竟然辩称收礼和送礼不等同于受贿和行贿，说“茂名有惯例，逢年过节下属都要给上属送礼，我收礼送礼也是延续这个惯例”。比如，有的认为只要不收现金就不算犯罪，原浙江省嵊州市政协副主席杜某先后16次收受相关人员所送购物卡及手表等财物，他始终坚持“过节只收卡，不收现金”的原则，以为这样便能免罪。这些想法尽管有些自欺欺人，但不可否认送礼文化对受贿者心理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遏制腐败必须充分重视送礼问题，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送礼文化。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当多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首先，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调整，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地对送礼文化说“不”。例如可以学习德国《刑法》的规定，只要是公职人员私自接受礼品，要求或暗示对方送礼，即使未危及他所履行的公务，也构成受贿罪。对于送礼行贿者，与受贿者同等对待，加大打击力度。其次，应当通过积极的舆论引导转变社会观念。例如整顿奢侈品消费市场和礼品市场，通过市场和行政的双重手段，规制那些渲染“土豪”生活方式的商业行为和宣传广告，逐步引导国人理性消费、健康交往的理念。最后，强化对公职人员的规范和教育。将拒收礼品列为公务员行为准则，加强教育培训，提高行政处分的力度，引导公职人员重视收礼风险，形成自觉拒收礼品的态度和能力。
中国人很快又将迎来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往年这个时候送礼的队伍早就车水马龙、堵塞了城市道路，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这应当主要得益于前年以来中央“八项规定”等通知的令行禁止。这让人依稀看到了治理礼品腐败的希望，说明文化的因素尽管惯性巨大，但也并非无法扭转，相信只要坚持，送礼之风必将绝迹，腐败问题也将从源头上得到有效的治理。
（作者系首届全国检察预防素能比武优胜标兵第六名）
编辑：刘雁君 nina_lyj@sina.com
送礼一般可分为情感性和工具性两类，前者基于亲情、友情或者爱情，后者则主要基于利益的需求，在法律意义上就是贿赂。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2012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礼品市场的规模接近8000亿元，全球排名第一，而这其中至少超过60%属于工具性送礼。送礼的钱袋，已经大步跨越了公民私人的腰包，而企业的公关费用、政府的招待开支等正大唱其主角。礼物的施与受，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而成为各式各样有特定诉求与含义的“合同”。送礼之风何以盛行？是因为缺乏法律规制吗？显然不是，至少不全是，因为我国当前的刑法、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已足以制裁一般的贿赂犯罪，而在党内，党员干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是早有规定，相关的纪律规范更是，就连透明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国已是反腐败法规制度相对齐全的国家之一。因此，在笔者看来，送礼之风盛行与其说是制度的约束力不足，不如说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存在着灰色地带，或者说是传统“礼”文化的基因变异。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礼”最早出现在古文字中表示一种祭祀用的酒器，西周时发展成一套带有等级色彩的社会制度。然而，当下人们谈到“礼”时，恐怕只能想到红包、名烟名酒以及各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侈品。“礼”最初作为物质形态出现的时候，不过是长幼尊卑、亲朋友邻之间联络感情、调剂关系的载体，但曾几何时，“礼”却逐步成为“腐”的代名词。明清时期，官场送礼就已成风，甚至还产生了“文化”，从送礼的各种雅称就可见一斑。比如夏天送礼因天热要降温叫“冰敬”，冬天送礼因天冷去寒叫“炭敬”，给离任官员送礼叫“别敬”，逢年过节时送叫“年敬”、“节敬”。送礼还很讲究时机，“三节四寿”（即端午、中秋、春节和官员及其夫人、父母的生日）那是必须送的。明清时期官员们的俸禄菲薄，礼金主要有四条来路：一是贪污朝廷国库，冒领公款，挥霍浪费，侵吞赈灾款粮；二是搜刮民脂民膏，苛捐杂税；三是收受部属礼金；四是官宦勾结吃回扣。于是，送礼与腐败形成了一条不可拆分的利益链条。
