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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用一句话给苏玉光的人生角色进行准确定位，似乎有点难。
他曾经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军旅诗人、作家。17岁时从海南当兵，在新兵连的“黑板报”上就开始“发表”诗作，一路走来，终成一家，发表诗歌、歌词、散文、报告文学多部。其中诗集《为生命弹奏》、报告文学《香港驻军十年》和歌曲专辑《英雄树、战士情》等，在军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也曾经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军队文化官员。从列兵到大校，从海南军区至广州军区，从干事、处长、师代职副政委而至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大至组织代表军区最高水平的文艺创作，小至每个连队要搞些什么样的文化基础设施，他屡有高招，指挥若定。
还曾经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组织实施文艺精品工程的策划高手。近些年广州军区推出的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诸如《和平年代》《惊涛》《归途如虹》《兵锋》和《天籁》《天鹅湖》等影视舞台艺术作品，均可见到他参与其中的身影。尤其是那部轰动世界的杂技芭蕾剧《天鹅湖》，更是他带领一班人从创意到具体策划、从组织实施到推向市场全方位倾情投入的力作。
“偏科”学生寻梦军营
1963年1月，苏玉光出生在海口市郊区的苍东村，六姐弟中，苏玉光排行老四。属虎的苏玉光从小就流露出语言天赋，小小年纪便能说会道，并且喜欢看课外书，喜欢做木工和编织竹器，被村里人看成“另类”。于是，母亲只能叮嘱11岁的大姐苏玉花对弟弟多加引导。
转眼苏玉光上了小学，聪明好动的他很快便占据了全班学习成绩的前列，这令父母宽心，也让大姐放心。小学五年级时，苏玉光已是全校少先队大队长。一天，读初中的大姐从学校借回一本《欧阳海之歌》，看完后塞给明显偏科的弟弟玉光。第二天一早，一口气读完全书两眼熬得红红的苏玉光，在把书还给大姐时竟然口吐狂言，说出一段令姐姐和家人四十年后仍感震撼的超前话语：“大姐，我以后要学欧阳海，还要写这样的好书，写这样的英雄！”
大姐先是一愣，随即猛醒，立即扭过脸向父母亲高声说：“爸妈听到没有，四弟说以后也要写好书，写英雄，写给爱读书的人！”
但好景不长，读到初一、初二，苏玉光对除语文以外的学科满不上心，并开始不定期“逃学”。大姐意识到问题严重，逮住苏玉光问道理，四弟嘴硬：“我不想上数学课，就想回来看看小说。”情急之下，大姐去请教老师，老师回答：“偏科固然不太好，但奇才怪才多由这种现象产生，比起什么都不学，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吗？”从此，大姐心中石头落地。
儿时多梦幻，任人都如此。但又有几个立下“凌云童志”的孩童，能精心耕耘四十年不辍，沿着那条“童志”不偏不倚，一路前行呢？苏玉光后来曾多次对《欧阳海之歌》作者、忘年交金敬迈说：“《欧阳海之歌》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您这本书不仅影响了我的人格形成，而且把我引上了文学道路。”
于此，他初中开始写诗，高中写小说，“偏科”仍然照偏不误。还把写好的小故事、小通讯斗胆寄给了《海南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基本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苏玉光并不气馁，仍然照“投”不误。
那是个“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时代，苏玉光家所在的海秀公社一向就有“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1980年，苏玉光高中毕业了。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儿子当兵去，此时已到海口市医院工作的大姐玉花，也打起了动员四弟当兵的主意。
