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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只能在华盛顿特区停留一天。但如果不参观越战纪念碑，我无法离去。
灰蒙蒙的天空下着绵绵细雨。我紧了紧衣领，走下一条倾斜的人行道。它就在那里，我们这代人的哭墙。
视线所及处，黑色的大理石上雕刻着一个又一个牺牲士兵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位丧夫的妻子、一位心痛的母亲和一个无父的孩子。
在我的脚边，放着一束束浸着雨水、结着白霜的玫瑰。我身后有一对夫妇，他们手拿地图，正在寻找一个名字。“找到它了吗？”我听到女士问，“每个名字都有一个序号。”
是的，每个名字都有一个序号，每个序号迟早都会被叫到。
一会儿，我放松了注意力，开始凝视闪闪生辉的大理石。这样做时，我看到了自己的映像。它提醒我，既然活着，就也会死去。有一天，我的名字也将刻在一块石碑上。
无疑，死亡是人生最痛楚、最艰难的部分，但当你接受、承认并超越了它时，饱满的生之喜悦便能重新回归心灵。
二
作为一名作家和牧师，我总提醒人们，艰难时期可以帮助你完成伟大的事情。
有一次，一位女士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抽泣地诉说着丈夫想与她离婚，并问了我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想，她需要的远远多于希望。
“当我们最糟糕的时候，上帝最尽力。”我告诉她，“准备好，你可能迎来一个惊喜！”相较于幸福，我们在生活的考验里学到的东西更多。
几年前，我妻子德娜莲还在与沮丧抗争。她的生活喧闹、忙碌，三个上小学的孩子和一个不知何时能走下飞机、待在家中的丈夫，使她的日子日益下滑，一天比一天灰暗。
一个星期天，当沮丧令她窒息时，她几乎是将自己和孩子拖进教堂的。
朋友、熟人和几乎不相识的教会成员走过来，对我妻子说：“很高兴见到你，还好吗？”
我妻子没有回避，坦诚地回答每一个发问者，说：“不好。我非常沮丧，感觉被压力吞没了。”
这样一来，礼貌性的简短问候变成了发自内心的交谈。当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获得几十个人的祝福、支持。
每当回忆起那个周日早晨，我妻子都会说，在人生最黑暗的一天，她发现了人们之间真挚的友爱。
三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最善良之人。父亲是西德州的一位油田技师，高中未毕业，没上过大学，但他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技能——倾听。
我的叔叔卡尔双耳失聪，不会讲话。六十多年来，他是在沉默与寂静中度过的，有声世界的人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
但父亲知道。他不怕麻烦地学习手语，以便与弟弟交流。只要爸爸一走进房间，卡尔的脸上立刻放出光彩。两个人会找一个角落，双手飞舞地热烈交谈。卡尔的灿烂微笑，表明了他的感激。
爱是倾听，父亲倾听了卡尔的心声。
四
父亲在近70岁时退休，他和妈妈买了辆旅行拖车。他们的计划是走遍美国的国家公园。至于我，我梦想与妻子到巴西工作。
但当我们准备好出发时，父亲却被诊断出患了ALS（格雷克氏症），一种痛苦、致命的运动神经元疾病。几个月内，他便不能进食、自己穿衣和洗澡了。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妻子和我已决定不去巴西，我们要留下来照顾他。他写了回信，信纸上只有两个几乎是刻上去的字，“不！去！”其后两个大大的感叹号。
我在巴西期间，父亲的情况更糟了，但他一直试图教导我。在疾病夺去他书写能力之前，他写来了最后一封信。不整齐的字行，大小不一的字母：
“麦克斯，无论发生什么，你和妻子都要一直在一起……我希望最后一次看到你。深爱你的，爸爸。”
我立刻飞回来，日夜陪护在他的床前。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只有当母亲给他洗澡和换床单时才醒。
父亲的身旁是一台呼吸机，空气从他喉咙的一个孔被推入肺里。他手上的关节突出，好似雨伞的伞骨，身上能动的部分只有头和眼睛。
当父亲入睡时，我看电视上的电影。“麦克斯，你爸爸醒了。”妈妈说。我转向父亲，他正用眼睛召唤我。我坐到他的床边，用手抚摸他的前额。额头很烫，出着汗。“什么，爸爸？”我问。
父亲想说话，却只能用眼睛一刻不停地追随我。“什么？”突然间，我明白了。以前，我见过这样的表情。
五
七岁时，我第一次站在一个跳水板的边缘，害怕跳下去后无法生还。
跳水板被我70英镑的体重压得微微弯曲，身后的孩子不断催促我。我想，如果我从他们旁边退回去的话，他们肯定会大肆地嘲笑我！
在嘲笑和死亡之间，我站在跳水板上颤抖。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儿子，没事。跳下来吧。”我低下头，父亲踩着水，在等待我。
我清楚地看到，他明亮的眼睛里满含确信。未说一个字，他却准确地传达出了信息。
23年后，他眼睛里面的信息丝毫未变。他知道我害怕，因此，将逝去的他在努力安慰我。
我将脸颊贴在他瘦削的面庞上，哽咽却坚定地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没事，会好的。”
当我抬起头时，他的眼睛合上了。从此，再也没有睁开。父亲对我的最后一瞥，表达了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全部保证——“没事。”
六
望着越南纪念碑上的映像，我蓦然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和父亲的一模一样。我们都面对着人生的诸多恐惧，在煎熬、挣扎、逆境中不断成长。
