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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巴朝霞，女，山东东营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电影《祝福》剧照一、“礼教吃人”的偏颇
《祝福》的深刻性在既有的研究看来是“封建”和“迷信”将农妇祥林嫂逼上了死路。那么“封建”和“迷信”便成为众多研究者批判的靶心。
《祝福》讲述了一个两次守寡的山里农妇投奔到鲁镇，而后被封建礼教置之死地的故事。
其实，《祝福》作为《彷徨》的首篇，恰是鲁迅先生创作的转折点：由对启蒙主义充满信心和热情期待转向热情冷却后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显然《祝福》的创作动机不单纯是摇旗呐喊、揭露批判。我们似乎忽略了礼教重地——鲁镇，并非是祥林嫂自始至终的生活环境。她是从旧的生存环境——山里，守寡后为躲避婆婆的“卖婚”而逃至鲁镇，之后被“抢婚”、再嫁到——里山贺家墺，再次守寡后回到鲁镇。山里——鲁镇——里山——鲁镇，这样一个空间的位移即生存环境的置换，使得她被夹在山里旧环境与鲁镇“新秩序”之间，而旧环境里解决生存之道和“新秩序”下坚守礼教的矛盾使其最终不得不选择自杀。
二、旧的逼仄生存之境——婆婆的“私欲” 婆婆首次出场，就软硬兼施地将祥林嫂的工钱“骗”到手并伺机将其抢了回来。我们不得不推想，她之所以从婆婆家逃出来，极有可能是早就得知婆婆要将其变卖。她“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1]先以家中老小的情况博取同情、消除警戒心，并拿到了她的工钱。再趁她去河边淘米之机与卫婆婆合伙将其捆走。之后，由卫婆婆来交代婆婆劫人的动机：“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墺的贺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2]“阿呀，这样的婆婆！……”四婶的惊奇在卫婆婆眼里显然是“大户人家太太的大惊小怪”，“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3]这在鲁镇大概是决计不允许的。而在山里，甚至更闭塞的里山，生存困境之前早已顾不得寡妇守节的天经地义。
汪卫东在《<阿Q正传>：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一文中指出：结合鲁迅先生一直以来的国民性考察，穿透“苟活”层面，这些劣根性表现的两面性、变通性和可操作性，都直指一个原初的动机或不变的出发点，诉诸鲁迅对这些劣根性表现的具体描述，可以用“私欲中心”四个字概括之。[4]这里的“私欲”并非否定其合理性，也并非指向一个中性的“私欲”而是指出只有“私欲”的可悲性。这种未能超脱个人感性欲望的“私欲”，必将导致劣根性。婆婆为了换彩礼钱为小儿子娶亲延续家族子嗣，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她以“族权、夫权”之名而违背“夫权”强迫寡妇再嫁的行为反而得到了“精明会打算”的赞赏。以往的论者有提出封建礼教的二律背反使得祥林嫂的婆婆凭借“族权”、“夫权”获其生杀予夺之权，而触犯了将其再嫁的禁忌。但是通过卫婆婆之口，祥林嫂婆婆的悖反行为恰恰是因为二儿子的聘礼钱，况且对于山里的小户人家，再嫁是极其常见的。可见，在旧的逼仄的生存之境，即便再次守寡在山里至多被视为不祥，寡妇被卖也是得到认可的，婆婆的“私欲”行为更像是约定俗成的。而这种约定俗成的“私欲”处理方式却使得祥林嫂在鲁镇“新秩序”的规则下要为其再嫁付出代价。
·文化艺术巴朝霞：旧环境与“新秩序”的合谋三、鲁镇“新秩序”——传统礼教和鬼神文化共谋的语境 相对于祥林嫂生活过的没有被“文明”浸染的略带有蒙昧和未开化色彩的山里和里山，鲁镇是集礼教、习俗、宗教鬼神信仰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鲁镇的代表人物鲁四老爷，是理学的老监生。作者在文本后做出以下解释：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5]在社会习俗的层面，两次守寡的祥林嫂更是不祥之物。在祝福准备活动中鲁四老爷对她的种种鄙薄嫌弃，直至最后被扫地出门。这也正是鲁四老爷遭批评者讨伐的重要原因。
