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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爱读书，但“博览群书”这一词语，却是十多岁时，从一位中学国文老师谢国捷先生那里听到的。他刚从辅仁大学毕业，风流佣傥，出口成章，颇受学生爱戴。他的话像金口玉言那样被奉为经典。从此以后，我就把“博览群书”作为读书的目标，见着书不管内容讲什么就看，为我后来号为“杂家”奠定了基础。稍长，读了一本《颜氏家训》，有句话大意说：读书未遍，不可妄加雌黄，更加引起我对“博览群书”的追求。但一直忙于工作，只能利用余暇，零星地读些应时需用的书，与“博览”相距日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接受政治审查18年，形式是“内控”，类似软禁，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出头露面，不教政治性强的课(由教中国近代吏改教写作)……无疑给我一种良好的读书机会。一是我必须不时写点小文章，作写作课的范文，无意中加强了我的笔墨；二是我可以不参加听反修报告，不参加学习，在家闭门思过，除了用一天时问写检查外，都可以看书，于是夜以继日地、略有目的地读大量书，还写了两三部著作。我开始真正懂得“博览群书”的意义和作用。群书的丰富内涵，帮我度过漫长无奈、遭人白眼的日子，挫败了躁气，一切泰然处之。
书看多了，就想看看有关书的序跋和评论，于是常找一些有关书的报刊插花似地浏览。今天看这，明朝看那，直到《博览群书》这本侧重书的专刊在二十几年前问世以后，我就专一地订阅了它。常常凭借《博览群书》的推介找书来读，对个人读书起到导读作用。偶尔也写点文稿寄去，蒙编者青睐发表，对自己又是一种激励。前几年曾受聘为编委，每期赠阅，于是阅读《博览群书》便成为自己读书的日课。
既受聘为编委，就想多尽点责任，所以这几年在《博览群书》上发表文章较多。仅就记忆所及，就有《漆永祥与江藩研究》、《一部可供历史实证的图像册》、《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的札记》、《藏书家文化心态的共识与分野》、《图书馆人的再塑造》、《鲍廷博年谱序言》和《漫话读书》等多篇。有些读者曾写信给我，表达自己的看法，使我内心十分愉快，因为能借此与读者互动。所以，我认为《博览群书》既是作者与读者共同耕耘的园地，又是彼此交流沟通的乐园。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大国，不能没有这样一份与书相关的刊物。
今年12月是《博览群书》的300期。300期不是个小数，折成年有25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世纪。我从《博览群书》中读到许多推介好书的文章，也引导我按图索骥地去找某些推介的书读，实际上也是督导我多读了许多应读的书。在2008年第四期上，我读了沈津写的一篇有关《目藏汉籍善本书录》的文章，因为我和沈津先生、《书录》作者严绍梁先生以及文中涉及的人士都是旧识，所以就到图书馆去查对，增加了许多知识和了解到驳正的理由，有利于日后对《书录》的使用。邵燕祥兄写的《游民文化拉杂谈》(2007年第10期)，对王学泰先生所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了推介，引导读者去读王著。我读过清人笔记数百种，其中记述游民资料较多，但未曾理出头绪，得邵兄指点，读了王著，确是一部有分量、又善论辩的好书。这篇书评，诗人邵燕祥按意在诗外的路子，写出意在书外的书评，为书话创一新格，而行文中忽隐忽现的闪亮，又令人深思回味，浮想联翩。止庵先生的《关于郑振铎》(2007年第3期)虽然文字不长，但对犹在大多数人记忆中的郑振铎的怀念，不仅大笔勾画郑氏的写意形象，也引起我重读文中引录的郑氏遗作。冯英先生的《关于非卖品——东北义勇军概况》让我这粗知大略而长期不清楚实况的人，得到一种很大的满足。因为是“非卖品”，所以介绍得详尽些。