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又是一年高考时，让我们把镜头拉回过往的年代，听那些曾经辛苦备战的“老考生”们讲述和高考相关的形形色色的故事，心中别有一番感受。
50年代：档案里的处分，让史庆斌没有上成大学
1959年，史庆斌从山西省晋中市一所高中毕业后，去太谷县参加了全国高考。高考结束后，他感觉很不错，主要原因有三个：平时学习成绩不错，尤其语文是他的强项，作文写得特别满意；他是共青团员，担任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政治上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年大学扩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招生人数比较多的一年。当时史庆斌报的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和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然而，史庆斌名落孙山，连高中毕业证也没发。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当时史庆斌真是欲哭无泪。直到1976年，史庆斌参加工作时，才从档案中找到谜底。在“团员处分审批表错误事实”一栏里写了几条：支持右派分子、写反动文章……在“被处分人意见”一栏里，写着“接受处分”，并盖有他的图章。
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想起来史庆斌仍然感慨万千，思绪也回到了那个年代。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号召人们提意见时（也就是所谓的“大鸣大放”），一位老师在“鸣放会”上写了一篇《迎风尽忠言》的文章，给学校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针对一名学校中层干部。结果，以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被定为右派。那位老师写一笔好字，不少同学业余时间跟他学习。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位老师质问：“为什么跟他学书法？字写得再好，也是出自坏人之手……”他当场说了一句“学书法没错吧”，就这句话被定为支持右派分子。
“反右”前夕，史庆斌和班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办了一个墙报叫“春荀”（寓意文学青年快速成长），专门发表同学们的一些习作和其他文章。班里一名同学写了一篇《为小品文杀出一条血路来》，学校说这篇文章影射了个别领导，结果被定为“毒草”。这棵“毒草”也安在他头上，那名同学也被学校除名。
从“反右”开始到高考名落孙山，近两年的时间内，从来没人通知史庆斌被开除团籍。按规定，团员处分审批表中，有些栏目的内容，必须由受处分人亲自填写，还必须盖章。然而，那些“错误”内容完全是别人代写的。
史庆斌班里当时共52名同学，因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者多达15人。有些学生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而与大学擦肩而过。其实他们学习很好，真的很可惜。
那个年代的高考，要和很多特殊的“标签”挂在一起，真的误了很多人的青春。
60年代：电台播报“招生推迟半年”，没想到国人一等就是10多年
1966年，闫琦圣在山西省忻县中学读高三。五六月份的时候，正是高考复习如火如荼的阶段。学校对高三学生的纪律要求已不像往常严格，除了老师组织一些集中辅导外，基本可以自主安排。为了打好这最后的攻坚战，每个同学都做到了分秒必争，就连上下学途中也要拿着书边走边看。有些同学为节约时间，改走读为住校。有些同学干脆在学校围墙根的茂密树丛里，用树枝围起一个个小窝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苦学。
那个年代的主流思想认为，高等学校的招生是关系到培养又红又专的青年建设人才的问题，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因此，要求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高考政治审查工作。根正苗红的考生能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家庭出身变相成为学生的一种社会身份。由于闫琦圣的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老党员，他和其他40多名同学被学校列为机密学校优先录取的对象。当年闫骑圣报的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一般院校是北京测绘学院。此外，他还被学校推荐为新华社选拔的7名机要人员之一。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闫琦圣和那些同学做完高考体检和志愿填报，等待7月1日参加考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17日，全年级同学刚听完政治老师在学校大礼堂的最后一次重点辅导，学校的广播里就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实际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谁也没想到，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考试制度，会在一瞬间停歇。同学们的内心是深深的失落，但表现出来的却各不相同。莘莘学子的韶华岁月和高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光辉使命，成为那场运动悲凉而昂贵的“祭品”。
高考制度恢复后，有部分同学重新走进考场，实现了当年的愿望。
时至今日，那段记忆依然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无法磨灭的印记。
70年代：紧张的复习阶段，白天仍“打麦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来自山西太原的史志强参加了考试，至今回忆起来他心中仍有少许的酸痛。那是一场精神的洗礼。
之前，史志强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挣钱补贴家用。他父亲的命很苦，中年丧妻，母亲扔下包括他在内的6个孩子走了，虽然有奶奶为全家缝缝补补，但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都需要他父亲一个人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听说史志强将要参加高考，嘴上没说什么，但他能看出来父亲很不高兴，奶奶也一样，不冷不热的。史志强不怪家人，因为眼看着哺育的一群孩子中，他这个家里的老大才顶上事，突然间又有了变故的可能，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那时，不只是家人不支持史志强参加高考，连父老乡亲们也不看重它。“文革”之前，主要是突出政治和搞阶级斗争，不怎么注重文化。尤其是农村，上的学再高也似乎没用，到头来都回来摆弄土坷垃。“算了吧！毕竟我们丢开书本好长时间了，再接轨很难。再说即使榜上有名，前景也未必美好。”一个高中同学给他泼冷水。
