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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人，
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许诺给任何人，直到我碰到了周琳。”
——Brecken Chinn Swartz(陈博瑞)
直到今天，Brecken Chinn Swartz(中文名字：陈博瑞)也无法理性地解释，她那天为什么会在残疾小姑娘周琳的面前停下来。她只觉得是一种直觉引导她这样做。而这一邂逅，竟然戏剧般地改变了她的人生。
陈博瑞，这位30多岁的美国妇女，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当时正在攻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这一天，她走在北京的街头，是为了她的博士论文去访问一位中央电视台的编辑。陈博瑞精通中文、日文、西班牙文，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曾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擦肩而过。她有自己的生活轨迹：拿到博士学位后，找一份教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此时，正是她人生的最不确定，也最为焦虑的时期。
2004年10月22日，非常普通的一天。陈博瑞后来说，她有种预感：今天会见到一个重要的人。
在电视台的门口，她看到了一群要饭的人。这在大城市中太常见了。陈博瑞本来可以像所有的都市人一样对待这些人：要么给几个零钱，要么扭头装作没看见。
但是，她却被一位残疾小姑娘给吸引住了：她后来回忆说，这小姑娘的脸看上去是那么单纯无辜，但肢体却是那么严重的畸形。“现在也许有人会说，她长得漂亮，容易吸引我。这绝对不是。当时她的样子非常悲惨，也不干净。”陈博瑞这样回忆当时那一幕。陈博瑞停下来，单膝跪下，轻柔地用普通话问道：“你是怎么啦？”
相遇：不幸的周琳的幸运一天
小姑娘名叫周琳，才12岁，来自千里之外的四川。周琳原本在学校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一年多以前，她突遭横祸。2003年1月的春节，因家里买了不合格的煤油，致使煤油灯爆炸起火，她和妹妹顿时被火球包裹。特别是周琳，被烧得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
周琳的父母是农民，父亲一个月只挣300块钱。周琳因为是严重烧伤，需要做截肢手术，需要植皮，费用不是个小数。可周家哪里有钱给两个孩子看病？周琳后来回忆说，刚开始在医院，医生对她还好，还把自己母亲送来的牛奶给她喝；但是后来，随着周家欠的医药费越来越多，医院甚至连绷带都不愿给换了。
周琳的学校和周琳所在的村子，都曾为周琳发起过捐款。但总共凑到不过两三千元。周家只好东凑西借，欠下十万块钱债务。他们也曾到在法院告状，希望能从煤油销售商那里得到赔款，但官司虽然赢了，却拿不来一分赔款。
“我们都听说了周家的事，不过我们也都没什么办法”，周琳的一位英文老师徐兰后来对记者回忆说。最后，绝望之中，全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到北京，乞讨，上访。
陈博瑞听罢无语。她轻轻地碰了碰周琳的腿——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么做过。那两条腿像是两个烧焦的热狗。
“我会帮你。”陈博瑞告诉周琳。
她事后讲起此事来说：“我说那句话是情不自禁，我的嘴比脑子快。真该怎么办，我一点也没有想好。”
其实，她这番情不自禁的许诺，并非全无来头。陈博瑞曾在1997～1998年在中国的一所大学教过国际关系课。她觉得中国人很勤奋、聪明，需要的就是机会。而她在中国却看到，有那么多孩子上不起学。100美元，在美国只够买个圣诞节礼物，在中国却能把一个孩子送进学校。
