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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微博上有一个热帖，题为《高考状元“全军覆没”》，称“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调研了云南近十年来22名‘高考状元’和奥赛获奖者，发现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大建树。他还查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来全国124名高考状元，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为了说明问题，该帖还附录了一份《部分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表》。
这个帖子，似乎是要证明一个结论：看看，即使是那些“高考状元”，日后也不过是些“废物点心”。高考还有什么价值？
然而，认真检视这份《部分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表》，发现证据完全无法支持结论，因为表中若干人的职位，就相当引人注目。比如，1977年的上海状元袁均英，现在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授。1978年江苏省，1980年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陕西省，1981年云南省、山西省的几位状元，也都在美国、瑞士、法国的大学成为终身教授。
当然，这个名单中，在国内大学当教授、博导的高考状元更多，在政府、企业中充任领导的也大有人在，还有许多人自己创业，成为企业的奠基者和CEO。我之所以撇开这些不说，单把在美国任教的状元拿出来，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比较规范，拿份教职难度较大，职位本身说明了一定的专业水平。哈佛医学院的终身教授袁均英就是一例。我在耶鲁读书时，听到教授讲述哈佛、耶鲁任用教授的规矩：当一个终身教授的职位空出来时，有关院系的特别委员会就会给世界上该领域公认的专家写信，让大家列出在这一领域自己所认为的头号人物，以此为基础形成排名，并参考这个排名从上往下一个个地排，把有意接受职位的请来进行校园访问，再根据其学术成就和访问中的表现决定把职位给谁。理论上，在哈佛、耶鲁拿到终生教职的，至少在任命时刻应该是世界范围内本专业领域的佼佼者。
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那时对1977年入学的前辈几乎有一种无条件的仰慕。77级考生大多经过上山下乡，许多在农村“修理地球”七八年，电灯、自来水都没有，书就更不用想了。但是，靠着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居然在严酷的竞争中上了大学。入学时，许多人连英语字母都认不全，但几年后出国留学，甚至在国外知名的大学任教。这样的业绩，当今那些从小上这个班那个班的年轻人有几个能够企及？
知道了这些背景，再看看那个《部分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表》，就能认识到这些高考状元的成就其实相当可观。由此我们也可以引出一个让许多人不舒服的结论：当年的高考，是相当有效的选拔人才手段。
其实，这么说还是低估了高考。在那个年月，高考是中国最为公正的竞争规则。其公正性主要来源于只看分数的“应试”制度。不错，高考很僵化，一考定终身很片面、很残酷。但是，在大学全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持的体制下，谁才应该享受大学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对应这一问题，还有比高考更有效、公正的制度吗？
看一下1977年的高考就知道，那时的高考比现在僵化得多，比如考题非常机械狭隘，记得当年的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政治考题则是刚刚背完了就可能会变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但是，这个僵化的高考，恐怕是比起当今灵活得多的高考来更有效公正。如今这个加分那个加分，以及种种其他漏洞，已经削弱了分数的权威，削弱了“僵化”的廉正性，使一些有权有钱的阶层挤掉了弱势阶层。多元的标准正在向没有标准堕落。
谁也没有否认高考的狭隘。高考充其量不过是考察人的才能中很片面的一部分，即智能和知识的某个面向。高考的内容应该改革，使其覆盖尽可能广泛的能力和知识领域。但是，高考的形式和制度，还是越“僵化”越好，越认死理越好。1977年统一招生考试的廉正性，给一代人乃至整个国家带来新时代的希望。我们现在需要恢复的，就是这样的希望。
这个帖子，似乎是要证明一个结论：看看，即使是那些“高考状元”，日后也不过是些“废物点心”。高考还有什么价值？
然而，认真检视这份《部分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表》，发现证据完全无法支持结论，因为表中若干人的职位，就相当引人注目。比如，1977年的上海状元袁均英，现在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授。1978年江苏省，1980年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陕西省，1981年云南省、山西省的几位状元，也都在美国、瑞士、法国的大学成为终身教授。
当然，这个名单中，在国内大学当教授、博导的高考状元更多，在政府、企业中充任领导的也大有人在，还有许多人自己创业，成为企业的奠基者和CEO。我之所以撇开这些不说，单把在美国任教的状元拿出来，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比较规范，拿份教职难度较大，职位本身说明了一定的专业水平。哈佛医学院的终身教授袁均英就是一例。我在耶鲁读书时，听到教授讲述哈佛、耶鲁任用教授的规矩：当一个终身教授的职位空出来时，有关院系的特别委员会就会给世界上该领域公认的专家写信，让大家列出在这一领域自己所认为的头号人物，以此为基础形成排名，并参考这个排名从上往下一个个地排，把有意接受职位的请来进行校园访问，再根据其学术成就和访问中的表现决定把职位给谁。理论上，在哈佛、耶鲁拿到终生教职的，至少在任命时刻应该是世界范围内本专业领域的佼佼者。
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那时对1977年入学的前辈几乎有一种无条件的仰慕。77级考生大多经过上山下乡，许多在农村“修理地球”七八年，电灯、自来水都没有，书就更不用想了。但是，靠着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居然在严酷的竞争中上了大学。入学时，许多人连英语字母都认不全，但几年后出国留学，甚至在国外知名的大学任教。这样的业绩，当今那些从小上这个班那个班的年轻人有几个能够企及？
知道了这些背景，再看看那个《部分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表》，就能认识到这些高考状元的成就其实相当可观。由此我们也可以引出一个让许多人不舒服的结论：当年的高考，是相当有效的选拔人才手段。
其实，这么说还是低估了高考。在那个年月，高考是中国最为公正的竞争规则。其公正性主要来源于只看分数的“应试”制度。不错，高考很僵化，一考定终身很片面、很残酷。但是，在大学全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持的体制下，谁才应该享受大学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对应这一问题，还有比高考更有效、公正的制度吗？
看一下1977年的高考就知道，那时的高考比现在僵化得多，比如考题非常机械狭隘，记得当年的语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政治考题则是刚刚背完了就可能会变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但是，这个僵化的高考，恐怕是比起当今灵活得多的高考来更有效公正。如今这个加分那个加分，以及种种其他漏洞，已经削弱了分数的权威，削弱了“僵化”的廉正性，使一些有权有钱的阶层挤掉了弱势阶层。多元的标准正在向没有标准堕落。
谁也没有否认高考的狭隘。高考充其量不过是考察人的才能中很片面的一部分，即智能和知识的某个面向。高考的内容应该改革，使其覆盖尽可能广泛的能力和知识领域。但是，高考的形式和制度，还是越“僵化”越好，越认死理越好。1977年统一招生考试的廉正性，给一代人乃至整个国家带来新时代的希望。我们现在需要恢复的，就是这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