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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一个冬夜，我狂奔在日本东京繁华的新宿街头，寻找一个名字奇怪的私人美术馆。这座美术馆藏有文森特·梵高作于1888年的《向日葵》。对很多人而言，去看它是一种朝拜。
我屏住呼吸走近它，轻轻在它面前坐了下来。隔着玻璃，金黄的花瓣张牙舞爪，像我的老朋友。
刚进大学时，经历过“中国式教育”的我，只希望以后能赚钱，越多越好。我知道怎么分析段意、写历史主观问答题能拿高分，却不知道如何规划未来的生活，直到我遇到梵高先生。
大二的一个晚上，清华老图书馆的顶楼放映了一部梵高的传记影片。那是一个魔法时刻。片子都是景物，梵高眼中的欧洲街道、乡村原野。全片都没有出现梵高，只是在话外音中念着他给弟弟的几百封信。
坐在银幕前，那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画家说话：“亲爱的提奥，从我的窗口看造船所的景象，真是漂亮极了。白杨林中有一条小径，白杨的苗条树身带着纤细的枝蔓，以优美的姿势，出现于灰色的天空之下……”
看完影片，当我走出图书馆，迈下石头阶梯时，夜空飘起点点小雨。忽然间，图书馆周围的所有树木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竟然能听见。世界顿时变大了。梵高在空气中问我：“你知道自己一辈子想做什么吗？你知道怎样才是不辜负生命吗？”
我骑车到学校超市的花摊，那里没有向日葵，却有四种颜色的非洲菊，金黄、肉桂红、粉红和大红。我带回寝室去，送给室友每人一朵。它们都被插在书桌前，怒放了好一阵子。
大学毕业时，我放弃了一个离家近、多金的工作，留在了北方。同寝室的婧琦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一句瑞典语也不会的她，孤身到瑞典留学。
那年后，“毕业后修行一年”、“辞职去旅行”的同龄人越来越多了，新名词“间隔年”也慢慢被社会接受。网络上一些年轻人讨论的未来不再是升官发财，更多的是怎么趁年轻追点梦，让自己不后悔。我们愿意过一种火焰燃烧般的生活。我想，没有梵高，我们不会这么勇敢地爱生活，爱尝试！
之后一晃两年，我时而收到来自法兰克福、柏林、马德里的明信片。婧琦背着包几乎走遍了欧洲，甚至，她还到了北极圈内。利用“沙发冲浪”的社交网络预约，她凭诚信睡过很多陌生人的沙发，和不同语言、肤色的朋友们萍水相逢，把酒言欢。在马德里参加项目时，宿舍窗外就是湛蓝的海，她可以跳下去游一圈再上来吃早饭。
我也没落后于她。我独自去过国内20多个省的44个市，不少是农村和山区。每到一个城市，我不是去名胜景点，而是在寻常人家的巷子里遛遛弯，抬头炊烟，低头落花。在安徽的田埂上、台州的公路上、贵州的山沟里，我坐在“摩的”后座上风驰电掣。前年，我夜入云南发生矿难的山村，紧张地把黑车的车号发短信给主编。去年12月，我走进大凉山，10个小时被颠得内脏挪位。穿越寒风和暗夜的拼命，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活法。
1890年，当梵高离开这个世界时，他37岁。生命总是短暂，但他做到的事如此伟大。请容我引用一句泛滥的泰戈尔诗句：“生如夏花。”
当年手拿非洲菊的四个姑娘，已经分散到四大洲。我在北京，时常奔波于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婧琦在瑞典，去年12月刚换了新工作；何婧飞去了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利亚高原；曼桐还在下雪的纽约奋斗。
2011年11月17日，我在怒放的向日葵面前静静望了30分钟，直到微笑的白发馆员用日语招呼我离开。本以为见到真迹会激动得流泪，但我最后只是回头笑了笑。我想，我们都在燃烧生命，向日葵丛中的梵高叔叔，你满意吗？
我屏住呼吸走近它，轻轻在它面前坐了下来。隔着玻璃，金黄的花瓣张牙舞爪，像我的老朋友。
刚进大学时，经历过“中国式教育”的我，只希望以后能赚钱，越多越好。我知道怎么分析段意、写历史主观问答题能拿高分，却不知道如何规划未来的生活，直到我遇到梵高先生。
大二的一个晚上，清华老图书馆的顶楼放映了一部梵高的传记影片。那是一个魔法时刻。片子都是景物，梵高眼中的欧洲街道、乡村原野。全片都没有出现梵高，只是在话外音中念着他给弟弟的几百封信。
坐在银幕前，那是我第一次听这个画家说话：“亲爱的提奥，从我的窗口看造船所的景象，真是漂亮极了。白杨林中有一条小径，白杨的苗条树身带着纤细的枝蔓，以优美的姿势，出现于灰色的天空之下……”
看完影片，当我走出图书馆，迈下石头阶梯时，夜空飘起点点小雨。忽然间，图书馆周围的所有树木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竟然能听见。世界顿时变大了。梵高在空气中问我：“你知道自己一辈子想做什么吗？你知道怎样才是不辜负生命吗？”
我骑车到学校超市的花摊，那里没有向日葵，却有四种颜色的非洲菊，金黄、肉桂红、粉红和大红。我带回寝室去，送给室友每人一朵。它们都被插在书桌前，怒放了好一阵子。
大学毕业时，我放弃了一个离家近、多金的工作，留在了北方。同寝室的婧琦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一句瑞典语也不会的她，孤身到瑞典留学。
那年后，“毕业后修行一年”、“辞职去旅行”的同龄人越来越多了，新名词“间隔年”也慢慢被社会接受。网络上一些年轻人讨论的未来不再是升官发财，更多的是怎么趁年轻追点梦，让自己不后悔。我们愿意过一种火焰燃烧般的生活。我想，没有梵高，我们不会这么勇敢地爱生活，爱尝试！
之后一晃两年，我时而收到来自法兰克福、柏林、马德里的明信片。婧琦背着包几乎走遍了欧洲，甚至，她还到了北极圈内。利用“沙发冲浪”的社交网络预约，她凭诚信睡过很多陌生人的沙发，和不同语言、肤色的朋友们萍水相逢，把酒言欢。在马德里参加项目时，宿舍窗外就是湛蓝的海，她可以跳下去游一圈再上来吃早饭。
我也没落后于她。我独自去过国内20多个省的44个市，不少是农村和山区。每到一个城市，我不是去名胜景点，而是在寻常人家的巷子里遛遛弯，抬头炊烟，低头落花。在安徽的田埂上、台州的公路上、贵州的山沟里，我坐在“摩的”后座上风驰电掣。前年，我夜入云南发生矿难的山村，紧张地把黑车的车号发短信给主编。去年12月，我走进大凉山，10个小时被颠得内脏挪位。穿越寒风和暗夜的拼命，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活法。
1890年，当梵高离开这个世界时，他37岁。生命总是短暂，但他做到的事如此伟大。请容我引用一句泛滥的泰戈尔诗句：“生如夏花。”
当年手拿非洲菊的四个姑娘，已经分散到四大洲。我在北京，时常奔波于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方；婧琦在瑞典，去年12月刚换了新工作；何婧飞去了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利亚高原；曼桐还在下雪的纽约奋斗。
2011年11月17日，我在怒放的向日葵面前静静望了30分钟，直到微笑的白发馆员用日语招呼我离开。本以为见到真迹会激动得流泪，但我最后只是回头笑了笑。我想，我们都在燃烧生命，向日葵丛中的梵高叔叔，你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