古代的送礼之风并未随着时代更替而消散，相反，在商品经济、市场规则日趋成熟的今天，送礼却俨然成为隐藏在法治与商业规则之下、一条人尽皆知的“潜规则”。甚至连在国外遵纪守法的跨国企业到了中国也难免“入乡随俗”、大行送礼贿赂之道，去年发生的赛诺菲、葛兰素史克事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令人震惊。然而遗憾的是，这并非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贿赂的个案，在此之前，诸如可口可乐、家乐福、力拓等不少耳熟能详的世界“500强”都上过“黑名单”。
国人之所以热衷送礼，除了乡土文化的行为方式使然，更重要的内在动因在于利益驱动，通过送礼来拉近距离、加深关系，进而谋取规则之外的利益。通过送礼的形式来输送利益有不少“好处”：比如送礼常常打着人情牌，让送的人感到“理直气壮”，让收的人觉得“心安理得”；比如有时单次送礼的金额不一定很大，因为薄礼更易于让人接受，但日积月累、细水长流，却能不断拉近送礼者和收礼者的心理距离；三是有些礼品会包裹上“高雅”、“文化”的外衣，实际起到洗钱的功效，诸如赠送名人字画之类的“雅贿”古已有之，当下仍有不少效仿者，去年落马的原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就收受了不少的玉石、字画，其中有块玉石单价就达350万之巨。
毋庸讳言，送礼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亚文化”，人们对于送礼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其最大的风险也正源于人们对送礼问题的淡然、漠视。送礼者常常有意模糊“礼”与“贿”的区别，以“礼”之名行“贿”之实，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贿赂犯罪案件至少有50%以上是以“感谢费”、“过节费”、“探望费”等名目出现的。送礼者往往有意将送礼的时机选在各种节假日、纪念日，刻意混淆送礼与行贿的界限。比如某建筑商为获得学校修缮工程，在6年时间里前后10余次向原上海市闵行中学的校长王某送礼，每次都是逢年过节赠送几张购物卡、礼券，每回不过数千，王校长一直不以为意，以为这不过是正常的人情往来，直到案发时才知道这几年的收礼总值已达20余万，这才幡然醒悟、痛悔不已。送礼好似“温水煮青蛙”，让收礼者放松了警惕，将受贿当成了礼尚往来。从相关的案例中可以发现，一部分腐败者常常陷入收礼的认识误区，比如，有的人认为收礼是习俗和惯例而不是犯罪。原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某因涉嫌行贿、受贿罪受到指控，其在法庭上竟然辩称收礼和送礼不等同于受贿和行贿，说“茂名有惯例，逢年过节下属都要给上属送礼，我收礼送礼也是延续这个惯例”。比如，有的认为只要不收现金就不算犯罪，原浙江省嵊州市政协副主席杜某先后16次收受相关人员所送购物卡及手表等财物，他始终坚持“过节只收卡，不收现金”的原则，以为这样便能免罪。这些想法尽管有些自欺欺人，但不可否认送礼文化对受贿者心理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遏制腐败必须充分重视送礼问题，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送礼文化。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当多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首先，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调整，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地对送礼文化说“不”。例如可以学习德国《刑法》的规定，只要是公职人员私自接受礼品，要求或暗示对方送礼，即使未危及他所履行的公务，也构成受贿罪。对于送礼行贿者，与受贿者同等对待，加大打击力度。其次，应当通过积极的舆论引导转变社会观念。例如整顿奢侈品消费市场和礼品市场，通过市场和行政的双重手段，规制那些渲染“土豪”生活方式的商业行为和宣传广告，逐步引导国人理性消费、健康交往的理念。最后，强化对公职人员的规范和教育。将拒收礼品列为公务员行为准则，加强教育培训，提高行政处分的力度，引导公职人员重视收礼风险，形成自觉拒收礼品的态度和能力。
中国人很快又将迎来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往年这个时候送礼的队伍早就车水马龙、堵塞了城市道路，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这应当主要得益于前年以来中央“八项规定”等通知的令行禁止。这让人依稀看到了治理礼品腐败的希望，说明文化的因素尽管惯性巨大，但也并非无法扭转，相信只要坚持，送礼之风必将绝迹，腐败问题也将从源头上得到有效的治理。
（作者系首届全国检察预防素能比武优胜标兵第六名）
编辑：刘雁君 nina_lyj@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