史志强坚定信念不动摇，偷偷报了名，在随后不多的复习时间里拼命学习。很多课本缺失严重，他便把弟弟妹妹的课本当成了宝贝。半夜三更，他多次上门打扰数学老师和史地老师。因为要考的几门科目里，政治和语文自己有把握，剩下的功课需要向她们请教。当时，史志强身上披着“两张皮”——那年高考选在了12月，天气寒冷，他干活从不缺席，白天要去麦场上“打麦子”，或者推上平车拉马粪，目的是遮挡住家里家外人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出自己的“异想天开”；晚上，就找个小屋，挑灯夜战，做习题、背公式。反正父亲睡了，也不知干什么。直到史志强兴奋地走进考场，全家人才惊呼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好。
艰难备考的岁月，史志强永远忘不了。
80年代：分数下来，乡村沸腾了
一个读书人一生中有许多次考试，诸如小学会考、初中会考、高中会考，在这许许多多的考试中，白建军认为唯有高考最为关键，它是人生的转折点，尤其对农村孩子来说，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是命运的转折和人生的初定。此前无论是多么贫穷、卑微的一个人，从此可能会变得踌躇满志，前途一片光明。这或许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人向往高考的原因之一。
1988年，白建军从山西省浑源县一所高中毕业。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农民，读高中为的就是高考。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高考对人的命运十分关键，考上了，一步登天，转户口、进城、工作等，人生的一系列重大事情全包含在一张录取通知书里，所以，那时的高考含金量特别高。
对白建军来说，高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他家世代务农，父亲根本不相信他能脱离农村。就在高考前夕，白建军和父亲还有过一次对话，父亲这样告诫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学打洞，农民的孩子天生就是农民，异想天开地想成为城里人，根本不可能。那时的他尽管心高气傲，但在高考这件事上也没有太多的把握，但他告诉父亲，他必须试一试，试过才会甘心。白建军甚至答应父亲，一旦考不上，马上回来和父亲一起种地，最终他考上了大学。
白建军的父亲是思想比较保守的人，祖祖辈辈的农民世家让父亲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父亲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农民就应该固定在土地上，而农村孩子浅尝辄止地读书既靠不住也不踏实。但白建军不认同，他认为自己考上大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改变了父亲的固执思想，之后，弟弟妹妹在学习方面不仅得到了鼓励，而且得到了家庭强有力的支持，他们日后一个个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白建军认为源于他开了先河。
那一年，高考分数下来时，白建军所在的那个小小农家，他所在的那个大乡村，他所在的那个大家族，处处洋溢着快乐和幸福。
50年代：档案里的处分，让史庆斌没有上成大学
1959年，史庆斌从山西省晋中市一所高中毕业后，去太谷县参加了全国高考。高考结束后，他感觉很不错，主要原因有三个：平时学习成绩不错，尤其语文是他的强项，作文写得特别满意；他是共青团员，担任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政治上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年大学扩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招生人数比较多的一年。当时史庆斌报的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和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然而，史庆斌名落孙山，连高中毕业证也没发。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当时史庆斌真是欲哭无泪。直到1976年，史庆斌参加工作时，才从档案中找到谜底。在“团员处分审批表错误事实”一栏里写了几条：支持右派分子、写反动文章……在“被处分人意见”一栏里，写着“接受处分”，并盖有他的图章。
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想起来史庆斌仍然感慨万千，思绪也回到了那个年代。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号召人们提意见时（也就是所谓的“大鸣大放”），一位老师在“鸣放会”上写了一篇《迎风尽忠言》的文章，给学校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针对一名学校中层干部。结果，以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被定为右派。那位老师写一笔好字，不少同学业余时间跟他学习。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位老师质问：“为什么跟他学书法？字写得再好，也是出自坏人之手……”他当场说了一句“学书法没错吧”，就这句话被定为支持右派分子。
“反右”前夕，史庆斌和班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办了一个墙报叫“春荀”（寓意文学青年快速成长），专门发表同学们的一些习作和其他文章。班里一名同学写了一篇《为小品文杀出一条血路来》，学校说这篇文章影射了个别领导，结果被定为“毒草”。这棵“毒草”也安在他头上，那名同学也被学校除名。
从“反右”开始到高考名落孙山，近两年的时间内，从来没人通知史庆斌被开除团籍。按规定，团员处分审批表中，有些栏目的内容，必须由受处分人亲自填写，还必须盖章。然而，那些“错误”内容完全是别人代写的。
史庆斌班里当时共52名同学，因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者多达15人。有些学生因为家庭是富农成分而与大学擦肩而过。其实他们学习很好，真的很可惜。
那个年代的高考，要和很多特殊的“标签”挂在一起，真的误了很多人的青春。
60年代：电台播报“招生推迟半年”，没想到国人一等就是10多年
