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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进退和反复可能就是国企的“宿命”。
先从国企存在的意义讲起。给定国有企业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这是个久经考验的经济学命题），国企为什么不退出市场经济？一种教科书式的说法是市场失灵。不过，大多数市场失灵都可以用经济政策或管制纠正，真正需要国家所有制来解决的市场失灵并不多。
有人讲国企缴税多，这种说法也有问题。考虑国有企业从银行和政府获得的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国家很可能还是吃亏的一方。比如，以单位资本计算税率，国有工业企业的税负就会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
又不知从何时开始，把国企“做大做强”成了口号。背后的潜台词是“做大做强”之后，国有企业可以比非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因此也就没有探讨国企存在意义的必要了。这几年国企的确是做大了，中国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Fortune Global 500榜上的个位数膨胀到现在的7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国企）。不过，“做大”并不意味着“做强”，除少数明星国企，大多数国企在“做大”后对参与全球竞争兴致缺缺（花钱采购除外）。
国企存在的意义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从经济逻辑讲，国企存在是成本大于收益，而从政治逻辑讲，对于领导层，国企存在是收益大于成本。在国有经济陷入绝境的二十年前，国企运行成本太高：半数以上的国企在亏损、数以千万计的冗员、国有银行30%以上的坏账率。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相同工业行业（按两位数行业代码划分）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二。
不过，根据我和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谢长泰过去几年的研究，国企改革的确取得了不小成就。劳动生产率比例从过去的三分之二上升到2007年以来120%左右的水平，即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同行业非国有企业还要高两成。但是，劳动生产率不一定反映生产效率。就衡量生产效率的通用指标TFP而言，2007年国有企业的中位数依然比非国有企业低四成左右。
所以，值得骄傲的恐怕不是国企现在的“强大”，而是国企在过去20年间对非国有企业的追赶。就生产效率而言，1998年国有企业TFP的中位数只有非国有企业的48%，而2007年上升到61%。但是，国企效率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市场。还是根据我和长泰的研究，减少冗员和加强国企之间的竞争是提升国企效率的重要途径，而要做到这两点，恐怕都离不开市场。
“螺旋式上升的历史”是我中学时代学习唯物辩证法的一句名言，套在国企改革身上，倒是蛮恰当的。国企搞不好的时候，改革是主旋律，国企搞好了一些，想深化改革就千难万阻。
在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今天，国企改革如果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路倒退回那灰暗的90年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国企存在的逻辑和国企改革的历程，似乎预示着国企改革只有再次到了困难时期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但愿这样的“螺旋式”变化不会太拖累中国经济，也但愿这是个“螺旋式的上升”而非“螺旋式的下降”。
先从国企存在的意义讲起。给定国有企业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这是个久经考验的经济学命题），国企为什么不退出市场经济？一种教科书式的说法是市场失灵。不过，大多数市场失灵都可以用经济政策或管制纠正，真正需要国家所有制来解决的市场失灵并不多。
有人讲国企缴税多，这种说法也有问题。考虑国有企业从银行和政府获得的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国家很可能还是吃亏的一方。比如，以单位资本计算税率，国有工业企业的税负就会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
又不知从何时开始，把国企“做大做强”成了口号。背后的潜台词是“做大做强”之后，国有企业可以比非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因此也就没有探讨国企存在意义的必要了。这几年国企的确是做大了，中国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Fortune Global 500榜上的个位数膨胀到现在的7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国企）。不过，“做大”并不意味着“做强”，除少数明星国企，大多数国企在“做大”后对参与全球竞争兴致缺缺（花钱采购除外）。
国企存在的意义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从经济逻辑讲，国企存在是成本大于收益，而从政治逻辑讲，对于领导层，国企存在是收益大于成本。在国有经济陷入绝境的二十年前，国企运行成本太高：半数以上的国企在亏损、数以千万计的冗员、国有银行30%以上的坏账率。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相同工业行业（按两位数行业代码划分）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二。
不过，根据我和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谢长泰过去几年的研究，国企改革的确取得了不小成就。劳动生产率比例从过去的三分之二上升到2007年以来120%左右的水平，即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同行业非国有企业还要高两成。但是，劳动生产率不一定反映生产效率。就衡量生产效率的通用指标TFP而言，2007年国有企业的中位数依然比非国有企业低四成左右。
所以，值得骄傲的恐怕不是国企现在的“强大”，而是国企在过去20年间对非国有企业的追赶。就生产效率而言，1998年国有企业TFP的中位数只有非国有企业的48%，而2007年上升到61%。但是，国企效率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市场。还是根据我和长泰的研究，减少冗员和加强国企之间的竞争是提升国企效率的重要途径，而要做到这两点，恐怕都离不开市场。
“螺旋式上升的历史”是我中学时代学习唯物辩证法的一句名言，套在国企改革身上，倒是蛮恰当的。国企搞不好的时候，改革是主旋律，国企搞好了一些，想深化改革就千难万阻。
在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今天，国企改革如果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路倒退回那灰暗的90年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国企存在的逻辑和国企改革的历程，似乎预示着国企改革只有再次到了困难时期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但愿这样的“螺旋式”变化不会太拖累中国经济，也但愿这是个“螺旋式的上升”而非“螺旋式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