而苏玉光还用“动员”吗？当年那部《欧阳海之歌》，在唤醒苏玉光文学梦的同时，也把当兵的英雄梦想植入他的心间。
17岁的苏玉光如愿应征入伍，亲友、同学送来了不少礼物和纪念品，苏玉光只带上笔记本和钢笔，还有大姐帮买的《写作入门》和一些文学期刊，便背起简单的行囊，辞别家人和父老乡亲，跨入了位于天涯海角的绿色军营。
放飞理想的路，由此在脚下徐徐展开……
军旅文学之路苦乐相伴
是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但闪光的却不一定是金子。一个文学青年的成才之道充满变数，除了以自己的勤奋和锲而不舍作根本，实在也离不开机遇与运气，离不开缪斯女神的眷顾与大大小小“伯乐”们的慧眼。苏玉光多少有些幸运，所有这些，都让他赶上了。
新兵连的生活还没结束，苏玉光就赶上一场大病，住院期间，仍坚持看书写作，写出了一批抒发当兵感受的诗歌，散文。出院回到新兵连当天，他看到营院里的黑板报仍然空荡荡的，周围长满了杂草，就主动向前来看望他的指导员谢李祥请战，愿意用病休时间把黑板报办好。谢指导员半信半疑：“你会办黑板报？”苏玉光答：“会。只要您派一个会绘画的同志协助我就行了。”过了两天，一期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出来了，那上面还登了苏玉光的一篇散文和两首诗，全连为之轰动。苏玉光的名字不久就引起了团宣传股长张信任的注意。
新兵连结束，二营六连成为了苏玉光入伍后的第一个正式单位。很快，“能写作”的他成了全连乃至全营的美谈。营教导员陈绍炎认为苏玉光是个人才苗子，想到看书写东西要有充足时间保证，于是干脆把他选送到师卫生教导队学习。之后，又把他调到营部当卫生员。
到营部后，时间充裕了，苏玉光对自己的要求也进入了“苛刻”时期：自订《学习条约》，其中规定自己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每天都要用4个小时看书写作；每周只能看一次电影或电视；星期日原则上不上街，等等，如无故违反，就要罚自己“跪”在椅子上补回所损失的学习时间。为表示决心，他还咬破手指，悄悄写下了“不用扬鞭自奋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血书……
多年后，在一次战友聚会上，苏玉光当年这些“秘密”被一一挖掘出来，老教导员陈绍光这样评价曾经的爱将：“玉光常到营部找书，以至于我这个营首长所有的图书都留下了他的手印。玉光还经常找我蘑菇：‘如果有机会出去学写作，千万安排我去，’于是我几次向团宣传股张信任股长和师文化科苏圻雄科长推荐苏玉光，同时也提示其它领导和部门，如帮厨、砍柴火等出公差的活儿，尽量不派苏玉光，为的是留给小作家‘写作时间’。军中人才啊。”
苏玉光感激陈绍炎，也感恩苏圻雄。苏圻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词作者，广州军区原守备十二师文化科长，与善写小说的海南军区文化处罗德祯干事和善写散文的宣传处干事王浪华三人，上世纪60年代曾被誉为“海南军区三支笔”。
“拜师学艺，去师部找苏圻雄老师。”苏玉光经当时已转业任海南文联主席的罗德祯介绍，认识了苏圻雄。
但拜师学艺又谈何容易。苏玉光的部队驻地包公岭，距能坐班车的藤桥镇6公里，离师部所在地三亚榆林近30公里，搭班车要两个小时，在三亚下车后还要再徒步3公里才能到苏老师家，这一折腾，半天时间所剩无几，加上返程，整个星期天一刻也不能休息。
那日，苏圻雄与妻子苏菲霓正准备午饭，没想到苏玉光不邀而至进了老师家门。谈起早6点出营门赶来拜师，让苏圻雄顿生感慨：“求学之心可嘉，求学之路的确不易啊！”两个小时后，收获甚丰的苏玉光甩开了返程步伐。接下来两年，百十个这样的往返，凝成了军营中珍贵的师生情。
1982年4月，苏玉光的军旅诗歌处女作《心河》在海南文联主办的《天涯》杂志发表，一个营部的卫生员岂不是“赖蛤蟆吃到了天鹅肉”？更有甚者，次年初这首小诗荣获海南黎苗族自治州“三中全会以来文学作品评奖”诗歌创作一等奖；同年广州军区《战士报》又发表了苏玉光的散文《洗》，自此，苏玉光便一发不可收拾，几年时间，不仅创作上硕果累累，在军内外报刊发表了几十篇小说、诗歌、散文，为五指山演出队创作了一系列演唱节目，而且于1984年10月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借调到《昆仑》编辑部工作，1985年4月被海南军区破格提拔为排长，同年12月调到海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工作。