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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复旦大学原校长陈望道先生不仅是一位教育学家，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在语言学、修辞学等众多领域的学者气质让他在学界备受瞩目。履职复旦大学校长后，他全心全意为学校师资、教学、科研等工作殚尽竭虑，形成了丰富的高等教育思想。
关键词：陈望道；高等教育思想；复旦大学
陈望道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语言学家，民盟中央副主席。1891年生于浙江义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陈望道早年曾在金华中学求学，后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主修文学、哲学等课程。回国后，陈望道执教复旦大学，执教足迹遍布中文系、新闻系、文学院，为复旦大学乃至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献出了一生的精力。此外，陈望道还担任过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复旦大学校长，是这所百年名校名副其实的最大功臣之一。
一、钻研修辞学，归国执教印
当后辈研究陈望道的高等教育思想时，最深切的感受之一是，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学家，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和丰硕的成果。二十世纪初期，年纪轻轻的陈望道就完成了《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作为法讲义》等高水平的著述。从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陈望道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修辞学、美学、逻辑学等多个学科都是他所擅长的，这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学界是十分罕见的。尤其是陈望道于1932年完成的《修辞学发凡》，这是一部对中国汉语言学而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是汉语言学中修辞学研究发展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凭借这部宏著，陈望道一举奠定了他在我国语言学、修辞学领域崇高的学术威望。
陈望道的学养与他从小喜爱读书有很大的关系。《论语》、《大学》、《中庸》等传统典籍在少年陈望道手中早已翻旧。而他的两位舅舅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其中一位文笔流畅、简洁、清丽、明了，偏向于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深奥的古籍理韵。另一位则刚好相反，其文笔华丽、浓墨重彩、注重韵律、讲究修辞，尤其是喜欢在酒后创作意境豪放的诗词。在这两位文采极佳又文风各异的舅舅的熏陶下，陈望道逐渐悟出了汉语言修辞学的魅力。即便是不喜修辞、喜简洁明了行文的那位舅舅，在陈望道看来也是修辞学的高手，他只是在修辞上表面上很消极，但实际却具有非同一般的修辞效果。
上世纪初，陈望道曾获得了留学日本的机会，他丝毫不想放过如此难得的机会，在入读早稻田大学后更加勤于学术研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文学、修辞学是最负盛名的学科之一。诸如坪内逍遥、岛村龙太郎、五十岚力等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几位修辞学家都在早稻田大学执教。分别出自上述三位的专著《美辞论稿》、《新美辞学》、《修辞学讲话》在日本修辞学界被视为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最具学术代表性。尽管陈望道在这所世界级名校没有以修辞学为专业，但他本人深厚的学术功底、学校浓烈的学术气氛与优质的学术环境，让他对修辞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吸引他在专业学习之外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用于修辞学研究。从日本留学归国后，陈望道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刚成为大学教师，他便为复旦大学开设了一门新课程——修辞学，并专心致志创作完成了《修辞学发凡》。1923年，这部著作就已经通过油印面世了，但直到快十年后的1932年才付梓出版。在出版前，《修辞学发凡》的油印稿曾经历了五次大的修改，并被冯三昧、熊昌翼、田汉、章铁民等修辞学学者在课堂上试教过。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在一边试教、一边修订、一边油印、再一边试教的过程中不斷被完善的。
在谈到对修辞学的兴趣来源以及主张推广修辞学课程的原因时，陈望道说道：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西学东渐的潮流一直没有停止过，于是出现了不少以西学为纲人，他们身上总或多或少有一些崇洋媚外的影子，对中国文化、文学、文字大放批评言辞，说中文根本比不上英文；与此同时，虽然八股文已经被彻底否定，但是白话文体系尚未健全，很多白话文方面的东西还在探索建设当中，毋庸说学生，就连老师都不一定能将白话文使用准确。有鉴于此，陈望道坚信，在那个“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修辞学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向学生传授如何在文章创作中正确运用修辞是修辞学课程亟需解决的重任。陈望道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不仅是对修辞学这门学科而言的，更是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空白，让学界高度认可了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涵养。1952年，他走上复旦大学的校长之位，在此后二十多年生涯中无怨无悔地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教育顾国情，平易求团结
陈望道也是最早的一批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领导，也是中国建设事业的顶梁柱，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开展。自从承担起复旦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陈望道便始终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正确领导，并对党的领导无限忠诚。他履职校长一职开始，复旦大学就坚决施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校长的陈望道只要遇到重要的人事任免、教育大政方针、学校办学政策等问题或事务，都会将其提交至校党委会集体讨论、集体决定，自己从不搞一言堂。在陈望道的领导下，复旦大学始终沿着正确的教育方向发展，高等教育成就有目共睹。
陈望道一心扑在教育上，并有意识地定期考察国家的教育发展实情，再回头根据实际情况为学校订立规章制度。履职复旦大学校长没多久，陈望道便遭遇了一个十分为难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苏联在教育经验。究竟是不顾中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还是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办出有自己特色的高等教育。这个问题不仅是复旦大学才面临的问题，而是全国所有教育系统及其他社会主义事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高等教育经验还十分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苏联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是必要的。然而，把与教育相关的苏联经验不假思索地一味搬到中国显然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以苏联学校作息制度为例，苏联的做法是六节一贯制，即一个上午学生要连续学习六节课，期间的休息时间非常短。这种作息时间引入中国后，陈望道指出，它显然与中国国情是相悖的。“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学生们，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作息习惯，抑或是用餐规律都有很大不同，如此不顾中苏差别的照抄照搬，是非常错误的。”陈望道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教育部门向上反映，很快得到了答复：教育部门要立即纠正六节一贯制。