而且注明原藏者黄炎培和现在入藏于鲁迅博物馆，便于人查找。这本人人想读的好书，虽然“非卖”，也能寻踪而得。好文章引出的好书，的确太多。我只能就记忆略举一二，借以祝贺《博览群书》的300期。我虽于2009年退出编委会，但我永远是《博览群书》的读者和作者，因为我真爱这份刊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接受政治审查18年，形式是“内控”，类似软禁，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出头露面，不教政治性强的课(由教中国近代吏改教写作)……无疑给我一种良好的读书机会。一是我必须不时写点小文章，作写作课的范文，无意中加强了我的笔墨；二是我可以不参加听反修报告，不参加学习，在家闭门思过，除了用一天时问写检查外，都可以看书，于是夜以继日地、略有目的地读大量书，还写了两三部著作。我开始真正懂得“博览群书”的意义和作用。群书的丰富内涵，帮我度过漫长无奈、遭人白眼的日子，挫败了躁气，一切泰然处之。
书看多了，就想看看有关书的序跋和评论，于是常找一些有关书的报刊插花似地浏览。今天看这，明朝看那，直到《博览群书》这本侧重书的专刊在二十几年前问世以后，我就专一地订阅了它。常常凭借《博览群书》的推介找书来读，对个人读书起到导读作用。偶尔也写点文稿寄去，蒙编者青睐发表，对自己又是一种激励。前几年曾受聘为编委，每期赠阅，于是阅读《博览群书》便成为自己读书的日课。
既受聘为编委，就想多尽点责任，所以这几年在《博览群书》上发表文章较多。仅就记忆所及，就有《漆永祥与江藩研究》、《一部可供历史实证的图像册》、《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的札记》、《藏书家文化心态的共识与分野》、《图书馆人的再塑造》、《鲍廷博年谱序言》和《漫话读书》等多篇。有些读者曾写信给我，表达自己的看法，使我内心十分愉快，因为能借此与读者互动。所以，我认为《博览群书》既是作者与读者共同耕耘的园地，又是彼此交流沟通的乐园。在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大国，不能没有这样一份与书相关的刊物。
今年12月是《博览群书》的300期。300期不是个小数，折成年有25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世纪。我从《博览群书》中读到许多推介好书的文章，也引导我按图索骥地去找某些推介的书读，实际上也是督导我多读了许多应读的书。在2008年第四期上，我读了沈津写的一篇有关《目藏汉籍善本书录》的文章，因为我和沈津先生、《书录》作者严绍梁先生以及文中涉及的人士都是旧识，所以就到图书馆去查对，增加了许多知识和了解到驳正的理由，有利于日后对《书录》的使用。邵燕祥兄写的《游民文化拉杂谈》(2007年第10期)，对王学泰先生所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了推介，引导读者去读王著。我读过清人笔记数百种，其中记述游民资料较多，但未曾理出头绪，得邵兄指点，读了王著，确是一部有分量、又善论辩的好书。这篇书评，诗人邵燕祥按意在诗外的路子，写出意在书外的书评，为书话创一新格，而行文中忽隐忽现的闪亮，又令人深思回味，浮想联翩。止庵先生的《关于郑振铎》(2007年第3期)虽然文字不长，但对犹在大多数人记忆中的郑振铎的怀念，不仅大笔勾画郑氏的写意形象，也引起我重读文中引录的郑氏遗作。冯英先生的《关于非卖品——东北义勇军概况》让我这粗知大略而长期不清楚实况的人，得到一种很大的满足。因为是“非卖品”，所以介绍得详尽些。而且注明原藏者黄炎培和现在入藏于鲁迅博物馆，便于人查找。这本人人想读的好书，虽然“非卖”，也能寻踪而得。好文章引出的好书，的确太多。我只能就记忆略举一二，借以祝贺《博览群书》的300期。我虽于2009年退出编委会，但我永远是《博览群书》的读者和作者，因为我真爱这份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