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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内地入围世界企业500强的达到43家，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位列第三。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形象，离开企业如何成立。看看媒体，哪天没有企业的报道？但注意一下海外媒体，会发现中国企业在媒体中的形象与中国的经济不成比例。从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可以看出，西方媒体对中国企业的表述主要有四个形象——
企业被国家化。比如《金融时报》这样形容：“两家工厂的180名工人都在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庞大商业帝国效力。重庆国资委是中国最大的国有控股企业。”意思是说中国就是一个由国有企业组成的帝国。
企业被行政化。西方媒体经常将中国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情况描写成行政权力操纵的结果：“上海建立金融秩序的过程是行政权力捕杀金融草莽英雄的过程……在行政拉郎配的重组下……这些机构成为暮气沉沉的守成者。”
企业决策被政治化。中国企业的商业决策时常被歪曲成不怀好意的政治图谋：“中国在海外企业收购方面也许一度拥有谨慎的名声，但中国已不再惧怕向棘手的经济或政治地盘进军。”
企业被阴谋化。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在西方媒体眼中成为有组织地掠夺世界资源的不端行为：“中国政府已让国有的中化集团拟订计划，准备干预必和必拓以39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钾肥。”中国企业成了野心勃勃、窥视世界资源的阴谋集团。
以上所举的“被四化”，如果要指责这均属西方媒體的偏见和谣言，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也不应否认自己确实存在问题，即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欠缺软实力。企业要走出去成为跨国企业，需要公平有利的舆论环境，企业在目前“被四化”了的形象中是很难成为跨国企业的。
因为中企“被四化”，被打上红色的烙印，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国会议员阻挠鞍钢入股美国钢铁企业；中铝集团向澳大利亚矿业集团力拓增加195亿美元投资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虽然出价优于竞争对手，且主动提交交易案接受审查，满足美方要求，但最后仍不得不放弃收购。
如果我们的企业在西方能够具有正常企业的形象，一些诸如并购等商业行为，也许都能实现。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需要国企参与，也需要民企参与，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离开中国企业形象将是苍白无力的。为此，笔者建议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
首先，企业不妨增加媒体友好的内容。在中国媒体的印象中，许多中国大企业都很低调，中国媒体要采访这些企业的高层很难。而在国际化推广方面，中国企业更没有意识到要做形象广告。笔者曾看过诺基亚的媒体友好培训，诺基亚高层都必须经过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示友好的训练。第二，企业要参与公益活动，比如救灾、助学、扶贫、环保等。第三，在商业化方面要更公开和透明一些。中国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在企业中同样存在。第四，企业也可以集资设立基金会或机构。笔者曾参加过美国一些海外学者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是企业基金资助的。我们也可以组织西方企业高层和记者来华访问，通过他们的眼和笔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这是动员国际传媒传播中国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公共外交才刚起步，且以政府为主，如果企业能够参与，则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
企业被国家化。比如《金融时报》这样形容：“两家工厂的180名工人都在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庞大商业帝国效力。重庆国资委是中国最大的国有控股企业。”意思是说中国就是一个由国有企业组成的帝国。
企业被行政化。西方媒体经常将中国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情况描写成行政权力操纵的结果：“上海建立金融秩序的过程是行政权力捕杀金融草莽英雄的过程……在行政拉郎配的重组下……这些机构成为暮气沉沉的守成者。”
企业决策被政治化。中国企业的商业决策时常被歪曲成不怀好意的政治图谋：“中国在海外企业收购方面也许一度拥有谨慎的名声，但中国已不再惧怕向棘手的经济或政治地盘进军。”
企业被阴谋化。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在西方媒体眼中成为有组织地掠夺世界资源的不端行为：“中国政府已让国有的中化集团拟订计划，准备干预必和必拓以39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钾肥。”中国企业成了野心勃勃、窥视世界资源的阴谋集团。
以上所举的“被四化”，如果要指责这均属西方媒體的偏见和谣言，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也不应否认自己确实存在问题，即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欠缺软实力。企业要走出去成为跨国企业，需要公平有利的舆论环境，企业在目前“被四化”了的形象中是很难成为跨国企业的。
因为中企“被四化”，被打上红色的烙印，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国会议员阻挠鞍钢入股美国钢铁企业；中铝集团向澳大利亚矿业集团力拓增加195亿美元投资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虽然出价优于竞争对手，且主动提交交易案接受审查，满足美方要求，但最后仍不得不放弃收购。
如果我们的企业在西方能够具有正常企业的形象，一些诸如并购等商业行为，也许都能实现。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需要国企参与，也需要民企参与，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离开中国企业形象将是苍白无力的。为此，笔者建议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
首先，企业不妨增加媒体友好的内容。在中国媒体的印象中，许多中国大企业都很低调，中国媒体要采访这些企业的高层很难。而在国际化推广方面，中国企业更没有意识到要做形象广告。笔者曾看过诺基亚的媒体友好培训，诺基亚高层都必须经过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示友好的训练。第二，企业要参与公益活动，比如救灾、助学、扶贫、环保等。第三，在商业化方面要更公开和透明一些。中国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在企业中同样存在。第四，企业也可以集资设立基金会或机构。笔者曾参加过美国一些海外学者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是企业基金资助的。我们也可以组织西方企业高层和记者来华访问，通过他们的眼和笔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这是动员国际传媒传播中国的有效途径。
我国的公共外交才刚起步，且以政府为主，如果企业能够参与，则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