1988年9月，又在连队指导员任上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读书，这无异于为他的文学梦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1997年，苏玉光从团政治处主任的岗位上调至大军区工作，在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任副团职干事，刚安顿好，顾不上领略羊城美景，便首先去看望恩师苏圻雄夫妇。那一刻肯定是感天动地，在苏圻雄眼里，苏玉光的文学成就早已超越他本人，可他仍一如既往尊己为师，这是一份难得的情谊，更体现了苏玉光至善至真的情操与人品。而这情操与人品，也正是做一个真文人、真作家的精魂所在！
乘着“天鹅的翅膀”飞向世界
在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和宣传部，苏玉光如鱼得水，诗歌、小说、散文、歌词、报告文学等思想艺术质量兼备的作品，如集束手榴弹，一一在军营内外炸响。从副团级干事、文化处长到宣传部副部长，随着职务的不断跃进，苏玉光更多的精力和聪明才智放在了军队文艺创作和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上。
作为军区文化工作的具体组织者，苏玉光直接领导和参与了军区一系列重大文化建设基础工程及文艺创作的组织策划工作，为推进新世纪广州军区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屡建奇功。他曾经在全军第一次提出以“绿化、美化、亮化、文化”的标准建设军营政治文化环境的概念；率先把城市的霓虹灯广告灯箱引进军营，成为英模灯箱和名言警句灯牌；积极为军区首长出谋划策，率先把总政治部要求连队悬挂的张思德、董存瑞、雷锋等七位英模画像制作成铜像配发广州军区所有旅团单位安放营区，至今仍为南国军营最有特色、最生动恒久的文化艺术景观；他还曾经在军区首长大力支持下，领全军风气之先，把园林音响引入军营、把电视机配发到排，把旅团文化活动中心、体育健身中心建造成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而在任宣传部副部长的5年时间里，他更是和他的战友一道把广州军区的文艺创作推上了崭新的历史巅峰，以至《解放军报》专门以《引人注目的广州军区文化现象》为题给予长篇报道。在这中间，组织实施杂技芭蕾剧《天鹅湖》的创作，就是苏玉光的一次堪称里程碑式的大手笔！
那是2001年11月底，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处长的苏玉光，作为领队，率领赫赫有名的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应邀远赴德国柏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演。同行者中，除了团长宁根福，还特邀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著名舞蹈编导赵明。正是赵明将“战杂”吴正丹、魏葆华主演的《东方的天鹅——芭蕾对手顶》节目，在进一步加强了舞蹈元素后推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次的德国巡演，这个节目无疑是压轴戏，所以请他来把把关。
首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时两个钟头的演出获得了203次掌声，其中《芭蕾对手顶》获得了16次掌声。在结束酒会上，赵明给苏玉光介绍了原为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舞蹈演员、转业后旅居柏林、时为德国皇家芭蕾剧院编导的刘军女士。刘军刚一见面的一席话一下子深深触动了苏玉光：“《芭蕾对手顶》这个节目太精彩太神奇了。西方国家的芭蕾演员跳了100余年现在还在地上跳呢，而你们竟然把芭蕾跳到了肩上、头顶上，作为中国人我真的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也就是在这个杂技演出大篷的后台休息厅，苏玉光和宁团长、赵明、刘军，由《芭蕾对手顶》谈到了杂技团今后的创新发展问题，海阔天空中，四个人几乎同时灵光闪现，突发惊天设想——能否就以这个节目为核心，将芭蕾舞剧《天鹅湖》演绎改编成“杂技剧”?
