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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环境好，而且面向公众开放，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住在深圳低碳城附近的周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原本处于失业状态，随着低碳城慢慢发展起来，周边出现了很多与新兴产业相关的公司，她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
如今，像深圳国际低碳城这样用绿色低碳技术来发展的地区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今天，低碳发展成为共识，低碳城市也成为各地追逐的目标。不过，如何让更多的城市成为低碳城市，城市居民如何实现低碳化生存，对中国来说还处于探索阶段。
城镇化是低碳发展最大挑战
“城市是能源和资源的最大消费者，也是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说，对全球各国而言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有两个：第一来自产业，第二来自城市和消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司长丽嘉·诺娜在6月底举行的贵阳国际生态文明论坛上也表示：“城市占全球碳排放的70%，消耗全球70%的能源。”
于是，城市展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话题。
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宣布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15年6月，中韩两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截至目前，超过40个国家提出明确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及行动方案，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
对中国而言，特别是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关键阶段的国家，控制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重中之重的首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6月底出席2015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时称：“中国正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愿学习借鉴欧洲在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愿在城镇化进程中与欧洲结伴而行。”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蒋兆理指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4.77%，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而且，在城镇化过程中，还将有大量来自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样城市碳排放将会大量涌现，这是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的最大挑战。”蒋兆理说。
城市的绿色选择
深圳低碳城位于龙岗区坪地龙腾路，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是深圳最落后、最高碳的区域之一。当时，这里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总值只有全市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而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是全市平均水平的两倍。三年后，深圳低碳城“华丽变身”。在这里，记者看到的是用低碳技术“堆积”的绿色建筑，绿色植物种植在建筑的外围，不仅“养眼”，还能起到减低温度、改善建筑环境、节能降耗的作用。
“深圳国际低碳城和低碳城市是不同的概念。”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康艳兵告诉本刊记者，其背景是当前许多地方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结合新城开发、城乡结合部改造，拓展设立了许多具有产城融合功能的城市新区。
“低碳城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如何发展低碳道路。”康艳兵说，其核心思想是要“高端化”，要从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实现产业低碳发展与城市低碳建设相融合，成为未来城市新城低碳发展的“样板”和“标杆”。
除深圳国际低碳城外，全国很多地方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2015年8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国家低碳城（镇）试点工作的通知》，选择了广东深圳国际低碳城、山东青岛中德生态园、江苏镇江官塘低碳新城等八个国家低碳城试点，探索低碳城区规划建设新模式。
“目前，我们正在帮助国家研究推动国家低碳城试点的工作。通过这项工作，希望能够积极推动探索各具特色的‘产城融合’低碳发展模式，并为全国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实践经验。”康艳兵说。
无现成模式照搬
“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在国内仍处于探索阶段，从目前来看还没有现成和照搬的案例。”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道闻在第三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表示。
吴道闻说的是事实，“低碳发展”是近几年才引入中国的新词，而且各地情况也不一样。“中国很大，不同地区的区域差异也非常明显。”康艳兵举例说，北京、深圳等东部发达城市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可能才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
2010年，我国启动了第一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选择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等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等八市作为低碳试点省市。2012年，又启动了第二批试点工作。“第二批是在总结第一批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试点的入选条件比第一批更严格，并且对试点的工作要求也更高。”康艳兵表示，“选择这些试点省市，就是要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探索各自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同时也为相似的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全国共有42个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这些试点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0%，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总量的60%。
康艳兵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在低碳城市试点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开展低碳试点城市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率普遍高于非试点地区，碳强度下降幅度也显著高于全国平均碳强度降幅。
“这些试点不但提出更加严格的碳强度下降目标，而且第二批低碳城市试点提出了碳排放峰值目标和路线图，并带动第一批大部分试点也提出了碳排放峰值目标，形成了对产业结构转型、能源结构优化、生活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康艳兵说，这对实现中国2030年碳排放峰值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过，他也表示，在目前的这42个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中，各个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对创建试点工作的推动力度不同，人员、技术、资金、数据等基础能力不同，所以试点进展也是参差不齐的。“城市低碳发展，根本问题还是怎样平衡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协调统一的，只有二者的关系理顺了，城市才能真正走上绿色低碳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如今，像深圳国际低碳城这样用绿色低碳技术来发展的地区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今天，低碳发展成为共识，低碳城市也成为各地追逐的目标。不过，如何让更多的城市成为低碳城市，城市居民如何实现低碳化生存，对中国来说还处于探索阶段。