而从始至终，我们必须心怀一个信念：当转过转角，总会邂逅一些美妙与神奇！
我只能在华盛顿特区停留一天。但如果不参观越战纪念碑，我无法离去。
灰蒙蒙的天空下着绵绵细雨。我紧了紧衣领，走下一条倾斜的人行道。它就在那里，我们这代人的哭墙。
视线所及处，黑色的大理石上雕刻着一个又一个牺牲士兵的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位丧夫的妻子、一位心痛的母亲和一个无父的孩子。
在我的脚边，放着一束束浸着雨水、结着白霜的玫瑰。我身后有一对夫妇，他们手拿地图，正在寻找一个名字。“找到它了吗？”我听到女士问，“每个名字都有一个序号。”
是的，每个名字都有一个序号，每个序号迟早都会被叫到。
一会儿，我放松了注意力，开始凝视闪闪生辉的大理石。这样做时，我看到了自己的映像。它提醒我，既然活着，就也会死去。有一天，我的名字也将刻在一块石碑上。
无疑，死亡是人生最痛楚、最艰难的部分，但当你接受、承认并超越了它时，饱满的生之喜悦便能重新回归心灵。
二
作为一名作家和牧师，我总提醒人们，艰难时期可以帮助你完成伟大的事情。
有一次，一位女士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抽泣地诉说着丈夫想与她离婚，并问了我许多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想，她需要的远远多于希望。
“当我们最糟糕的时候，上帝最尽力。”我告诉她，“准备好，你可能迎来一个惊喜！”相较于幸福，我们在生活的考验里学到的东西更多。
几年前，我妻子德娜莲还在与沮丧抗争。她的生活喧闹、忙碌，三个上小学的孩子和一个不知何时能走下飞机、待在家中的丈夫，使她的日子日益下滑，一天比一天灰暗。
一个星期天，当沮丧令她窒息时，她几乎是将自己和孩子拖进教堂的。
朋友、熟人和几乎不相识的教会成员走过来，对我妻子说：“很高兴见到你，还好吗？”
我妻子没有回避，坦诚地回答每一个发问者，说：“不好。我非常沮丧，感觉被压力吞没了。”
这样一来，礼貌性的简短问候变成了发自内心的交谈。当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获得几十个人的祝福、支持。
每当回忆起那个周日早晨，我妻子都会说，在人生最黑暗的一天，她发现了人们之间真挚的友爱。
三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最善良之人。父亲是西德州的一位油田技师，高中未毕业，没上过大学，但他学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技能——倾听。
我的叔叔卡尔双耳失聪，不会讲话。六十多年来，他是在沉默与寂静中度过的，有声世界的人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
但父亲知道。他不怕麻烦地学习手语，以便与弟弟交流。只要爸爸一走进房间，卡尔的脸上立刻放出光彩。两个人会找一个角落，双手飞舞地热烈交谈。卡尔的灿烂微笑，表明了他的感激。
爱是倾听，父亲倾听了卡尔的心声。
四
父亲在近70岁时退休，他和妈妈买了辆旅行拖车。他们的计划是走遍美国的国家公园。至于我，我梦想与妻子到巴西工作。
但当我们准备好出发时，父亲却被诊断出患了ALS（格雷克氏症），一种痛苦、致命的运动神经元疾病。几个月内，他便不能进食、自己穿衣和洗澡了。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妻子和我已决定不去巴西，我们要留下来照顾他。他写了回信，信纸上只有两个几乎是刻上去的字，“不！去！”其后两个大大的感叹号。
我在巴西期间，父亲的情况更糟了，但他一直试图教导我。在疾病夺去他书写能力之前，他写来了最后一封信。不整齐的字行，大小不一的字母：
“麦克斯，无论发生什么，你和妻子都要一直在一起……我希望最后一次看到你。深爱你的，爸爸。”
我立刻飞回来，日夜陪护在他的床前。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只有当母亲给他洗澡和换床单时才醒。
父亲的身旁是一台呼吸机，空气从他喉咙的一个孔被推入肺里。他手上的关节突出，好似雨伞的伞骨，身上能动的部分只有头和眼睛。
当父亲入睡时，我看电视上的电影。“麦克斯，你爸爸醒了。”妈妈说。我转向父亲，他正用眼睛召唤我。我坐到他的床边，用手抚摸他的前额。额头很烫，出着汗。“什么，爸爸？”我问。
父亲想说话，却只能用眼睛一刻不停地追随我。“什么？”突然间，我明白了。以前，我见过这样的表情。
五
七岁时，我第一次站在一个跳水板的边缘，害怕跳下去后无法生还。
跳水板被我70英镑的体重压得微微弯曲，身后的孩子不断催促我。我想，如果我从他们旁边退回去的话，他们肯定会大肆地嘲笑我！
在嘲笑和死亡之间，我站在跳水板上颤抖。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儿子，没事。跳下来吧。”我低下头，父亲踩着水，在等待我。
我清楚地看到，他明亮的眼睛里满含确信。未说一个字，他却准确地传达出了信息。
23年后，他眼睛里面的信息丝毫未变。他知道我害怕，因此，将逝去的他在努力安慰我。
我将脸颊贴在他瘦削的面庞上，哽咽却坚定地说出他希望听到的话：“没事，会好的。”
当我抬起头时，他的眼睛合上了。从此，再也没有睁开。父亲对我的最后一瞥，表达了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全部保证——“没事。”
六
望着越南纪念碑上的映像，我蓦然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和父亲的一模一样。我们都面对着人生的诸多恐惧，在煎熬、挣扎、逆境中不断成长。
而从始至终，我们必须心怀一个信念：当转过转角，总会邂逅一些美妙与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