1998年她回国后，就想着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经过几年考虑，她终于在2002年筹划建立了“援手基金会”(HandReach)。其实，这个基金会，总共就一两千美元，许多来自她的亲友。她对大家说：“请不要给我买圣诞礼物，我什么都有。要给我礼物，就给我的基金会捐钱吧。因为最让我幸福的事情，就是把这些钱送到孩子的手中，看着她们上学。”于是，一到圣诞节，亲友就给她开张支票。
碰到周琳那天，她毫无准备，再加上有约在先，只匆匆忙忙地谈了五分种。不过第二天，她给周琳带来了基金会的200美元，还留下了自己的名片，许诺回美国后，如有需要还会帮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博瑞至今还感慨万端：“我带了钱来，但不敢马上给他们。因为周围都是乞丐，全都盯着我。”
陈博瑞把周琳的爸爸叫到附近的梅地亚宾馆。一路上，他们被乞丐们包围着，他们拉着陈博瑞的衣服，嘴里不停地说，“小姐，请帮助，请帮助！”陈博瑞最后只好对追得最紧的一位老太太说：“对不起，我无力帮助你们。这次就让我帮助这一个人吧。”他们进了饭店的咖啡厅以后，陈博瑞不得不叫保安把跟来的人挡在外面。
陈博瑞对周琳的父亲说，你们一定要送孩子去读书。“我知道他们家欠了许多债。但是这笔钱，只能用于两位女儿的教育，不许拿去还债。”她要求周琳的父亲签字保证，“结果他签了，后来也履行了诺言。”陈博瑞回忆说。
寻医：爱心奇迹就这样开始
在遇见了陈博瑞以后，周琳一家回了四川。周琳的父亲周志平对记者说，回去后，他和周琳的母亲每天背着女儿去上学。但是，他心里最大的愿望，还是想让女儿重新站起来。谁能够帮助他呢？他还是想到陈博瑞——在北京要饭时，即使有人给钱，也只是给个一块两块，从没有人像陈博瑞这样慷慨。周琳后来是这样来描述他们一家对陈博瑞的感受的：“她看上去特别好，就像个普通人。我们家里的人都觉得她非常可信。”
周志平拿着陈博瑞留给他的名片，找到周琳的英文老师徐兰，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徐兰看看名片说，这样吧，我帮你给她发电子邮件。
2005年1月，已经回到美国三个月的陈博瑞，接到了徐兰的电子邮件：“您还有意帮助周琳吗？”
“当然！”陈博瑞的心跳一下子快起来。
陈博瑞开始给周琳寄书、各种用品和钱。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带着周琳的照片。或许，真的是因为心诚，奇迹开始出现。
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到一个圣地兄弟会(Shriners)成员。她问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对方回答，他们经营着治疗烧伤儿童的免费医院。“你们只管美国的孩子，还是谁的孩子都管？”陈博瑞问。对方说谁的孩子都管。
陈博瑞一刻也没有耽误，马上与徐兰有了频繁的邮件往来。12月，她已经把周琳的所有医疗记录都寄给了波士顿圣地兄弟会医院的医生罗伯特
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许诺给任何人，直到我碰到了周琳。”
——Brecken Chinn Swartz(陈博瑞)
直到今天，Brecken Chinn Swartz(中文名字：陈博瑞)也无法理性地解释，她那天为什么会在残疾小姑娘周琳的面前停下来。她只觉得是一种直觉引导她这样做。而这一邂逅，竟然戏剧般地改变了她的人生。
陈博瑞，这位30多岁的美国妇女，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当时正在攻读传播学的博士学位。这一天，她走在北京的街头，是为了她的博士论文去访问一位中央电视台的编辑。陈博瑞精通中文、日文、西班牙文，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曾和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擦肩而过。她有自己的生活轨迹：拿到博士学位后，找一份教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此时，正是她人生的最不确定，也最为焦虑的时期。
