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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通过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产业转移，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进入新供给扩张周期，重拾增长动力
2017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二季度经济超预期，但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等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迹象，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牢固。中国经济会不会再下台阶？何时才能开启新的上升周期？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新供给形成到供给扩张的关键阶段，只有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给升级，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供给扩张的经济增长新周期。
工业社会早期，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而且政府对宏观经济缺少必要的干预，经济周期性波动剧烈。比如，从1788年英国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到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经历了十几次经济危机，每次都伴随着企业大批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和物价暴跌。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
工业社会中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工业国经济仍会出现周期性经济波动，甚至出现负增长，但经济波动的强度、对生产的破坏，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都远没有工业社会早期剧烈。比如1957年-1958年期间，美国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商品滞销、库存增长，但并未造成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失业现象，物价表现也相对温和。这个时期，经济波动的强度大幅降低，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已高度复杂和多元化，有的产业供给不足，有的产业供给过剩，成千上万的产业此消彼长，产业之间能够有效对冲。同时，相对于原先封闭的市场，贸易和分工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宏观供给和需求波动的风险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散，也有效熨平了经济的波幅。加之，“二战”以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收入分配的极端现象有所缓解，工业化成果向更多人扩散，中产阶级逐步形成，生产相对过剩不再明显。这个阶段，是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心理定律的作用下，经济表现出更为温和的“有效需求不足型”经济衰退。
“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理论和“有效需求不足型”周期理论在当时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下，都曾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在工业社会后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进入丰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房地产开发经济向物业经济转变，耐用消费品更新速度也在减缓，低值易耗的生产资料和快速消费品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高。不仅如此，宏观经济风险的特征也出现了明显变化，2008年，爆发了戰后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也没有出现经济持续负增长、大面积企业倒闭和大范围失业风潮，只表现为温和的失业率增加和经济增速下滑，这显示出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力大幅下降。
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产业结构变化、消费升级、社会再分配制度调节等因素影响下，边际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不再显著递减，而宏观经济仍然出现周期性的下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供给结构老化型”经济下行。
一个完整的新供给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供给老化等四个阶段。如果一个经济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中国经济本轮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供给老化，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持续降低，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只能创造出缩量的需求，表现为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的12.2%下降到2016年的6.7%左右。
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体现出典型的供给扩张特点，从供给结构来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带动下，钢铁、公路、房地产、汽车、家电等供给扩张行业带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08年以后，中国的供给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制造业占GDP的份额开始由升转降，服务业份额开始上升，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前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钢铁、房地产、汽车等供给扩张产业进入供给成熟阶段，尽管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财政刺激政策，但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并没有因此提升，整个经济呈现出供给成熟阶段的特征。2010年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加速下滑，钢铁、煤炭等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大量闲置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回落，经济进入供给老化阶段。
2016年以来，随着滴滴出行、共享单车等新供给的形成，中国经济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逐步提升，带动中国经济企稳。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新供给形成到供给扩张的关键阶段，以过剩产能为代表的老化供给持续退出，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升，物价水平仍有下行压力，但已经开始趋稳。
从新供给来看，华为、微信、阿里巴巴、高铁等新供给扩张产业，逐渐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龙头，新供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逐渐显现。像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新社交网络和电子娱乐、互联网约车、共享单车这样的新供给形成产业也在走向扩张，知识软产业、信息软产业、文化软产业、金融软产业和其他服务业所占比重迅速提高。2017年7月，中国新经济指数（NEI）为31.5，即新经济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为3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新兴产业投资高速增长，增速快于传统产业。2016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5个百分点。新供给、新动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以新供给为主要产业支撑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方，经济转型已初见成效。以北京为例，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0198.2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2.2%，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7%。
由于供给老化造成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降低，很多行业的产销率一度持续下行，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开始提升，产品的产销率开始企稳回升，一些基础原材料的产能利用率也开始回升。
随着老化供给持续出清，加上城镇化后期和工业化边缘扩散效应的拉动，传统产业对于经济的影响有望趋稳。物价水平仍有下行压力，但已经开始趋稳。2016年以来，CPI低位企稳，核心CPI仍稳定在2%左右的水平，未来消费总体稳定。
