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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和医疗》出版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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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史杂志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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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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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毗邻南亚、东南亚,自19世纪末,西方医学随着传教士进入云南。对云南乃至中国内陆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医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是由粗通医药常识的传教士随身携带一些常用西药,在传教途中发现病人则对症下药,通过实际疗效争取信徒。20世纪初,天主教、基督教开始在云南创建教会医院,1901年创建“大法施医院”,1902年创建“福滇医院”,此后,云南各地兴办了不少教会医院。各教会医院
19世纪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医院,确立了医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型医患关系。从当时中国人对传教士医生的感恩情怀,便知在早期中国的教会医院里,医患关系相对良好。1820—1860年,教会医院完全由西方基督教控制,其良好医患关系的形成是基督教的教化、免费医疗、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院方医疗风险规避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民国时期,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快速传入,中医脉法被认为不科学。姚心源倡导脉学复古,即恢复秦汉时期以颈、手、足三部比较诊脉的方法(简称三部脉法)。为了将脉学复古运动推向全国,姚心源、张子英编著《脉学丛书》。1937—1947年,《脉学丛书》先后出版4集,收录从理论探讨、实验研究、临证实践等方面研究三部脉法的文章29篇。脉学复古运动在当时颇有影响,其研究思路方法对当今脉学的发展仍有借鉴。
清代岭南医案中对于病者的医疗活动多有记载,从医者的笔下能够了解到病者面对疾病的心态、应对方法、择医行为、延医方式、对医者的信任程度、换医行为、药物观、宗教行为、延医以决病者死期、答谢医者与公益活动等各方面内容,可以为全面理解医疗史提供帮助。
中医药对外交流活动是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展开的。改革开放后,中医药对外交流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粗到精的过程。这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医事业发展、国际交流需求紧密相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医药对外交流政策的制定可分为3个阶段:包含于国家外交政策的框架里(1978—1985)、体现在发展中医事业政策中(1986—1996)、专门中医药对外交流政策的出现(1997之后)。从这些政策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