鲁镇的文化氛围主要围绕“祝福”展开的。祝福，舊时江南一带年终的一种习俗。清代范寅《越谚·风俗》载：“祝福，岁暮谢年，谢祖神，名此。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国家。赫伯特·斯宾塞曾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观点：祖先崇拜应当被看到是宗教的第一源泉和开端，至少是最普遍的宗教主题之一。“生者的最高宗教义务之一就是，在父亲或母亲死后给他供奉食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以供死者在新国都中生活下去。”[6]正如鲁镇的祝福风俗，“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7]这是因为原始人在他的个人情感和社会情感中都充满了这种信念：人的生命在空间和时间中根本没有确定的界限，它扩展于自然的全部领域和人的全部历史。因而“死者与家族联结的纽带并未中断，而且死者继续行使着他们的权威并保护者家族。他们是中国人的自然保护神，是保证中国人驱魔辟邪，吉祥如意的灶君。”[8]然而，所有的宗教都源于恐惧：“它既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神秘，又是一种令人畏惧的神秘。”[9]相应地，恐惧就伴随着禁忌。“禁忌的本质就是不依靠经验就先天得把某些事情说成是危险的。”[10]两次守寡的祥林嫂，就成为祝福这一祭祖祈福仪式的禁忌。故而，鲁四老爷暗中告诫四婶，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净，祖宗是不吃的。鲁四爷的这种心理，可以用费雷泽在《金枝集》中提到的“接触律”来解释，这是一种超距离的交感作用，即只要事物曾发生接触，就会一直保持互相间的神秘的作用，是种交感巫术。祥林嫂两次逃至鲁镇——传统礼教和鬼神文化共谋的语境，即使捐门槛也无法使之得到救赎，最终她依旧是被隔离在祝福活动之外，得不到“新秩序”礼教和风俗的宽宥。
在旧的逼仄生存之境，丧夫无子的她被卖婚是山里小户人家时常出现的应对生存、繁衍的解决之道。而当她置身于鲁镇这样一个礼教文化空间之时，则触犯了禁忌，且一旦触犯禁忌就必将遭受惩罚，肉体和精神兼而有之。正是旧环境里约定俗成的应对生存之道和“新秩序”下礼教习俗的矛盾，使得她最终不得不自行了断。
参考文献：
[1][2][3][5][7]鲁迅.祝福[M]//鲁迅全集（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13，22，18.
[4]汪卫东.《阿Q正传》：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J].鲁迅研究月刊，2011：11.
[6][8][9][10]（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08，109，110，133.
【基金项目】电影《祝福》剧照一、“礼教吃人”的偏颇
《祝福》的深刻性在既有的研究看来是“封建”和“迷信”将农妇祥林嫂逼上了死路。那么“封建”和“迷信”便成为众多研究者批判的靶心。
《祝福》讲述了一个两次守寡的山里农妇投奔到鲁镇，而后被封建礼教置之死地的故事。
其实，《祝福》作为《彷徨》的首篇，恰是鲁迅先生创作的转折点：由对启蒙主义充满信心和热情期待转向热情冷却后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显然《祝福》的创作动机不单纯是摇旗呐喊、揭露批判。我们似乎忽略了礼教重地——鲁镇，并非是祥林嫂自始至终的生活环境。她是从旧的生存环境——山里，守寡后为躲避婆婆的“卖婚”而逃至鲁镇，之后被“抢婚”、再嫁到——里山贺家墺，再次守寡后回到鲁镇。山里——鲁镇——里山——鲁镇，这样一个空间的位移即生存环境的置换，使得她被夹在山里旧环境与鲁镇“新秩序”之间，而旧环境里解决生存之道和“新秩序”下坚守礼教的矛盾使其最终不得不选择自杀。
二、旧的逼仄生存之境——婆婆的“私欲” 婆婆首次出场，就软硬兼施地将祥林嫂的工钱“骗”到手并伺机将其抢了回来。我们不得不推想，她之所以从婆婆家逃出来，极有可能是早就得知婆婆要将其变卖。她“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1]先以家中老小的情况博取同情、消除警戒心，并拿到了她的工钱。再趁她去河边淘米之机与卫婆婆合伙将其捆走。之后，由卫婆婆来交代婆婆劫人的动机：“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墺的贺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2]“阿呀，这样的婆婆！……”四婶的惊奇在卫婆婆眼里显然是“大户人家太太的大惊小怪”，“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3]这在鲁镇大概是决计不允许的。而在山里，甚至更闭塞的里山，生存困境之前早已顾不得寡妇守节的天经地义。
