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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追求，在法律上体现为以“无讼”作为社会的价值追求，认为“讼”意味着违背天地人和的本性，而息讼比争讼更符合天地人的本性。在儒家“和为贵”的思想的影响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讼”一直是古代立法和司法者们追求的目标，对中国法律文化及其法律制度有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天人合一；无讼是求；法律文化；法律制度
一、概况
“无讼是求”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其价值目标是追求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在“秩序”和“正义”的价值选择中更倾向于和谐的秩序。“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追求，在法律上体现为以“无讼”作为社会的理想目标，认为“讼”意味着违背天地人和的本性，而息讼比争讼更符合天地人的本性。
在中古和近古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社会与整个宇宙自然规律秩序的和谐，是一种至高理想。这种十全十美的和谐体现于社会关系，便是“无讼”。因而在传统观念中，诉讼活动就是一种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行为。在儒家“和为贵”的思想的影响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讼”一直是古代立法和司法者们追求的目标，对中国法律文化及其法律制度有着深远影响。
二、“无讼是求”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一）“无讼”对中国古代立法的影响
“无讼”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影响巨大。在此后的几千年中，“无讼是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历代执政者追求的目标。在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替，政权变换，却始终没有改变“无讼是求”的伦理观念，而是一脉相承地沿袭了“调处息争”的法律传统。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有着深层的社会根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唐律疏议》记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罰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这就是所谓“德本刑用”至于“无讼”的境界，强调伦理道德为治国之根本，刑罚镇压为辅助手段。
（二）“无讼”对中国古代司法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诉讼实践中，并未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执业阶层，“讼师”不被重视，甚至被看做是“道德败坏之徒”，是被鄙视、排挤的对象。
唐律列有“为人作辞牒加状”律文。疏议是这样解释的：“议曰：为人雇倩作辞牒，加增告状者，笞五十；若加增其状，得罪重于笞五十者，减诬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为人作辞牒增状至徒一年半，便是剩诬半年，减诬告一等，合杖九十之类。若因雇倩受财，得赃重者，同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坐赃之罪，如赃重，从赃科；赃轻者，从减诬告一等法。即受雇诬告人罪者，与自诬告同，赃重者坐赃论加二等，雇者从教令法。若告得实，坐赃论，雇者不坐。”由此可见，唐代对于“讼师”要求苛刻。明清则将之并为“交唆辞讼”一条，尤其是《大清律》更突出了其打击的力度。《大清律》“教唆辞讼”规定：“凡教唆辞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 大意是说，怂恿他人诉讼并且情况描述不实的，构成和犯人相同的罪名。
因此，在“和为贵”理念的影响下，以追求和谐为目的的“无讼是求”成为古代中国传统伦理法的重要价值取向。
三、“无讼”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有古训“讼不可长”、“讼不可妄兴”。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孔子“无讼”立场的代表性。这一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和实践，成为千百年来官府活动和民众诉讼实践的行为准则。
（一）“无讼”对官府活动的影响
“无讼”对古代官府活动影响深远。在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官府活动关于法律的价值观念是“息讼”，公然兴讼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挑战，于是无讼、止讼与息讼成为评价官吏能力的标准，历代官吏基本上以减少民间诉讼为宗旨。
民事案件适用，优先考虑调处，当调处不成时，才令公堂对簿，剖明曲直。官府的调处息讼，是由州县官主持和参与的调处，往往具有调处与责惩相结合的特点。
使教化与惩罚、法律与道德相联系。同时，官府调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不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条件，州县长官是辖区内的独裁者，其只向皇帝负责，并不考虑百姓的诉权，既使调处息讼，也要当事人出具息诉的 “和议状”或“无争状”，并申明 保证不再滋事。注重息事宁人，忽视是非曲直，以息讼为宗旨，不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正所谓“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只要息事宁人，但可“难得糊涂”。
（二）“无讼”对民众诉讼实践的影响
在统治者这种法治观的影响下，民间社会生活中，就顺理成章地滋长为“无讼”、“非讼”的风习。民间普遍形成了以讼为耻的思维定式。因此历史上很少有民诉官府之举，而民间争讼，大多依族规或习俗裁判，法律从而作为统治者镇压暴民的专用工具而存在，承担起维护封建等级、封建经济体制的职责。于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淡漠构成了中国法治的独特景观，“无讼是求”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法律传统，逐渐筑成深厚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和政治根源。