在那一刻，苏玉光肯定也为自己的“大胆”捏了一把冷汗。领导文艺这么些年，他当然知道芭蕾舞剧《天鹅湖》是上演了107年的经典中的经典。虽然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万变不离其宗，其表现形式都离不开芭蕾舞这门宫廷艺术。想要用擅长于表现技艺和身体极限的中国传统杂技来表现《天鹅湖》，且不说观众能否接受，仅剧情本身就很难用杂技表达。但苏玉光心中仍很激动，他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个设想是一个金点子：一是把中国杂技与西方经典芭蕾相结合，这是一个大胆创举；二是借用《天鹅湖》这部世界经典剧目来嫁接杂技，从艺术审美心理学的角度讲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悬念，如果成功了，今后无论是社会效应还是市场效益都是难于估量的。想到这些，四个人当即拍手约定严守艺术秘密，继续酝酿论证，待时机成熟再着手创作排练。
在接下来长达两年的继续酝酿论证过程中，苏玉光扮演着一个极为特殊又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重要角色。一方面，他非专业编导，不参与具体编排工作，但他又必须比编导还“编导”，在充分信任宁团长、赵明等专业团队的基础上，把他们的天才创造“绘声绘色”地向军区首长汇报，以争取上级首长的批准和支持；另一方面，对来自不同层面的所有指示和意见，他能做解释的做解释，能“扛”的先自己扛着，绝不轻易向宁团长它们施加压力，避免艺术创造“胎死腹中”……这个角色并不好当。
果然，当由于资金问题必须与地方企业合作，由“战杂”团长宁根福与地方某公司草签的合作意向书发到团里征求意见时，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反对。不少人认为用传统杂技来演绎世界经典名剧无异于天方夜谭，弄得不好是砸了战士杂技团这块金牌子！有的认为即使办得到，要赶在9月份举行全军汇演仅用五至六个月时间排出这样一个剧目也绝对不可能，还有的认为这个意向合同是“卖军卖团”条款，必须坚决抵制。当时，苏玉光刚升任宣传部副部长，各种阻力和反对意见，一下子把他置于矛盾漩涡之中。
在军区政治部首长的支持下，苏玉光一边协同杂技团党委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一边带着宁根福团长奔赴上海，亲自出马与合作方就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前后两轮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将有关争议条款做了更能体现公正公平和互利双赢原则的修改，双方约定尽快将修改后的合同报上级领导批准后即正式签订。当晚11点多钟，苏玉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用手机给政治部首长发信息报告了谈判成功的情况。
接下来的是剧本创作和排练面临的矛盾和困难。苏玉光在组织主创班子搞好剧本定位的同时，仍然充分发挥自己上下钩连、协调、润滑，等等“特别”作用，把一切有利于调动积极性的因素尽量往杂技团注入；一切有可能影响创作排练情绪的大小烂事，要么自己悄悄解决，要么仅与宁团长俩人磋商对策……
数年辛劳不寻常。苏玉光和他的团队从提出大胆构想，到革命性地组织实施，到杂技剧《天鹅湖》正式推向舞台，前后历时3年。从2005年3月在上海首演成功，到2008年9月苏玉光率队第二次赴欧洲巡回演出，再先后到日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德国、瑞士、奥地利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至2009年底该剧已累计演出300余场次，创下了中国艺术作品在国外演出的多项第一，用“轰动世界”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在《天鹅湖》的故乡，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给出由衷的赞誉和深深地感叹：“中国艺术家的大胆创新精神确实令人震撼。俄罗斯的芭蕾和马戏都闻名于世，我们的艺术家为什么却想不到把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人民日报》专门以《天鹅湖引发杂技革命》为题载文给予高度评价。
