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一個还能战斗的老兵”
邓子基的前半生是充满苦难和艰辛的。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于福建沙县，幼年双亲先后去世，生活十分艰难。1937年7月，他考入福建省南平初中，3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建省立福州高中。
1940年，他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被保送到当时在重庆的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读书。1949年，他在福州参加民革地下组织，任福州民革宣传干事兼福州福商中学教师，积极从事爱国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厦门大学传来了消息，王亚南校长领衔的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1950年7月，邓子基以福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资本论》研究生班学习，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邓子基一直在厦门大学从事经济学、财政学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作为“国家分配论”的重要奠基人和发展者，邓子基对财政本质做了全面、精辟的论述，并且对加强财政调控、深化财政改革、坚持财政平衡、振兴国家财政等问题做了全方位的阐述，这对我国的财政理论研究与财政实践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在数不清的荣誉面前，邓子基从未懈怠，自称是“一名从事财政教学科研工作的老兵”，九旬高龄仍战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2 拿着放大镜研学
“他从草根起步，在角落拓荒，却最终写就了自己的华彩乐章。一人，一校，一城。帷幕落下，弦歌不绝。”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致远写下这段话纪念邓先生。
九十八载岁月上下求索，七十余春秋耕耘不辍。“老师对学术兢兢业业的追求，几十年不变对研究的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厦大学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主任童锦治感慨，曾经做过白内障手术的邓老师，书桌上放着4个倍数不同的放大镜。他一年订了2000多元钱的报纸，从来都没有停止学习。
“一生拼搏研财政，两袖清风为人师。”是邓子基的人生写照。回想过去，唐文倩说：“在成为邓老工作助手3年半的时间里，老师已是耄耋老人，可是他的工作仍繁忙而充实。他依然坚持给每届博士生上基础理论课，依然出席学校的各种活动，从毕业典礼到新生见面会，依然每天伏案几个小时写作或批改论文。”
“每次去看望老师，他都拿着放大镜在看报纸。看到我们来了，会很认真地探讨学科应该怎么建设，讲述他对财政税收改革的理解等。”童锦治说，他不仅关注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对整个财政学科的发展，包括厦大财政系的学科建设都非常关心。
3 “老爷子”的两把“金钥匙”
“一家人的欢乐也就是几个人的欢乐，可师生大家庭的欢乐就多得多。学生超过我，我最高兴。”邓子基曾说，“人生有两把钥匙：治学的钥匙、为人的钥匙。我自己要先掌握好这两把钥匙，然后再把它们交给学生。”
针对研究生在求学中的困惑，邓子基形象地将博士生比喻为“国家队”，将硕士生比喻为“预备队”，倡导同学们要踏实地做学问。他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定要有严谨求实的精神，要坚持辩证的思维和积极稳妥的态度。”
“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这是邓子基教授培育学生总结出的“十字诀”。“要做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一直是邓子基教授对学生不变的要求。
“他身上有一种常人难以超越的坚韧。”林致远始终记得，第一次上邓教授的课时，他提出的“二十四字”要求，“‘人各有志、人贵有志、开拓刻苦、严谨求实、扬长避短、勇攀高峰’。他一生都在践行着这‘二十四字’，也指引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坚持不懈、精益求精。”
对待学术，邓子基善于倾听不一样的声音，关注时代发展，并做出积极应对和改变。他鼓励学生和同行们提出不同的观点，希望看到学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从中“取长补短”，启发新一辈独立思考，提出疑问。他说：“只有这样，学术才能不断进步。”
4 半个书柜的“秘密武器”
“邓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的平易近人，他会用心记下身边每个人的名字，关注学生的生活和发展。”童锦治说，记得以前和邓老一起去外地参会，有一位司机师傅接过他两次，邓子基就记住了他的名字。
“人的感情是相互的，你爱护学生，学生就尊重你。”邓子基教授谈到师生之道，曾这样总结。
林致远回忆，有几次和他聊起，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记忆力时，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我从五十几岁开始就每天记日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每天把重要的事情用笔记下，是邓子基保持良好记忆力的“秘密武器”。坚持了40多年，邓子基的日记摆了快半个书柜。
靠着这个秘诀，邓子基教授对学生的关心与培养，贯彻终生。他的弟子，不仅在学校学习期间得老师的细心栽培，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还一直得到他无私的指导和关爱。他们都说，邓老是“良师益友”。
“老兵传薪火，根深托新枝。”几十年辛勤耕耘，邓子基桃李满园，硕果累累。这些学生都不负众望，靠他们的努力工作，回报社会，成了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他爱生如子、潜心求索、锐意创新的精神也影响了一代代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