汪卫东在《<阿Q正传>：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一文中指出：结合鲁迅先生一直以来的国民性考察，穿透“苟活”层面，这些劣根性表现的两面性、变通性和可操作性，都直指一个原初的动机或不变的出发点，诉诸鲁迅对这些劣根性表现的具体描述，可以用“私欲中心”四个字概括之。[4]这里的“私欲”并非否定其合理性，也并非指向一个中性的“私欲”而是指出只有“私欲”的可悲性。这种未能超脱个人感性欲望的“私欲”，必将导致劣根性。婆婆为了换彩礼钱为小儿子娶亲延续家族子嗣，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她以“族权、夫权”之名而违背“夫权”强迫寡妇再嫁的行为反而得到了“精明会打算”的赞赏。以往的论者有提出封建礼教的二律背反使得祥林嫂的婆婆凭借“族权”、“夫权”获其生杀予夺之权，而触犯了将其再嫁的禁忌。但是通过卫婆婆之口，祥林嫂婆婆的悖反行为恰恰是因为二儿子的聘礼钱，况且对于山里的小户人家，再嫁是极其常见的。可见，在旧的逼仄的生存之境，即便再次守寡在山里至多被视为不祥，寡妇被卖也是得到认可的，婆婆的“私欲”行为更像是约定俗成的。而这种约定俗成的“私欲”处理方式却使得祥林嫂在鲁镇“新秩序”的规则下要为其再嫁付出代价。
·文化艺术巴朝霞：旧环境与“新秩序”的合谋三、鲁镇“新秩序”——传统礼教和鬼神文化共谋的语境 相对于祥林嫂生活过的没有被“文明”浸染的略带有蒙昧和未开化色彩的山里和里山，鲁镇是集礼教、习俗、宗教鬼神信仰于一体的文化空间。
鲁镇的代表人物鲁四老爷，是理学的老监生。作者在文本后做出以下解释：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5]在社会习俗的层面，两次守寡的祥林嫂更是不祥之物。在祝福准备活动中鲁四老爷对她的种种鄙薄嫌弃，直至最后被扫地出门。这也正是鲁四老爷遭批评者讨伐的重要原因。
鲁镇的文化氛围主要围绕“祝福”展开的。祝福，舊时江南一带年终的一种习俗。清代范寅《越谚·风俗》载：“祝福，岁暮谢年，谢祖神，名此。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国家。赫伯特·斯宾塞曾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观点：祖先崇拜应当被看到是宗教的第一源泉和开端，至少是最普遍的宗教主题之一。“生者的最高宗教义务之一就是，在父亲或母亲死后给他供奉食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以供死者在新国都中生活下去。”[6]正如鲁镇的祝福风俗，“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7]这是因为原始人在他的个人情感和社会情感中都充满了这种信念：人的生命在空间和时间中根本没有确定的界限，它扩展于自然的全部领域和人的全部历史。因而“死者与家族联结的纽带并未中断，而且死者继续行使着他们的权威并保护者家族。他们是中国人的自然保护神，是保证中国人驱魔辟邪，吉祥如意的灶君。”[8]然而，所有的宗教都源于恐惧：“它既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神秘，又是一种令人畏惧的神秘。”[9]相应地，恐惧就伴随着禁忌。“禁忌的本质就是不依靠经验就先天得把某些事情说成是危险的。”[10]两次守寡的祥林嫂，就成为祝福这一祭祖祈福仪式的禁忌。故而，鲁四老爷暗中告诫四婶，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净，祖宗是不吃的。鲁四爷的这种心理，可以用费雷泽在《金枝集》中提到的“接触律”来解释，这是一种超距离的交感作用，即只要事物曾发生接触，就会一直保持互相间的神秘的作用，是种交感巫术。祥林嫂两次逃至鲁镇——传统礼教和鬼神文化共谋的语境，即使捐门槛也无法使之得到救赎，最终她依旧是被隔离在祝福活动之外，得不到“新秩序”礼教和风俗的宽宥。
在旧的逼仄生存之境，丧夫无子的她被卖婚是山里小户人家时常出现的应对生存、繁衍的解决之道。而当她置身于鲁镇这样一个礼教文化空间之时，则触犯了禁忌，且一旦触犯禁忌就必将遭受惩罚，肉体和精神兼而有之。正是旧环境里约定俗成的应对生存之道和“新秩序”下礼教习俗的矛盾，使得她最终不得不自行了断。
参考文献：
[1][2][3][5][7]鲁迅.祝福[M]//鲁迅全集（卷2）.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13，22，18.
[4]汪卫东.《阿Q正传》：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J].鲁迅研究月刊，2011：11.
[6][8][9][10]（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08，109，11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