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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在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金融圈引起极大关注，产权市场的从业者也热切搜寻其中关于产权交易行业的描述，从中探究自身在未来要素市场化配置中的角色和定位。在笔者看来，对于这个文件，应当认清这样四个关键点：
首先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十九大以来国家着力推进的一项重大战略。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其后中央多次会议文件，均以此为基点，将这一政策深化、细化，使其能够落地。2019年10月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本次《意见》的出台并不是第一次见诸报端，早在2019年11月，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就已经通过这一文件，直到4月份正式公布全文。中央推进这一战略，主要原因在于：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经济发育已经较为充分，但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双轨制长期存在，造成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市场壁垒和社会不公，影响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这与国家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不符，对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形成制约。
其次是理清要素的概念和文件所指市场化配置的范围。所谓生产要素，是指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所必需的的要素和环境条件。狭义上的生产要素通常指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广义上的生产要素除了以上要素以外，还包括制度、组织、管理、开放等非物质要素。经济学上的要素概念也是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最初的劳动和土地“二要素理论”，到后来的劳动、土地、资本“三要素理论”，再到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组织也作为生产要素，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力资本、技术乃至制度创新都被认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生产要素的内涵和范围是个不断拓展、丰富和深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素范围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七大类，本次《意见》列明的要素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类。这其中的道理在于中央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出发，认为上述五类生产要素在当前是最具备市场化配置条件的，同时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再次是正确看待产权市场在未来要素市场化配置格局中的定位。《意见》公布后，笔者详读文件全文，有些遗憾，没有见到产权市场四个字，对国资国企改革、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也未提及，即便是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章节，也仅描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银行、证券、基金、期货等传统资本市场。但静心思考，其实也算正常。原因在于，在一行两会主导的资本市场建设中，产权市场始终处于其视野的边缘，虽然能够为传统资本市场体系提供有益补充，但尚未纳入其监管体系，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没有明确提及产权市场的功能定位。与此同时，《意见》在“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章节提到“拓展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功能”，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在国家政策的主流话语体系中，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市场应该还是纳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之列，这是一个基本现实，我们要正视。同样是在这一章节，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即提出“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要素交易平台建设”。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各政府部门会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加快搭建所负责领域的要素交易平台建设，也会吸引各类所有制、各类型企业参与其中，这将决定要素市场的未来格局。过去十几年，全国产权交易机构跑马圈地，在做好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业务的基础上，深度介入到其他各类要素交易场所建设之中，这对于未来继续参与要素市场建设有一定先发优势。但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即未来的要素市场建设路径和参与者选择，既取决于各政府主管部门的认识，也取决于参与者在资本、信息技术、风险控制、市场拓展、资源整合、人才储备等多方面的能力。从这一点说，所谓的先发优势也许优势并不明显，需要产权市场摆正心态、苦炼内功、多方使力、加强业内合作，才能在未来的市场格局中多分得一杯羹。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构建规范、高效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需要政府部门出台强力的进场交易政策。从要素交易平台建设运营的过往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配置要尤其防范“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体制机制陷阱。实践证明，要素资源配置由行政部门说了算，或者部分由政府说了算，另一部分由市场决定的二元制配置方式是不可行的;但同时，也要防范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推给市场，政府监管失位缺位。在这一方面，有正面的例子，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由32号令等文件规定纳入市场化平台公开交易，同时中央和各地国资监管部门对交易严格监管，从此有了企业国有资产交易領域的河清海晏、高效配置。也有反面的例子，一些领域的要素资源完全推给市场，任一市场化机构承办都可以，完全没有考虑市场的“负外部性”，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诚信体系、市场服务配套体系并不完善的大环境下，完全推给市场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要素资源配置陷于“低效”和“无效”。因此，我们呼吁政府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强力的要素资源进场交易制度，建立市场化的、便于监督管理的“真市场”，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规范和高效，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意见》的出台，为中国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掀开了崭新一页，这将是中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步骤，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产权市场历来以敢于突破、勇于创新著称，过往参与要素市场建设运营取得了很多成绩，我们也相信，面对这一国家战略的全面铺开，产权市场也必将有新的跨越、新的成就。