城镇化是低碳发展最大挑战
“城市是能源和资源的最大消费者，也是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蒋兆理说，对全球各国而言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有两个：第一来自产业，第二来自城市和消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司长丽嘉·诺娜在6月底举行的贵阳国际生态文明论坛上也表示：“城市占全球碳排放的70%，消耗全球70%的能源。”
于是，城市展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话题。
2014年11月，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宣布到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15年6月，中韩两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截至目前，超过40个国家提出明确的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及行动方案，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
对中国而言，特别是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关键阶段的国家，控制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重中之重的首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6月底出席2015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时称：“中国正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愿学习借鉴欧洲在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愿在城镇化进程中与欧洲结伴而行。”
“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蒋兆理指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4.77%，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而且，在城镇化过程中，还将有大量来自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样城市碳排放将会大量涌现，这是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的最大挑战。”蒋兆理说。
城市的绿色选择
深圳低碳城位于龙岗区坪地龙腾路，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是深圳最落后、最高碳的区域之一。当时，这里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总值只有全市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而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是全市平均水平的两倍。三年后，深圳低碳城“华丽变身”。在这里，记者看到的是用低碳技术“堆积”的绿色建筑，绿色植物种植在建筑的外围，不仅“养眼”，还能起到减低温度、改善建筑环境、节能降耗的作用。
“深圳国际低碳城和低碳城市是不同的概念。”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康艳兵告诉本刊记者，其背景是当前许多地方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结合新城开发、城乡结合部改造，拓展设立了许多具有产城融合功能的城市新区。
“低碳城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如何发展低碳道路。”康艳兵说，其核心思想是要“高端化”，要从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实现产业低碳发展与城市低碳建设相融合，成为未来城市新城低碳发展的“样板”和“标杆”。
除深圳国际低碳城外，全国很多地方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2015年8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国家低碳城（镇）试点工作的通知》，选择了广东深圳国际低碳城、山东青岛中德生态园、江苏镇江官塘低碳新城等八个国家低碳城试点，探索低碳城区规划建设新模式。
“目前，我们正在帮助国家研究推动国家低碳城试点的工作。通过这项工作，希望能够积极推动探索各具特色的‘产城融合’低碳发展模式，并为全国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实践经验。”康艳兵说。
无现成模式照搬
“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在国内仍处于探索阶段，从目前来看还没有现成和照搬的案例。”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道闻在第三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表示。
吴道闻说的是事实，“低碳发展”是近几年才引入中国的新词，而且各地情况也不一样。“中国很大，不同地区的区域差异也非常明显。”康艳兵举例说，北京、深圳等东部发达城市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可能才进入工业化起步阶段。
2010年，我国启动了第一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选择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等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等八市作为低碳试点省市。2012年，又启动了第二批试点工作。“第二批是在总结第一批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试点的入选条件比第一批更严格，并且对试点的工作要求也更高。”康艳兵表示，“选择这些试点省市，就是要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探索各自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同时也为相似的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全国共有42个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这些试点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0%，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总量的60%。
康艳兵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在低碳城市试点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开展低碳试点城市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率普遍高于非试点地区，碳强度下降幅度也显著高于全国平均碳强度降幅。
“这些试点不但提出更加严格的碳强度下降目标，而且第二批低碳城市试点提出了碳排放峰值目标和路线图，并带动第一批大部分试点也提出了碳排放峰值目标，形成了对产业结构转型、能源结构优化、生活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康艳兵说，这对实现中国2030年碳排放峰值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过，他也表示，在目前的这42个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中，各个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对创建试点工作的推动力度不同，人员、技术、资金、数据等基础能力不同，所以试点进展也是参差不齐的。“城市低碳发展，根本问题还是怎样平衡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协调统一的，只有二者的关系理顺了，城市才能真正走上绿色低碳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