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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杜月笙的影子：一位不治私财，不敲诈下属，反而无微不至地满足下属经济需求的良心黑老大。
希特勒制造的高层腐败 在如何巩固党政军高层对他的忠心这个问题上，希特勒表现得特别朴实，一点都不整虚的。他依靠自己名下的小金库建立了广泛的私人“慈善圈”，用远高于国家正规工资的水平向他的亲信们发放各种馈赠和资助。
据说德军的高级将领们对这位一战下士持鄙夷态度，希特勒的回应是以德报怨，砸钱改变他们的三观，陆军元帅人均赠送24万帝国马克。著名的凯特尔元帅收到过希特勒76.4万马克的礼金，古德里安大将更是收到了价值124万马克的地产。对于希特勒与军队此种钱浓于水的联系，一位仇视希特勒的德国反对派只能哀叹：（希特勒）用一根黄金的，但非常有效的缰绳驾驭他们。
除了枪杆子，希特勒的钱袋子对党政精英也同样敞开。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一下子就收到了元首100万马克的礼金。应该说，整个党政高层都感受到了元首的出手阔绰，生日礼金向来是10万马克起的。当希特勒得知柏林警察总长参与了1944年的政变阴谋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背叛国家背叛党之类的，而是愤怒地指出他曾多么慷慨地资助过这位叛徒。
更感人的是，希特勒对那些失势的前纳粹高官们也全无俗世间的世态炎凉，甚至那些被希特勒亲自搞下台的也能得到一大笔补偿金或者干脆一套别墅，比杯酒释兵权还充满诚意。
希特勒就是第三帝国这场腐败贿赂大戏的总策划，当然，我明白，中国语境下是无法理解此种“从上而下”的腐败的。必须予以澄清的是，元首的腐败资金大多并不是贪污公款而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自德国工商界给“希特勒基金会”的募款。最特殊的是两笔钱，一笔是纳粹追随者去世前留给希特勒的遗产（指定元首为继承人），一笔是来自《我的奋斗》的版税，可以说，元首的精神境界已经达到了“公私不分”的无我境界，为了收买帝国精英们，元首竟然连私房钱都贡献了出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希特勒的带动之下，纳粹德国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此种腐败风潮，各路高官们都建立了各自的私人基金，资助亲信以及艺术家和科学家。《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展现了希姆莱的庞大“慈善帝国”，他帮党卫军干部们支付度假费用，甚至还包括还债这么私密的事情，泛滥到连那些中低层的下属们都不放过。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希特勒政权的另一面：除了恐怖与暴力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
“老同志”的腐败福利 足以让纳粹全党感到振奋的是，纳粹式的腐败绝非高层的特权垄断，也制度化地“普惠”到了全党上下。希特勒与纳粹高层对“老同志”们有着一种慈父式的怀旧，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纳粹二号人物赫斯就发表讲话称，“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个生活上出现困难……供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完备”。
在就业上，纳粹老党员们获得了超国民待遇，用赫斯的话来说就是，“对老党员在旧体制下遭受的歧视和抵制加以补偿”。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内，纳粹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老同志为名义，将几十万纳粹党员安排到了国内公共事业单位的新岗位上，仅帝国邮局一家，在几年间就接纳了三万多名“有功的纳粹党员”。当然，这些国家单位是不需要这么多岗位的，老同志们快乐地在其中人浮于事。甚至在私人企业中，资本家们也被迫雇佣“老同志们”，纳粹甚至在招投标时，将雇佣老同志作为竞标成功的一项潜规则。更夸张的是，身为纳粹党员，在招投标中也能获得党和国家的特殊照顾，经常上演高价招标成功的奇迹，据说纳粹有明文规定“将国家出资的项目都交给党员同志去做，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要感谢国社党”。
全民的腐败狂欢 为什么德国民众可以容忍政治高层腐败，甚至纳粹的全党腐败？《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很直白地指出：“虽然德国群众对腐败进行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但德国社会的确是通过腐败获得了很多好处。”
事实上，本书的最后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把它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许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
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对德国所谓的全民腐败有些语焉不详，其中的细节可以移步《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