民间的调处息讼，即“私和”，又叫“诉讼外调处”。多数是由亲邻、族长主持和参与调处。其处理的范围主要是田、土、户、婚等“细故”、“细事”，以及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其形式多样，没有法定程序，主要依据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进行，始终贯穿着“礼法相合”的思想。
明朝诏谕，凡户婚、田宅、斗殴，若不由里老处分，径直诉至县官者，谓之越诉。完全认定了民调的程序化，使乡审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审”。同时，还在各州县及乡之里社设立了“申明亭”，专门调处民间纠纷及民事争执。
清朝康熙年间专门修订《圣谕十六条》，明确规定“和乡党以息争讼”。嘉庆年间之后，广泛流行族长、亲邻调处民间纠纷，真正呈诉到官府审理的案件为数很少。有少数案件即便诉于县衙，有的也批令由乡保、族长、亲邻调处。可见，民间调处是中国古代解决民事纷争的主要形式，也是历代统治者实现“无讼”的重要手段。
因此，一些法学家认为，“无讼”给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巨大，甚而导致法律权威在域中终是建树惟艰，公民的权利意识更是可怜可叹的有限，导致“法律虚无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可以看到，“无讼”也给中国法律文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德礼乃政教之本，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历来强调德礼教化，“无讼是求”给这一思想的萌发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上千年“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无讼”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更是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四、总结
儒家文化和历代统治者崇尚“无讼是求”，其目的是追求一种“和谐社会”，进而实现“无讼世界”，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然而，在现实中却不可避免客观存在着各种纠纷，为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实现秩序稳定，历朝历代都建立了“调处息争”的法律机制，实现“息讼”“无讼”的价值追求。
“无讼”的土壤是封建体制，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在家长的组织下进行生产，生产方式决定了成员作为义务主体，没有争讼一己之私的权力，从而形成稳固的宗族权力与“无讼”观念的基础。君权与国法是宗法制的总和，所以“无讼”观自然成为国家法制与法治的核心观念，对后代法律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
②《唐律疏议·斗讼》
③《大清律》
参考文献：
[1][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
[2]何兵：《无讼是求，教化为先》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3日
[3]徐慧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价值取向及其现代意义》文史博览，2009年10月
胡晓，钱泳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和谐理念及当代价值》郑州轻工业学业学报，2011年10月
[5]蒋铁初：无讼是求，《中国古代证据立法与实践的价值分析》，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5月
作者简介：
王柯苏（1991 ～ ），女，汉族，辽宁省沈阳人，辽宁大学，2013级法律硕士（非法学）在读。
关键词：天人合一；无讼是求；法律文化；法律制度
一、概况
“无讼是求”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儒家文化，其价值目标是追求天地万物的和谐统一，在“秩序”和“正义”的价值选择中更倾向于和谐的秩序。“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追求，在法律上体现为以“无讼”作为社会的理想目标，认为“讼”意味着违背天地人和的本性，而息讼比争讼更符合天地人的本性。
在中古和近古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社会与整个宇宙自然规律秩序的和谐，是一种至高理想。这种十全十美的和谐体现于社会关系，便是“无讼”。因而在传统观念中，诉讼活动就是一种破坏社会和谐秩序的极端行为。在儒家“和为贵”的思想的影响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讼”一直是古代立法和司法者们追求的目标，对中国法律文化及其法律制度有着深远影响。
二、“无讼是求”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一）“无讼”对中国古代立法的影响
“无讼”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影响巨大。在此后的几千年中，“无讼是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和历代执政者追求的目标。在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朝代更替，政权变换，却始终没有改变“无讼是求”的伦理观念，而是一脉相承地沿袭了“调处息争”的法律传统。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有着深层的社会根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唐律疏议》记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罰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这就是所谓“德本刑用”至于“无讼”的境界，强调伦理道德为治国之根本，刑罚镇压为辅助手段。
（二）“无讼”对中国古代司法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诉讼实践中，并未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执业阶层，“讼师”不被重视，甚至被看做是“道德败坏之徒”，是被鄙视、排挤的对象。