《天鹅湖》的成功，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军委首长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反映《天鹅湖》演出盛况的2005年619期《人民日报情况汇编》上批示：“要鼓励文化创新，鼓励不同艺术品种的相互借鉴，在借鉴中实现新的突破……使中华文明传播得更加久远，更加深入人心。”
从孩提时代梦想写作《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优秀作品，到组织创作杂技剧《天鹅湖》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艺术创新作品，苏玉光的军旅人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艺术创新领军人的全新内涵。为了他所热爱的军队文化事业，多少年苏玉光从未正式探亲休过假，从未在凌晨一点钟前睡过觉，以至于在下部队检查工作途中因劳累过度病倒住院，生命垂危……他以他的激情和挚爱为我们演绎了一个先进军营文化建设者、传播者的精神品格，它属于伟大的人民军队，属于世代传承的中华文化！
（编注：苏玉光现已转业，在南方一家大型国际影视传媒机构任副总）
责任编辑 柳林
他曾经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军旅诗人、作家。17岁时从海南当兵，在新兵连的“黑板报”上就开始“发表”诗作，一路走来，终成一家，发表诗歌、歌词、散文、报告文学多部。其中诗集《为生命弹奏》、报告文学《香港驻军十年》和歌曲专辑《英雄树、战士情》等，在军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也曾经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军队文化官员。从列兵到大校，从海南军区至广州军区，从干事、处长、师代职副政委而至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大至组织代表军区最高水平的文艺创作，小至每个连队要搞些什么样的文化基础设施，他屡有高招，指挥若定。
还曾经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组织实施文艺精品工程的策划高手。近些年广州军区推出的在全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诸如《和平年代》《惊涛》《归途如虹》《兵锋》和《天籁》《天鹅湖》等影视舞台艺术作品，均可见到他参与其中的身影。尤其是那部轰动世界的杂技芭蕾剧《天鹅湖》，更是他带领一班人从创意到具体策划、从组织实施到推向市场全方位倾情投入的力作。
“偏科”学生寻梦军营
1963年1月，苏玉光出生在海口市郊区的苍东村，六姐弟中，苏玉光排行老四。属虎的苏玉光从小就流露出语言天赋，小小年纪便能说会道，并且喜欢看课外书，喜欢做木工和编织竹器，被村里人看成“另类”。于是，母亲只能叮嘱11岁的大姐苏玉花对弟弟多加引导。
转眼苏玉光上了小学，聪明好动的他很快便占据了全班学习成绩的前列，这令父母宽心，也让大姐放心。小学五年级时，苏玉光已是全校少先队大队长。一天，读初中的大姐从学校借回一本《欧阳海之歌》，看完后塞给明显偏科的弟弟玉光。第二天一早，一口气读完全书两眼熬得红红的苏玉光，在把书还给大姐时竟然口吐狂言，说出一段令姐姐和家人四十年后仍感震撼的超前话语：“大姐，我以后要学欧阳海，还要写这样的好书，写这样的英雄！”
大姐先是一愣，随即猛醒，立即扭过脸向父母亲高声说：“爸妈听到没有，四弟说以后也要写好书，写英雄，写给爱读书的人！”
但好景不长，读到初一、初二，苏玉光对除语文以外的学科满不上心，并开始不定期“逃学”。大姐意识到问题严重，逮住苏玉光问道理，四弟嘴硬：“我不想上数学课，就想回来看看小说。”情急之下，大姐去请教老师，老师回答：“偏科固然不太好，但奇才怪才多由这种现象产生，比起什么都不学，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吗？”从此，大姐心中石头落地。
儿时多梦幻，任人都如此。但又有几个立下“凌云童志”的孩童，能精心耕耘四十年不辍，沿着那条“童志”不偏不倚，一路前行呢？苏玉光后来曾多次对《欧阳海之歌》作者、忘年交金敬迈说：“《欧阳海之歌》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您这本书不仅影响了我的人格形成，而且把我引上了文学道路。”
于此，他初中开始写诗，高中写小说，“偏科”仍然照偏不误。还把写好的小故事、小通讯斗胆寄给了《海南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基本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苏玉光并不气馁，仍然照“投”不误。