（本文为北京产权交易所推出的财经时事评论系列之十六）
首先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十九大以来国家着力推进的一项重大战略。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其后中央多次会议文件，均以此为基点，将这一政策深化、细化，使其能够落地。2019年10月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本次《意见》的出台并不是第一次见诸报端，早在2019年11月，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就已经通过这一文件，直到4月份正式公布全文。中央推进这一战略，主要原因在于：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经济发育已经较为充分，但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要素价格双轨制长期存在，造成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市场壁垒和社会不公，影响到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这与国家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不符，对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形成制约。
其次是理清要素的概念和文件所指市场化配置的范围。所谓生产要素，是指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所必需的的要素和环境条件。狭义上的生产要素通常指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广义上的生产要素除了以上要素以外，还包括制度、组织、管理、开放等非物质要素。经济学上的要素概念也是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最初的劳动和土地“二要素理论”，到后来的劳动、土地、资本“三要素理论”，再到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组织也作为生产要素，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力资本、技术乃至制度创新都被认为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生产要素的内涵和范围是个不断拓展、丰富和深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素范围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七大类，本次《意见》列明的要素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类。这其中的道理在于中央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出发，认为上述五类生产要素在当前是最具备市场化配置条件的，同时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再次是正确看待产权市场在未来要素市场化配置格局中的定位。《意见》公布后，笔者详读文件全文，有些遗憾，没有见到产权市场四个字，对国资国企改革、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也未提及，即便是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章节，也仅描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银行、证券、基金、期货等传统资本市场。但静心思考，其实也算正常。原因在于，在一行两会主导的资本市场建设中，产权市场始终处于其视野的边缘，虽然能够为传统资本市场体系提供有益补充，但尚未纳入其监管体系，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没有明确提及产权市场的功能定位。与此同时，《意见》在“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章节提到“拓展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功能”，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在国家政策的主流话语体系中，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市场应该还是纳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之列，这是一个基本现实，我们要正视。同样是在这一章节，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即提出“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要素交易平台建设”。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各政府部门会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加快搭建所负责领域的要素交易平台建设，也会吸引各类所有制、各类型企业参与其中，这将决定要素市场的未来格局。过去十几年，全国产权交易机构跑马圈地，在做好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业务的基础上，深度介入到其他各类要素交易场所建设之中，这对于未来继续参与要素市场建设有一定先发优势。但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即未来的要素市场建设路径和参与者选择，既取决于各政府主管部门的认识，也取决于参与者在资本、信息技术、风险控制、市场拓展、资源整合、人才储备等多方面的能力。从这一点说，所谓的先发优势也许优势并不明显，需要产权市场摆正心态、苦炼内功、多方使力、加强业内合作，才能在未来的市场格局中多分得一杯羹。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构建规范、高效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需要政府部门出台强力的进场交易政策。从要素交易平台建设运营的过往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配置要尤其防范“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体制机制陷阱。实践证明，要素资源配置由行政部门说了算，或者部分由政府说了算，另一部分由市场决定的二元制配置方式是不可行的;但同时，也要防范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推给市场，政府监管失位缺位。在这一方面，有正面的例子，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由32号令等文件规定纳入市场化平台公开交易，同时中央和各地国资监管部门对交易严格监管，从此有了企业国有资产交易領域的河清海晏、高效配置。也有反面的例子，一些领域的要素资源完全推给市场，任一市场化机构承办都可以，完全没有考虑市场的“负外部性”，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诚信体系、市场服务配套体系并不完善的大环境下，完全推给市场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要素资源配置陷于“低效”和“无效”。因此，我们呼吁政府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强力的要素资源进场交易制度，建立市场化的、便于监督管理的“真市场”，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规范和高效，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意见》的出台，为中国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掀开了崭新一页，这将是中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关键步骤，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产权市场历来以敢于突破、勇于创新著称，过往参与要素市场建设运营取得了很多成绩，我们也相信，面对这一国家战略的全面铺开，产权市场也必将有新的跨越、新的成就。
（本文为北京产权交易所推出的财经时事评论系列之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