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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10月31日下午，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江苏省淮安市召开“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之家”研讨会，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代会长朱文泉、第一副会长徐承云，中国新四军研究会高级顾问、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韩星臣，常务副会长王清葆，副会长兼秘书长潘永明，副会长毋瞩远、弘强、徐红、顾星、王路奇、孙文富，出席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第六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的代表及新四军研究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出席了研讨会。顾星副会长主持会议，弘强副会长作会议总结。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朱文泉代会长在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根据地研究要有更大突破”的指示精神，深入落实根据地研究五年“实施意见”并向纵深突破的实际行动。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领导小组组长、中共江苏省委原书记梁保华同志对这次会议很关心很重视，多次要求把会议组织好。领导小组先是在《铁军》杂志和“新四军网站”发稿征文，此后又重点约稿，跟踪落实，为研讨会顺利的召开打好了基础。此外，各地研究会鼎力支持，各级党史部门主动参与，诸多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也是这次研讨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2篇，精选44篇，质量普遍较高。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江苏省纪委原书记弘强在会议总结中充分肯定了这次研討会所取得的成果，并对根据地研究工作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研究史料要进一步深入。根据地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总体上看，偏重全局性内容多，阐述重大事件多，论述领导人的活动多。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这次研讨会上一个可喜现象，就是探讨根据地的教育、文化宣传、廉政建设以及改造地方武装、瓦解伪军等内容多了起来。这是丰富、拓展、深入根据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比如根据地的财政金融是怎样筹措和运转的，怎样保证部队经费供给的；文化宣传是怎样扩大党的影响，吸引大城市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在人物研究上，特别是经济学界的人物研究还有待加强。如孙冶方、薛暮桥、顾准等，他们当年是怎样开展经济研究的，尤其是顾准，那个时代就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运行问题。这些内容可能比较冷僻，但有助于对整个根据地研究的深入、具体细节的填补和完善。
研究视角要进一步拓展。抗战期间，曾有国民党高官在参观延安后发出“延安之谜”的感叹，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能吸引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有资料记载，国民党在敌后也曾搞过根据地建设，但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人民群众不相信、不支持他们。而我们通过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维护人民权利，占据了道德高地，把握了话语权，从而赢得了人心。这看上去是一个文化现象，其实无文化不思想，就看谁做得好，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对历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人性进化的研究。这个认识也完全适用于对根据地研究的指导。
研究工作的现实性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常说，让过去告诉现在，让历史启迪未来，说明了历史和现实之间有着重要的传承关系。这次研讨会上，研究刘瑞龙发展农村经济的文章，研究根据地反腐倡廉工作的文章等，得到了大家的普遍称赞，是因为这些文章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今天的有关工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方面还有一些好文章，如对淮北行署机关精兵简政的研究，当年一下子从360人减到60人。这对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不无启示。又如有的文章谈到当年根据地在发展经济工作时，就已提出“要保持人民一定的财富，不仅能生活，而且能生产。这样才能养活我们，才能有抗日积极性”。这个认识不仅符合辩证法，而且有着朴素的市场经济意识，表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已有萌芽。
弘强副会长最后指出，新年度的工作，主要是深入落实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印发的《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根据地研究有更大突破的实施意见》，争取早日完成1部总史、8部分史、9部子史的编修任务。随着历史档案的部分解密、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我们应利用这一极好时机，走访交流，相互协商，着眼当前，筹谋远景，组织各方力量，用较长时间，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力求全面系统翔实地反映根据地创建巩固发展的艰辛历程、珍藏的宝贵财富，为《新四军全书》增添一部分权威系统有价值的新成果，将根据地研究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一步。
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朱文泉代会长在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根据地研究要有更大突破”的指示精神，深入落实根据地研究五年“实施意见”并向纵深突破的实际行动。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领导小组组长、中共江苏省委原书记梁保华同志对这次会议很关心很重视，多次要求把会议组织好。领导小组先是在《铁军》杂志和“新四军网站”发稿征文，此后又重点约稿，跟踪落实，为研讨会顺利的召开打好了基础。此外，各地研究会鼎力支持，各级党史部门主动参与，诸多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也是这次研讨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2篇，精选44篇，质量普遍较高。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江苏省纪委原书记弘强在会议总结中充分肯定了这次研討会所取得的成果，并对根据地研究工作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研究史料要进一步深入。根据地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总体上看，偏重全局性内容多，阐述重大事件多，论述领导人的活动多。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这次研讨会上一个可喜现象，就是探讨根据地的教育、文化宣传、廉政建设以及改造地方武装、瓦解伪军等内容多了起来。这是丰富、拓展、深入根据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比如根据地的财政金融是怎样筹措和运转的，怎样保证部队经费供给的；文化宣传是怎样扩大党的影响，吸引大城市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在人物研究上，特别是经济学界的人物研究还有待加强。如孙冶方、薛暮桥、顾准等，他们当年是怎样开展经济研究的，尤其是顾准，那个时代就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运行问题。这些内容可能比较冷僻，但有助于对整个根据地研究的深入、具体细节的填补和完善。
研究视角要进一步拓展。抗战期间，曾有国民党高官在参观延安后发出“延安之谜”的感叹，不理解共产党为什么能吸引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有资料记载，国民党在敌后也曾搞过根据地建设，但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人民群众不相信、不支持他们。而我们通过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维护人民权利，占据了道德高地，把握了话语权，从而赢得了人心。这看上去是一个文化现象，其实无文化不思想，就看谁做得好，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对历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人性进化的研究。这个认识也完全适用于对根据地研究的指导。
研究工作的现实性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常说，让过去告诉现在，让历史启迪未来，说明了历史和现实之间有着重要的传承关系。这次研讨会上，研究刘瑞龙发展农村经济的文章，研究根据地反腐倡廉工作的文章等，得到了大家的普遍称赞，是因为这些文章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今天的有关工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这方面还有一些好文章，如对淮北行署机关精兵简政的研究，当年一下子从360人减到60人。这对当前的政府机构改革不无启示。又如有的文章谈到当年根据地在发展经济工作时，就已提出“要保持人民一定的财富，不仅能生活，而且能生产。这样才能养活我们，才能有抗日积极性”。这个认识不仅符合辩证法，而且有着朴素的市场经济意识，表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已有萌芽。
弘强副会长最后指出，新年度的工作，主要是深入落实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印发的《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根据地研究有更大突破的实施意见》，争取早日完成1部总史、8部分史、9部子史的编修任务。随着历史档案的部分解密、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我们应利用这一极好时机，走访交流，相互协商，着眼当前，筹谋远景，组织各方力量，用较长时间，有组织有计划地编纂“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力求全面系统翔实地反映根据地创建巩固发展的艰辛历程、珍藏的宝贵财富，为《新四军全书》增添一部分权威系统有价值的新成果，将根据地研究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