那是个“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时代，苏玉光家所在的海秀公社一向就有“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1980年，苏玉光高中毕业了。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儿子当兵去，此时已到海口市医院工作的大姐玉花，也打起了动员四弟当兵的主意。
而苏玉光还用“动员”吗？当年那部《欧阳海之歌》，在唤醒苏玉光文学梦的同时，也把当兵的英雄梦想植入他的心间。
17岁的苏玉光如愿应征入伍，亲友、同学送来了不少礼物和纪念品，苏玉光只带上笔记本和钢笔，还有大姐帮买的《写作入门》和一些文学期刊，便背起简单的行囊，辞别家人和父老乡亲，跨入了位于天涯海角的绿色军营。
放飞理想的路，由此在脚下徐徐展开……
军旅文学之路苦乐相伴
是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但闪光的却不一定是金子。一个文学青年的成才之道充满变数，除了以自己的勤奋和锲而不舍作根本，实在也离不开机遇与运气，离不开缪斯女神的眷顾与大大小小“伯乐”们的慧眼。苏玉光多少有些幸运，所有这些，都让他赶上了。
新兵连的生活还没结束，苏玉光就赶上一场大病，住院期间，仍坚持看书写作，写出了一批抒发当兵感受的诗歌，散文。出院回到新兵连当天，他看到营院里的黑板报仍然空荡荡的，周围长满了杂草，就主动向前来看望他的指导员谢李祥请战，愿意用病休时间把黑板报办好。谢指导员半信半疑：“你会办黑板报？”苏玉光答：“会。只要您派一个会绘画的同志协助我就行了。”过了两天，一期图文并茂的黑板报出来了，那上面还登了苏玉光的一篇散文和两首诗，全连为之轰动。苏玉光的名字不久就引起了团宣传股长张信任的注意。
新兵连结束，二营六连成为了苏玉光入伍后的第一个正式单位。很快，“能写作”的他成了全连乃至全营的美谈。营教导员陈绍炎认为苏玉光是个人才苗子，想到看书写东西要有充足时间保证，于是干脆把他选送到师卫生教导队学习。之后，又把他调到营部当卫生员。
到营部后，时间充裕了，苏玉光对自己的要求也进入了“苛刻”时期：自订《学习条约》，其中规定自己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每天都要用4个小时看书写作；每周只能看一次电影或电视；星期日原则上不上街，等等，如无故违反，就要罚自己“跪”在椅子上补回所损失的学习时间。为表示决心，他还咬破手指，悄悄写下了“不用扬鞭自奋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血书……
多年后，在一次战友聚会上，苏玉光当年这些“秘密”被一一挖掘出来，老教导员陈绍光这样评价曾经的爱将：“玉光常到营部找书，以至于我这个营首长所有的图书都留下了他的手印。玉光还经常找我蘑菇：‘如果有机会出去学写作，千万安排我去，’于是我几次向团宣传股张信任股长和师文化科苏圻雄科长推荐苏玉光，同时也提示其它领导和部门，如帮厨、砍柴火等出公差的活儿，尽量不派苏玉光，为的是留给小作家‘写作时间’。军中人才啊。”
苏玉光感激陈绍炎，也感恩苏圻雄。苏圻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词作者，广州军区原守备十二师文化科长，与善写小说的海南军区文化处罗德祯干事和善写散文的宣传处干事王浪华三人，上世纪60年代曾被誉为“海南军区三支笔”。
“拜师学艺，去师部找苏圻雄老师。”苏玉光经当时已转业任海南文联主席的罗德祯介绍，认识了苏圻雄。
但拜师学艺又谈何容易。苏玉光的部队驻地包公岭，距能坐班车的藤桥镇6公里，离师部所在地三亚榆林近30公里，搭班车要两个小时，在三亚下车后还要再徒步3公里才能到苏老师家，这一折腾，半天时间所剩无几，加上返程，整个星期天一刻也不能休息。
那日，苏圻雄与妻子苏菲霓正准备午饭，没想到苏玉光不邀而至进了老师家门。谈起早6点出营门赶来拜师，让苏圻雄顿生感慨：“求学之心可嘉，求学之路的确不易啊！”两个小时后，收获甚丰的苏玉光甩开了返程步伐。接下来两年，百十个这样的往返，凝成了军营中珍贵的师生情。