1966年，闫琦圣在山西省忻县中学读高三。五六月份的时候，正是高考复习如火如荼的阶段。学校对高三学生的纪律要求已不像往常严格，除了老师组织一些集中辅导外，基本可以自主安排。为了打好这最后的攻坚战，每个同学都做到了分秒必争，就连上下学途中也要拿着书边走边看。有些同学为节约时间，改走读为住校。有些同学干脆在学校围墙根的茂密树丛里，用树枝围起一个个小窝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苦学。
那个年代的主流思想认为，高等学校的招生是关系到培养又红又专的青年建设人才的问题，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因此，要求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高考政治审查工作。根正苗红的考生能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家庭出身变相成为学生的一种社会身份。由于闫琦圣的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老党员，他和其他40多名同学被学校列为机密学校优先录取的对象。当年闫骑圣报的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一般院校是北京测绘学院。此外，他还被学校推荐为新华社选拔的7名机要人员之一。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闫琦圣和那些同学做完高考体检和志愿填报，等待7月1日参加考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6月17日，全年级同学刚听完政治老师在学校大礼堂的最后一次重点辅导，学校的广播里就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实际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谁也没想到，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考试制度，会在一瞬间停歇。同学们的内心是深深的失落，但表现出来的却各不相同。莘莘学子的韶华岁月和高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光辉使命，成为那场运动悲凉而昂贵的“祭品”。
高考制度恢复后，有部分同学重新走进考场，实现了当年的愿望。
时至今日，那段记忆依然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无法磨灭的印记。
70年代：紧张的复习阶段，白天仍“打麦子”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来自山西太原的史志强参加了考试，至今回忆起来他心中仍有少许的酸痛。那是一场精神的洗礼。
之前，史志强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挣钱补贴家用。他父亲的命很苦，中年丧妻，母亲扔下包括他在内的6个孩子走了，虽然有奶奶为全家缝缝补补，但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都需要他父亲一个人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听说史志强将要参加高考，嘴上没说什么，但他能看出来父亲很不高兴，奶奶也一样，不冷不热的。史志强不怪家人，因为眼看着哺育的一群孩子中，他这个家里的老大才顶上事，突然间又有了变故的可能，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那时，不只是家人不支持史志强参加高考，连父老乡亲们也不看重它。“文革”之前，主要是突出政治和搞阶级斗争，不怎么注重文化。尤其是农村，上的学再高也似乎没用，到头来都回来摆弄土坷垃。“算了吧！毕竟我们丢开书本好长时间了，再接轨很难。再说即使榜上有名，前景也未必美好。”一个高中同学给他泼冷水。
史志强坚定信念不动摇，偷偷报了名，在随后不多的复习时间里拼命学习。很多课本缺失严重，他便把弟弟妹妹的课本当成了宝贝。半夜三更，他多次上门打扰数学老师和史地老师。因为要考的几门科目里，政治和语文自己有把握，剩下的功课需要向她们请教。当时，史志强身上披着“两张皮”——那年高考选在了12月，天气寒冷，他干活从不缺席，白天要去麦场上“打麦子”，或者推上平车拉马粪，目的是遮挡住家里家外人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出自己的“异想天开”；晚上，就找个小屋，挑灯夜战，做习题、背公式。反正父亲睡了，也不知干什么。直到史志强兴奋地走进考场，全家人才惊呼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如此好。
艰难备考的岁月，史志强永远忘不了。
80年代：分数下来，乡村沸腾了
一个读书人一生中有许多次考试，诸如小学会考、初中会考、高中会考，在这许许多多的考试中，白建军认为唯有高考最为关键，它是人生的转折点，尤其对农村孩子来说，高中毕业考上大学，是命运的转折和人生的初定。此前无论是多么贫穷、卑微的一个人，从此可能会变得踌躇满志，前途一片光明。这或许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人向往高考的原因之一。
1988年，白建军从山西省浑源县一所高中毕业。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农民，读高中为的就是高考。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高考对人的命运十分关键，考上了，一步登天，转户口、进城、工作等，人生的一系列重大事情全包含在一张录取通知书里，所以，那时的高考含金量特别高。
对白建军来说，高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他家世代务农，父亲根本不相信他能脱离农村。就在高考前夕，白建军和父亲还有过一次对话，父亲这样告诫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学打洞，农民的孩子天生就是农民，异想天开地想成为城里人，根本不可能。那时的他尽管心高气傲，但在高考这件事上也没有太多的把握，但他告诉父亲，他必须试一试，试过才会甘心。白建军甚至答应父亲，一旦考不上，马上回来和父亲一起种地，最终他考上了大学。
白建军的父亲是思想比较保守的人，祖祖辈辈的农民世家让父亲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父亲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农民就应该固定在土地上，而农村孩子浅尝辄止地读书既靠不住也不踏实。但白建军不认同，他认为自己考上大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改变了父亲的固执思想，之后，弟弟妹妹在学习方面不仅得到了鼓励，而且得到了家庭强有力的支持，他们日后一个个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白建军认为源于他开了先河。
那一年，高考分数下来时，白建军所在的那个小小农家，他所在的那个大乡村，他所在的那个大家族，处处洋溢着快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