关键词：陈望道；高等教育思想；复旦大学
陈望道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语言学家，民盟中央副主席。1891年生于浙江义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陈望道早年曾在金华中学求学，后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主修文学、哲学等课程。回国后，陈望道执教复旦大学，执教足迹遍布中文系、新闻系、文学院，为复旦大学乃至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献出了一生的精力。此外，陈望道还担任过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复旦大学校长，是这所百年名校名副其实的最大功臣之一。
一、钻研修辞学，归国执教印
当后辈研究陈望道的高等教育思想时，最深切的感受之一是，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学家，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和丰硕的成果。二十世纪初期，年纪轻轻的陈望道就完成了《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作为法讲义》等高水平的著述。从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陈望道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修辞学、美学、逻辑学等多个学科都是他所擅长的，这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学界是十分罕见的。尤其是陈望道于1932年完成的《修辞学发凡》，这是一部对中国汉语言学而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是汉语言学中修辞学研究发展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凭借这部宏著，陈望道一举奠定了他在我国语言学、修辞学领域崇高的学术威望。
陈望道的学养与他从小喜爱读书有很大的关系。《论语》、《大学》、《中庸》等传统典籍在少年陈望道手中早已翻旧。而他的两位舅舅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其中一位文笔流畅、简洁、清丽、明了，偏向于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深奥的古籍理韵。另一位则刚好相反，其文笔华丽、浓墨重彩、注重韵律、讲究修辞，尤其是喜欢在酒后创作意境豪放的诗词。在这两位文采极佳又文风各异的舅舅的熏陶下，陈望道逐渐悟出了汉语言修辞学的魅力。即便是不喜修辞、喜简洁明了行文的那位舅舅，在陈望道看来也是修辞学的高手，他只是在修辞上表面上很消极，但实际却具有非同一般的修辞效果。
上世纪初，陈望道曾获得了留学日本的机会，他丝毫不想放过如此难得的机会，在入读早稻田大学后更加勤于学术研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文学、修辞学是最负盛名的学科之一。诸如坪内逍遥、岛村龙太郎、五十岚力等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几位修辞学家都在早稻田大学执教。分别出自上述三位的专著《美辞论稿》、《新美辞学》、《修辞学讲话》在日本修辞学界被视为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最具学术代表性。尽管陈望道在这所世界级名校没有以修辞学为专业，但他本人深厚的学术功底、学校浓烈的学术气氛与优质的学术环境，让他对修辞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吸引他在专业学习之外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用于修辞学研究。从日本留学归国后，陈望道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刚成为大学教师，他便为复旦大学开设了一门新课程——修辞学，并专心致志创作完成了《修辞学发凡》。1923年，这部著作就已经通过油印面世了，但直到快十年后的1932年才付梓出版。在出版前，《修辞学发凡》的油印稿曾经历了五次大的修改，并被冯三昧、熊昌翼、田汉、章铁民等修辞学学者在课堂上试教过。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在一边试教、一边修订、一边油印、再一边试教的过程中不斷被完善的。
在谈到对修辞学的兴趣来源以及主张推广修辞学课程的原因时，陈望道说道：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西学东渐的潮流一直没有停止过，于是出现了不少以西学为纲人，他们身上总或多或少有一些崇洋媚外的影子，对中国文化、文学、文字大放批评言辞，说中文根本比不上英文；与此同时，虽然八股文已经被彻底否定，但是白话文体系尚未健全，很多白话文方面的东西还在探索建设当中，毋庸说学生，就连老师都不一定能将白话文使用准确。有鉴于此，陈望道坚信，在那个“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修辞学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向学生传授如何在文章创作中正确运用修辞是修辞学课程亟需解决的重任。陈望道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不仅是对修辞学这门学科而言的，更是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空白，让学界高度认可了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涵养。1952年，他走上复旦大学的校长之位，在此后二十多年生涯中无怨无悔地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教育顾国情，平易求团结
陈望道也是最早的一批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领导，也是中国建设事业的顶梁柱，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开展。自从承担起复旦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陈望道便始终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正确领导，并对党的领导无限忠诚。他履职校长一职开始，复旦大学就坚决施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校长的陈望道只要遇到重要的人事任免、教育大政方针、学校办学政策等问题或事务，都会将其提交至校党委会集体讨论、集体决定，自己从不搞一言堂。在陈望道的领导下，复旦大学始终沿着正确的教育方向发展，高等教育成就有目共睹。
陈望道一心扑在教育上，并有意识地定期考察国家的教育发展实情，再回头根据实际情况为学校订立规章制度。履职复旦大学校长没多久，陈望道便遭遇了一个十分为难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苏联在教育经验。究竟是不顾中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还是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办出有自己特色的高等教育。这个问题不仅是复旦大学才面临的问题，而是全国所有教育系统及其他社会主义事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高等教育经验还十分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苏联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是必要的。然而，把与教育相关的苏联经验不假思索地一味搬到中国显然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以苏联学校作息制度为例，苏联的做法是六节一贯制，即一个上午学生要连续学习六节课，期间的休息时间非常短。这种作息时间引入中国后，陈望道指出，它显然与中国国情是相悖的。“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学生们，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作息习惯，抑或是用餐规律都有很大不同，如此不顾中苏差别的照抄照搬，是非常错误的。”陈望道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教育部门向上反映，很快得到了答复：教育部门要立即纠正六节一贯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