老化供给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逐渐减弱，新供给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逐渐凸显出来，但按照三分之一的新经济体量，每年12%左右的增速，新经济体量比现在翻一倍，还需要大概六年的时间。新兴行业从体量上和传统制造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尚不足以带动中国经济进入上行周期。在这个阶段，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牢固，如果上游大宗商品继续暴涨挤压下游企业利润、融资成本大幅抬升、房地产“灰犀牛”风险导致投资增速出现非线性下滑，使新供给形成和扩张失去良好的宏观环境支撑，有可能影响新供给扩张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上升周期的进程。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训值得高度重视。在上一轮供给扩张周期中，以汽车、家电和半导体为代表的供给扩张行业，给日本带来了长达30年的经济上升周期。但是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发展起来时，日本未能及时引导要素进入新供给形成领域，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依赖汽车、家电等老化供给，经济增长难以走出供给老化阶段，目前夏普、东芝等老化供给的代表性企业已经纷纷陷入经营困境，日本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前景。
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往往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老化供给形成冲击。iPhone创造了新的需求，相关产业链拉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而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老供给就面临着退出的命运。同样，当互联网约车等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传统出租车公司的日子就不如以前那么好过了。
既然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老供给的退出，那么所谓“去产能”、“去库存”也有其经济学逻辑上合理的一面。然而市场化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有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再有要素向回报更高的新供给部门流动，最后是供给老化的产能退出。所以，培育新供给、新动能和“去产能”、“去库存”，至少是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只有两条河流合二为一，才意味着供给升级见到了一定的成效。反之，仅仅把过剩产能或者老化的产能企业关了或停产、限产，还算不上供给升级。
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要素从供给成熟、供给老化的产业加快向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产业转移，有利于推动供给进入扩张新周期。经济进入供给扩张周期后，新供给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1个单位的供给能够创造出N个单位的有效需求。
短期来看，要放松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收成本等三大行政性供给约束，确保经济迅速恢复复苏动力。一方面，减少管制和行政垄断，放开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审批。比如北京出租车的牌照限制，造成了北京长期以来打车难、打车贵的顽疾，而滴滴出行等新供给的产生，以共享经济的方法调动了车、驾驶员等要素进入城市出行这个市场，解决了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如果能够在更多关键领域放松管制，就会释放更多生产力。另一方面，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税收成本，为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提供金融支持。按照70万亿元的企业信贷总额来计算，每降低一个点的融资成本，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可增加7000多亿元，对经济有明显的正拉动作用。减税也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每降低1个百分点的税收，就会有千万家企业扭亏为盈、焕发出勃勃生机。
長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取决于那些供给老化的产业，而取决于哪些新供给将来会创造哪些新需求，形成多大的新动能。通过解除要素的供给抑制，将会增加要素供给总量、降低要素的供给成本、提高要素供给效率、优化要素供给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全面提高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的供给总量、供给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地租和资金成本，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技术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降低制度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是供给升级的真正驱动因素，只有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通过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产业转移，进而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进入新供给扩张周期，重拾增长动力。
（作者供职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编辑：袁满）
2017年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二季度经济超预期，但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等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迹象，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牢固。中国经济会不会再下台阶？何时才能开启新的上升周期？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新供给形成到供给扩张的关键阶段，只有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供给升级，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供给扩张的经济增长新周期。
从传统周期理论到新供给经济周期
工业社会早期，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而且政府对宏观经济缺少必要的干预，经济周期性波动剧烈。比如，从1788年英国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到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西方经历了十几次经济危机，每次都伴随着企业大批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和物价暴跌。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
工业社会中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工业国经济仍会出现周期性经济波动，甚至出现负增长，但经济波动的强度、对生产的破坏，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都远没有工业社会早期剧烈。比如1957年-1958年期间，美国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商品滞销、库存增长，但并未造成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失业现象，物价表现也相对温和。这个时期，经济波动的强度大幅降低，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已高度复杂和多元化，有的产业供给不足，有的产业供给过剩，成千上万的产业此消彼长，产业之间能够有效对冲。同时，相对于原先封闭的市场，贸易和分工带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宏观供给和需求波动的风险能在更大范围内分散，也有效熨平了经济的波幅。加之，“二战”以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收入分配的极端现象有所缓解，工业化成果向更多人扩散，中产阶级逐步形成，生产相对过剩不再明显。这个阶段，是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等三大心理定律的作用下，经济表现出更为温和的“有效需求不足型”经济衰退。
“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理论和“有效需求不足型”周期理论在当时各自的历史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下，都曾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在工业社会后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进入丰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房地产开发经济向物业经济转变，耐用消费品更新速度也在减缓，低值易耗的生产资料和快速消费品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越来越小。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高。不仅如此，宏观经济风险的特征也出现了明显变化，2008年，爆发了戰后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也没有出现经济持续负增长、大面积企业倒闭和大范围失业风潮，只表现为温和的失业率增加和经济增速下滑，这显示出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力大幅下降。
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在产业结构变化、消费升级、社会再分配制度调节等因素影响下，边际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不再显著递减，而宏观经济仍然出现周期性的下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供给结构老化型”经济下行。