1982年4月，苏玉光的军旅诗歌处女作《心河》在海南文联主办的《天涯》杂志发表，一个营部的卫生员岂不是“赖蛤蟆吃到了天鹅肉”？更有甚者，次年初这首小诗荣获海南黎苗族自治州“三中全会以来文学作品评奖”诗歌创作一等奖；同年广州军区《战士报》又发表了苏玉光的散文《洗》，自此，苏玉光便一发不可收拾，几年时间，不仅创作上硕果累累，在军内外报刊发表了几十篇小说、诗歌、散文，为五指山演出队创作了一系列演唱节目，而且于1984年10月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借调到《昆仑》编辑部工作，1985年4月被海南军区破格提拔为排长，同年12月调到海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工作。1988年9月，又在连队指导员任上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读书，这无异于为他的文学梦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1997年，苏玉光从团政治处主任的岗位上调至大军区工作，在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任副团职干事，刚安顿好，顾不上领略羊城美景，便首先去看望恩师苏圻雄夫妇。那一刻肯定是感天动地，在苏圻雄眼里，苏玉光的文学成就早已超越他本人，可他仍一如既往尊己为师，这是一份难得的情谊，更体现了苏玉光至善至真的情操与人品。而这情操与人品，也正是做一个真文人、真作家的精魂所在！
乘着“天鹅的翅膀”飞向世界
在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和宣传部，苏玉光如鱼得水，诗歌、小说、散文、歌词、报告文学等思想艺术质量兼备的作品，如集束手榴弹，一一在军营内外炸响。从副团级干事、文化处长到宣传部副部长，随着职务的不断跃进，苏玉光更多的精力和聪明才智放在了军队文艺创作和文化工作的组织领导上。
作为军区文化工作的具体组织者，苏玉光直接领导和参与了军区一系列重大文化建设基础工程及文艺创作的组织策划工作，为推进新世纪广州军区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屡建奇功。他曾经在全军第一次提出以“绿化、美化、亮化、文化”的标准建设军营政治文化环境的概念；率先把城市的霓虹灯广告灯箱引进军营，成为英模灯箱和名言警句灯牌；积极为军区首长出谋划策，率先把总政治部要求连队悬挂的张思德、董存瑞、雷锋等七位英模画像制作成铜像配发广州军区所有旅团单位安放营区，至今仍为南国军营最有特色、最生动恒久的文化艺术景观；他还曾经在军区首长大力支持下，领全军风气之先，把园林音响引入军营、把电视机配发到排，把旅团文化活动中心、体育健身中心建造成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而在任宣传部副部长的5年时间里，他更是和他的战友一道把广州军区的文艺创作推上了崭新的历史巅峰，以至《解放军报》专门以《引人注目的广州军区文化现象》为题给予长篇报道。在这中间，组织实施杂技芭蕾剧《天鹅湖》的创作，就是苏玉光的一次堪称里程碑式的大手笔！
那是2001年11月底，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处长的苏玉光，作为领队，率领赫赫有名的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应邀远赴德国柏林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演。同行者中，除了团长宁根福，还特邀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著名舞蹈编导赵明。正是赵明将“战杂”吴正丹、魏葆华主演的《东方的天鹅——芭蕾对手顶》节目，在进一步加强了舞蹈元素后推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次的德国巡演，这个节目无疑是压轴戏，所以请他来把把关。
首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时两个钟头的演出获得了203次掌声，其中《芭蕾对手顶》获得了16次掌声。在结束酒会上，赵明给苏玉光介绍了原为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舞蹈演员、转业后旅居柏林、时为德国皇家芭蕾剧院编导的刘军女士。刘军刚一见面的一席话一下子深深触动了苏玉光：“《芭蕾对手顶》这个节目太精彩太神奇了。西方国家的芭蕾演员跳了100余年现在还在地上跳呢，而你们竟然把芭蕾跳到了肩上、头顶上，作为中国人我真的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也就是在这个杂技演出大篷的后台休息厅，苏玉光和宁团长、赵明、刘军，由《芭蕾对手顶》谈到了杂技团今后的创新发展问题，海阔天空中，四个人几乎同时灵光闪现，突发惊天设想——能否就以这个节目为核心，将芭蕾舞剧《天鹅湖》演绎改编成“杂技剧”?