一个关键的逻辑在于，如果全民都参与腐败，并且能广泛地获得好处，那么，谁来提供其中所需的巨大资源？《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给出的答案是：希特勒是以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来“贿赂”普通德国人的。或者说，就是通过掠夺被侵略国家的经济资源，而提供德国国内全民腐败的物质基础。
一战给普通一兵希特勒留下的最大梦魇就是前线物资的极度匮乏，以及国内的大饥荒与通货膨胀。作为一种以史为鉴，希特勒在二战中简直是近乎偏执地与经济专家对着干，对德国民众始终坚持“永不加税”的康熙式仁政。希特勒相信，只有不降低战时德国国内生活水平，才能获得德国民众的长期支持，杜绝一战末期的后院起火。
不得不说，希特勒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无怪乎，《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给希特勒的统治冠以了“受欢迎的独裁”的高度评价，“他们日复一日地收买了人们公开的赞誉，或至少是漠不关心”，“不断地运用社会政策进行贿赂构成了希特勒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统一的基础”。
为了让国内民众满意，又要负担这场历史上最昂贵的战争，第三帝国政府只有强征不断提高的占领军税，摧毁了欧洲的货币体系；为了保证本国的食品充足，纳粹在占领国抢掠了数百万吨的食物供应给德军官兵，之后还大量运回德国利益均沾。
纳粹高层明确地制定过一条原则：“如果在这场战争中谁要挨饿，那么一定是别人。”为了供养德国人，纳粹甚至因此加速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而理由仅仅是省下口粮。
即使在前线战况不利的情况下，普通德国人仍能吃饱喝足，而后打个饱嗝，继续表示对希特勒政权的支持。希特勒对此再清楚不过了，纳粹的“千年帝国”理想，无论听起来如何花团锦簇，饿上三天就会让德国民众道路以目。
对于德国在战争期间的饱暖程度，德国妇女们最有发言权，据说她们曾在1945年之后的十年中，还充满怀念地暗示：“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挨饿，因为一切运转正常！而战争结束后一切变得糟糕。”当然，德国妇女们选择性遗忘了一些事情：在德国战俘营中每天饿死无数的苏联战俘，欧洲那些饥肠辘辘却还要将粮食优先运往德国的国家们。
同贿赂他的高级官员以及党员同志们一样，这一次，希特勒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而德国民众们则随波逐流，为小恩小惠欢喜不尽，提供了希特勒最需要的被动忠诚。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腐败，而不是《我的奋斗》，才是希特勒的最大政治武器。
希特勒制造的高层腐败 在如何巩固党政军高层对他的忠心这个问题上，希特勒表现得特别朴实，一点都不整虚的。他依靠自己名下的小金库建立了广泛的私人“慈善圈”，用远高于国家正规工资的水平向他的亲信们发放各种馈赠和资助。
据说德军的高级将领们对这位一战下士持鄙夷态度，希特勒的回应是以德报怨，砸钱改变他们的三观，陆军元帅人均赠送24万帝国马克。著名的凯特尔元帅收到过希特勒76.4万马克的礼金，古德里安大将更是收到了价值124万马克的地产。对于希特勒与军队此种钱浓于水的联系，一位仇视希特勒的德国反对派只能哀叹：（希特勒）用一根黄金的，但非常有效的缰绳驾驭他们。
除了枪杆子，希特勒的钱袋子对党政精英也同样敞开。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一下子就收到了元首100万马克的礼金。应该说，整个党政高层都感受到了元首的出手阔绰，生日礼金向来是10万马克起的。当希特勒得知柏林警察总长参与了1944年的政变阴谋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背叛国家背叛党之类的，而是愤怒地指出他曾多么慷慨地资助过这位叛徒。
更感人的是，希特勒对那些失势的前纳粹高官们也全无俗世间的世态炎凉，甚至那些被希特勒亲自搞下台的也能得到一大笔补偿金或者干脆一套别墅，比杯酒释兵权还充满诚意。
希特勒就是第三帝国这场腐败贿赂大戏的总策划，当然，我明白，中国语境下是无法理解此种“从上而下”的腐败的。必须予以澄清的是，元首的腐败资金大多并不是贪污公款而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自德国工商界给“希特勒基金会”的募款。最特殊的是两笔钱，一笔是纳粹追随者去世前留给希特勒的遗产（指定元首为继承人），一笔是来自《我的奋斗》的版税，可以说，元首的精神境界已经达到了“公私不分”的无我境界，为了收买帝国精英们，元首竟然连私房钱都贡献了出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希特勒的带动之下，纳粹德国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此种腐败风潮，各路高官们都建立了各自的私人基金，资助亲信以及艺术家和科学家。《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展现了希姆莱的庞大“慈善帝国”，他帮党卫军干部们支付度假费用，甚至还包括还债这么私密的事情，泛滥到连那些中低层的下属们都不放过。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希特勒政权的另一面：除了恐怖与暴力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