一个完整的新供给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供给老化等四个阶段。如果一个经济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中国经济的关键阶段
中国经济本轮下行的根本原因是供给老化，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持续降低，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只能创造出缩量的需求，表现为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的12.2%下降到2016年的6.7%左右。
2002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体现出典型的供给扩张特点，从供给结构来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带动下，钢铁、公路、房地产、汽车、家电等供给扩张行业带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08年以后，中国的供给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制造业占GDP的份额开始由升转降，服务业份额开始上升，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前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钢铁、房地产、汽车等供给扩张产业进入供给成熟阶段，尽管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财政刺激政策，但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并没有因此提升，整个经济呈现出供给成熟阶段的特征。2010年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加速下滑，钢铁、煤炭等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大量闲置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回落，经济进入供给老化阶段。
2016年以来，随着滴滴出行、共享单车等新供给的形成，中国经济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逐步提升，带动中国经济企稳。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新供给形成到供给扩张的关键阶段，以过剩产能为代表的老化供给持续退出，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升，物价水平仍有下行压力，但已经开始趋稳。
从新供给来看，华为、微信、阿里巴巴、高铁等新供给扩张产业，逐渐成为全球领先的创新龙头，新供给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逐渐显现。像新能源汽车、无人机、新社交网络和电子娱乐、互联网约车、共享单车这样的新供给形成产业也在走向扩张，知识软产业、信息软产业、文化软产业、金融软产业和其他服务业所占比重迅速提高。2017年7月，中国新经济指数（NEI）为31.5，即新经济投入占整个经济投入的比重为3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人。新兴产业投资高速增长，增速快于传统产业。2016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5个百分点。新供给、新动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以新供给为主要产业支撑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方，经济转型已初见成效。以北京为例，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0198.2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2.2%，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7%。
由于供给老化造成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降低，很多行业的产销率一度持续下行，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开始提升，产品的产销率开始企稳回升，一些基础原材料的产能利用率也开始回升。
随着老化供给持续出清，加上城镇化后期和工业化边缘扩散效应的拉动，传统产业对于经济的影响有望趋稳。物价水平仍有下行压力，但已经开始趋稳。2016年以来，CPI低位企稳，核心CPI仍稳定在2%左右的水平，未来消费总体稳定。
老化供给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逐渐减弱，新供给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逐渐凸显出来，但按照三分之一的新经济体量，每年12%左右的增速，新经济体量比现在翻一倍，还需要大概六年的时间。新兴行业从体量上和传统制造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尚不足以带动中国经济进入上行周期。在这个阶段，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牢固，如果上游大宗商品继续暴涨挤压下游企业利润、融资成本大幅抬升、房地产“灰犀牛”风险导致投资增速出现非线性下滑，使新供给形成和扩张失去良好的宏观环境支撑，有可能影响新供给扩张引领中国经济进入新上升周期的进程。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训值得高度重视。在上一轮供给扩张周期中，以汽车、家电和半导体为代表的供给扩张行业，给日本带来了长达30年的经济上升周期。但是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发展起来时，日本未能及时引导要素进入新供给形成领域，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依赖汽车、家电等老化供给，经济增长难以走出供给老化阶段，目前夏普、东芝等老化供给的代表性企业已经纷纷陷入经营困境，日本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前景。
新旧动能转换
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往往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老化供给形成冲击。iPhone创造了新的需求，相关产业链拉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而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老供给就面临着退出的命运。同样，当互联网约车等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传统出租车公司的日子就不如以前那么好过了。
既然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老供给的退出，那么所谓“去产能”、“去库存”也有其经济学逻辑上合理的一面。然而市场化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有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再有要素向回报更高的新供给部门流动，最后是供给老化的产能退出。所以，培育新供给、新动能和“去产能”、“去库存”，至少是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只有两条河流合二为一，才意味着供给升级见到了一定的成效。反之，仅仅把过剩产能或者老化的产能企业关了或停产、限产，还算不上供给升级。
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要素从供给成熟、供给老化的产业加快向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产业转移，有利于推动供给进入扩张新周期。经济进入供给扩张周期后，新供给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1个单位的供给能够创造出N个单位的有效需求。
短期来看，要放松高行政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税收成本等三大行政性供给约束，确保经济迅速恢复复苏动力。一方面，减少管制和行政垄断，放开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审批。比如北京出租车的牌照限制，造成了北京长期以来打车难、打车贵的顽疾，而滴滴出行等新供给的产生，以共享经济的方法调动了车、驾驶员等要素进入城市出行这个市场，解决了打车难、打车贵的问题。如果能够在更多关键领域放松管制，就会释放更多生产力。另一方面，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税收成本，为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提供金融支持。按照70万亿元的企业信贷总额来计算，每降低一个点的融资成本，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可增加7000多亿元，对经济有明显的正拉动作用。减税也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每降低1个百分点的税收，就会有千万家企业扭亏为盈、焕发出勃勃生机。
長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取决于那些供给老化的产业，而取决于哪些新供给将来会创造哪些新需求，形成多大的新动能。通过解除要素的供给抑制，将会增加要素供给总量、降低要素的供给成本、提高要素供给效率、优化要素供给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全面提高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的供给总量、供给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地租和资金成本，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提高创新效率、降低技术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降低制度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是供给升级的真正驱动因素，只有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通过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产业转移，进而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进入新供给扩张周期，重拾增长动力。
（作者供职于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