在那一刻，苏玉光肯定也为自己的“大胆”捏了一把冷汗。领导文艺这么些年，他当然知道芭蕾舞剧《天鹅湖》是上演了107年的经典中的经典。虽然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万变不离其宗，其表现形式都离不开芭蕾舞这门宫廷艺术。想要用擅长于表现技艺和身体极限的中国传统杂技来表现《天鹅湖》，且不说观众能否接受，仅剧情本身就很难用杂技表达。但苏玉光心中仍很激动，他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个设想是一个金点子：一是把中国杂技与西方经典芭蕾相结合，这是一个大胆创举；二是借用《天鹅湖》这部世界经典剧目来嫁接杂技，从艺术审美心理学的角度讲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悬念，如果成功了，今后无论是社会效应还是市场效益都是难于估量的。想到这些，四个人当即拍手约定严守艺术秘密，继续酝酿论证，待时机成熟再着手创作排练。
在接下来长达两年的继续酝酿论证过程中，苏玉光扮演着一个极为特殊又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重要角色。一方面，他非专业编导，不参与具体编排工作，但他又必须比编导还“编导”，在充分信任宁团长、赵明等专业团队的基础上，把他们的天才创造“绘声绘色”地向军区首长汇报，以争取上级首长的批准和支持；另一方面，对来自不同层面的所有指示和意见，他能做解释的做解释，能“扛”的先自己扛着，绝不轻易向宁团长它们施加压力，避免艺术创造“胎死腹中”……这个角色并不好当。
果然，当由于资金问题必须与地方企业合作，由“战杂”团长宁根福与地方某公司草签的合作意向书发到团里征求意见时，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反对。不少人认为用传统杂技来演绎世界经典名剧无异于天方夜谭，弄得不好是砸了战士杂技团这块金牌子！有的认为即使办得到，要赶在9月份举行全军汇演仅用五至六个月时间排出这样一个剧目也绝对不可能，还有的认为这个意向合同是“卖军卖团”条款，必须坚决抵制。当时，苏玉光刚升任宣传部副部长，各种阻力和反对意见，一下子把他置于矛盾漩涡之中。
在军区政治部首长的支持下，苏玉光一边协同杂技团党委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一边带着宁根福团长奔赴上海，亲自出马与合作方就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前后两轮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将有关争议条款做了更能体现公正公平和互利双赢原则的修改，双方约定尽快将修改后的合同报上级领导批准后即正式签订。当晚11点多钟，苏玉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用手机给政治部首长发信息报告了谈判成功的情况。
接下来的是剧本创作和排练面临的矛盾和困难。苏玉光在组织主创班子搞好剧本定位的同时，仍然充分发挥自己上下钩连、协调、润滑，等等“特别”作用，把一切有利于调动积极性的因素尽量往杂技团注入；一切有可能影响创作排练情绪的大小烂事，要么自己悄悄解决，要么仅与宁团长俩人磋商对策……
数年辛劳不寻常。苏玉光和他的团队从提出大胆构想，到革命性地组织实施，到杂技剧《天鹅湖》正式推向舞台，前后历时3年。从2005年3月在上海首演成功，到2008年9月苏玉光率队第二次赴欧洲巡回演出，再先后到日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德国、瑞士、奥地利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演出，至2009年底该剧已累计演出300余场次，创下了中国艺术作品在国外演出的多项第一，用“轰动世界”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在《天鹅湖》的故乡，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给出由衷的赞誉和深深地感叹：“中国艺术家的大胆创新精神确实令人震撼。俄罗斯的芭蕾和马戏都闻名于世，我们的艺术家为什么却想不到把两者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人民日报》专门以《天鹅湖引发杂技革命》为题载文给予高度评价。
《天鹅湖》的成功，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军委首长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反映《天鹅湖》演出盛况的2005年619期《人民日报情况汇编》上批示：“要鼓励文化创新，鼓励不同艺术品种的相互借鉴，在借鉴中实现新的突破……使中华文明传播得更加久远，更加深入人心。”
从孩提时代梦想写作《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优秀作品，到组织创作杂技剧《天鹅湖》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艺术创新作品，苏玉光的军旅人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艺术创新领军人的全新内涵。为了他所热爱的军队文化事业，多少年苏玉光从未正式探亲休过假，从未在凌晨一点钟前睡过觉，以至于在下部队检查工作途中因劳累过度病倒住院，生命垂危……他以他的激情和挚爱为我们演绎了一个先进军营文化建设者、传播者的精神品格，它属于伟大的人民军队，属于世代传承的中华文化！
（编注：苏玉光现已转业，在南方一家大型国际影视传媒机构任副总）
责任编辑 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