唐律列有“为人作辞牒加状”律文。疏议是这样解释的：“议曰：为人雇倩作辞牒，加增告状者，笞五十；若加增其状，得罪重于笞五十者，减诬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为人作辞牒增状至徒一年半，便是剩诬半年，减诬告一等，合杖九十之类。若因雇倩受财，得赃重者，同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坐赃之罪，如赃重，从赃科；赃轻者，从减诬告一等法。即受雇诬告人罪者，与自诬告同，赃重者坐赃论加二等，雇者从教令法。若告得实，坐赃论，雇者不坐。”由此可见，唐代对于“讼师”要求苛刻。明清则将之并为“交唆辞讼”一条，尤其是《大清律》更突出了其打击的力度。《大清律》“教唆辞讼”规定：“凡教唆辞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 大意是说，怂恿他人诉讼并且情况描述不实的，构成和犯人相同的罪名。
因此，在“和为贵”理念的影响下，以追求和谐为目的的“无讼是求”成为古代中国传统伦理法的重要价值取向。
三、“无讼”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有古训“讼不可长”、“讼不可妄兴”。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决定了孔子“无讼”立场的代表性。这一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和实践，成为千百年来官府活动和民众诉讼实践的行为准则。
（一）“无讼”对官府活动的影响
“无讼”对古代官府活动影响深远。在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官府活动关于法律的价值观念是“息讼”，公然兴讼是对封建统治秩序的挑战，于是无讼、止讼与息讼成为评价官吏能力的标准，历代官吏基本上以减少民间诉讼为宗旨。
民事案件适用，优先考虑调处，当调处不成时，才令公堂对簿，剖明曲直。官府的调处息讼，是由州县官主持和参与的调处，往往具有调处与责惩相结合的特点。
使教化与惩罚、法律与道德相联系。同时，官府调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不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条件，州县长官是辖区内的独裁者，其只向皇帝负责，并不考虑百姓的诉权，既使调处息讼，也要当事人出具息诉的 “和议状”或“无争状”，并申明 保证不再滋事。注重息事宁人，忽视是非曲直，以息讼为宗旨，不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的，正所谓“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只要息事宁人，但可“难得糊涂”。
（二）“无讼”对民众诉讼实践的影响
在统治者这种法治观的影响下，民间社会生活中，就顺理成章地滋长为“无讼”、“非讼”的风习。民间普遍形成了以讼为耻的思维定式。因此历史上很少有民诉官府之举，而民间争讼，大多依族规或习俗裁判，法律从而作为统治者镇压暴民的专用工具而存在，承担起维护封建等级、封建经济体制的职责。于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淡漠构成了中国法治的独特景观，“无讼是求”成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法律传统，逐渐筑成深厚的社会根源、文化根源和政治根源。
民间的调处息讼，即“私和”，又叫“诉讼外调处”。多数是由亲邻、族长主持和参与调处。其处理的范围主要是田、土、户、婚等“细故”、“细事”，以及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其形式多样，没有法定程序，主要依据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进行，始终贯穿着“礼法相合”的思想。
明朝诏谕，凡户婚、田宅、斗殴，若不由里老处分，径直诉至县官者，谓之越诉。完全认定了民调的程序化，使乡审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审”。同时，还在各州县及乡之里社设立了“申明亭”，专门调处民间纠纷及民事争执。
清朝康熙年间专门修订《圣谕十六条》，明确规定“和乡党以息争讼”。嘉庆年间之后，广泛流行族长、亲邻调处民间纠纷，真正呈诉到官府审理的案件为数很少。有少数案件即便诉于县衙，有的也批令由乡保、族长、亲邻调处。可见，民间调处是中国古代解决民事纷争的主要形式，也是历代统治者实现“无讼”的重要手段。
因此，一些法学家认为，“无讼”给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巨大，甚而导致法律权威在域中终是建树惟艰，公民的权利意识更是可怜可叹的有限，导致“法律虚无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可以看到，“无讼”也给中国法律文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德礼乃政教之本，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历来强调德礼教化，“无讼是求”给这一思想的萌发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上千年“和为贵”思想的影响下，“无讼”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更是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四、总结
儒家文化和历代统治者崇尚“无讼是求”，其目的是追求一种“和谐社会”，进而实现“无讼世界”，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然而，在现实中却不可避免客观存在着各种纠纷，为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实现秩序稳定，历朝历代都建立了“调处息争”的法律机制，实现“息讼”“无讼”的价值追求。
“无讼”的土壤是封建体制，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在家长的组织下进行生产，生产方式决定了成员作为义务主体，没有争讼一己之私的权力，从而形成稳固的宗族权力与“无讼”观念的基础。君权与国法是宗法制的总和，所以“无讼”观自然成为国家法制与法治的核心观念，对后代法律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
②《唐律疏议·斗讼》
③《大清律》
参考文献：
[1][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
[2]何兵：《无讼是求，教化为先》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3日
[3]徐慧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价值取向及其现代意义》文史博览，2009年10月
胡晓，钱泳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和谐理念及当代价值》郑州轻工业学业学报，2011年10月
[5]蒋铁初：无讼是求，《中国古代证据立法与实践的价值分析》，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5月
作者简介：
王柯苏（1991 ～ ），女，汉族，辽宁省沈阳人，辽宁大学，2013级法律硕士（非法学）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