“老同志”的腐败福利 足以让纳粹全党感到振奋的是，纳粹式的腐败绝非高层的特权垄断，也制度化地“普惠”到了全党上下。希特勒与纳粹高层对“老同志”们有着一种慈父式的怀旧，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纳粹二号人物赫斯就发表讲话称，“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个生活上出现困难……供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完备”。
在就业上，纳粹老党员们获得了超国民待遇，用赫斯的话来说就是，“对老党员在旧体制下遭受的歧视和抵制加以补偿”。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年内，纳粹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老同志为名义，将几十万纳粹党员安排到了国内公共事业单位的新岗位上，仅帝国邮局一家，在几年间就接纳了三万多名“有功的纳粹党员”。当然，这些国家单位是不需要这么多岗位的，老同志们快乐地在其中人浮于事。甚至在私人企业中，资本家们也被迫雇佣“老同志们”，纳粹甚至在招投标时，将雇佣老同志作为竞标成功的一项潜规则。更夸张的是，身为纳粹党员，在招投标中也能获得党和国家的特殊照顾，经常上演高价招标成功的奇迹，据说纳粹有明文规定“将国家出资的项目都交给党员同志去做，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要感谢国社党”。
全民的腐败狂欢 为什么德国民众可以容忍政治高层腐败，甚至纳粹的全党腐败？《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很直白地指出：“虽然德国群众对腐败进行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但德国社会的确是通过腐败获得了很多好处。”
事实上，本书的最后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把它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腐败将纳粹统治和德国社会紧密交织起来，许多‘普通的德国人’也通过中饱私囊参与到了纳粹的压迫和灭绝政策中来”。
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对德国所谓的全民腐败有些语焉不详，其中的细节可以移步《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
一个关键的逻辑在于，如果全民都参与腐败，并且能广泛地获得好处，那么，谁来提供其中所需的巨大资源？《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给出的答案是：希特勒是以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存基础为代价来“贿赂”普通德国人的。或者说，就是通过掠夺被侵略国家的经济资源，而提供德国国内全民腐败的物质基础。
一战给普通一兵希特勒留下的最大梦魇就是前线物资的极度匮乏，以及国内的大饥荒与通货膨胀。作为一种以史为鉴，希特勒在二战中简直是近乎偏执地与经济专家对着干，对德国民众始终坚持“永不加税”的康熙式仁政。希特勒相信，只有不降低战时德国国内生活水平，才能获得德国民众的长期支持，杜绝一战末期的后院起火。
不得不说，希特勒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无怪乎，《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给希特勒的统治冠以了“受欢迎的独裁”的高度评价，“他们日复一日地收买了人们公开的赞誉，或至少是漠不关心”，“不断地运用社会政策进行贿赂构成了希特勒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统一的基础”。
为了让国内民众满意，又要负担这场历史上最昂贵的战争，第三帝国政府只有强征不断提高的占领军税，摧毁了欧洲的货币体系；为了保证本国的食品充足，纳粹在占领国抢掠了数百万吨的食物供应给德军官兵，之后还大量运回德国利益均沾。
纳粹高层明确地制定过一条原则：“如果在这场战争中谁要挨饿，那么一定是别人。”为了供养德国人，纳粹甚至因此加速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而理由仅仅是省下口粮。
即使在前线战况不利的情况下，普通德国人仍能吃饱喝足，而后打个饱嗝，继续表示对希特勒政权的支持。希特勒对此再清楚不过了，纳粹的“千年帝国”理想，无论听起来如何花团锦簇，饿上三天就会让德国民众道路以目。
对于德国在战争期间的饱暖程度，德国妇女们最有发言权，据说她们曾在1945年之后的十年中，还充满怀念地暗示：“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没挨饿，因为一切运转正常！而战争结束后一切变得糟糕。”当然，德国妇女们选择性遗忘了一些事情：在德国战俘营中每天饿死无数的苏联战俘，欧洲那些饥肠辘辘却还要将粮食优先运往德国的国家们。
同贿赂他的高级官员以及党员同志们一样，这一次，希特勒用社会福利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而德国民众们则随波逐流，为小恩小惠欢喜不尽，提供了希特勒最需要的被动忠诚。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腐败，而不是《我的奋斗》，才是希特勒的最大政治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