2004年10月22日，非常普通的一天。陈博瑞后来说，她有种预感：今天会见到一个重要的人。
在电视台的门口，她看到了一群要饭的人。这在大城市中太常见了。陈博瑞本来可以像所有的都市人一样对待这些人：要么给几个零钱，要么扭头装作没看见。
但是，她却被一位残疾小姑娘给吸引住了：她后来回忆说，这小姑娘的脸看上去是那么单纯无辜，但肢体却是那么严重的畸形。“现在也许有人会说，她长得漂亮，容易吸引我。这绝对不是。当时她的样子非常悲惨，也不干净。”陈博瑞这样回忆当时那一幕。陈博瑞停下来，单膝跪下，轻柔地用普通话问道：“你是怎么啦？”
相遇：不幸的周琳的幸运一天
小姑娘名叫周琳，才12岁，来自千里之外的四川。周琳原本在学校是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一年多以前，她突遭横祸。2003年1月的春节，因家里买了不合格的煤油，致使煤油灯爆炸起火，她和妹妹顿时被火球包裹。特别是周琳，被烧得血肉模糊，失去了知觉。
周琳的父母是农民，父亲一个月只挣300块钱。周琳因为是严重烧伤，需要做截肢手术，需要植皮，费用不是个小数。可周家哪里有钱给两个孩子看病？周琳后来回忆说，刚开始在医院，医生对她还好，还把自己母亲送来的牛奶给她喝；但是后来，随着周家欠的医药费越来越多，医院甚至连绷带都不愿给换了。
周琳的学校和周琳所在的村子，都曾为周琳发起过捐款。但总共凑到不过两三千元。周家只好东凑西借，欠下十万块钱债务。他们也曾到在法院告状，希望能从煤油销售商那里得到赔款，但官司虽然赢了，却拿不来一分赔款。
“我们都听说了周家的事，不过我们也都没什么办法”，周琳的一位英文老师徐兰后来对记者回忆说。最后，绝望之中，全家只有一条路可走：到北京，乞讨，上访。
陈博瑞听罢无语。她轻轻地碰了碰周琳的腿——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么做过。那两条腿像是两个烧焦的热狗。
“我会帮你。”陈博瑞告诉周琳。
她事后讲起此事来说：“我说那句话是情不自禁，我的嘴比脑子快。真该怎么办，我一点也没有想好。”
其实，她这番情不自禁的许诺，并非全无来头。陈博瑞曾在1997～1998年在中国的一所大学教过国际关系课。她觉得中国人很勤奋、聪明，需要的就是机会。而她在中国却看到，有那么多孩子上不起学。100美元，在美国只够买个圣诞节礼物，在中国却能把一个孩子送进学校。
1998年她回国后，就想着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经过几年考虑，她终于在2002年筹划建立了“援手基金会”(HandReach)。其实，这个基金会，总共就一两千美元，许多来自她的亲友。她对大家说：“请不要给我买圣诞礼物，我什么都有。要给我礼物，就给我的基金会捐钱吧。因为最让我幸福的事情，就是把这些钱送到孩子的手中，看着她们上学。”于是，一到圣诞节，亲友就给她开张支票。
碰到周琳那天，她毫无准备，再加上有约在先，只匆匆忙忙地谈了五分种。不过第二天，她给周琳带来了基金会的200美元，还留下了自己的名片，许诺回美国后，如有需要还会帮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博瑞至今还感慨万端：“我带了钱来，但不敢马上给他们。因为周围都是乞丐，全都盯着我。”
陈博瑞把周琳的爸爸叫到附近的梅地亚宾馆。一路上，他们被乞丐们包围着，他们拉着陈博瑞的衣服，嘴里不停地说，“小姐，请帮助，请帮助！”陈博瑞最后只好对追得最紧的一位老太太说：“对不起，我无力帮助你们。这次就让我帮助这一个人吧。”他们进了饭店的咖啡厅以后，陈博瑞不得不叫保安把跟来的人挡在外面。
陈博瑞对周琳的父亲说，你们一定要送孩子去读书。“我知道他们家欠了许多债。但是这笔钱，只能用于两位女儿的教育，不许拿去还债。”她要求周琳的父亲签字保证，“结果他签了，后来也履行了诺言。”陈博瑞回忆说。
寻医：爱心奇迹就这样开始
在遇见了陈博瑞以后，周琳一家回了四川。周琳的父亲周志平对记者说，回去后，他和周琳的母亲每天背着女儿去上学。但是，他心里最大的愿望，还是想让女儿重新站起来。谁能够帮助他呢？他还是想到陈博瑞——在北京要饭时，即使有人给钱，也只是给个一块两块，从没有人像陈博瑞这样慷慨。周琳后来是这样来描述他们一家对陈博瑞的感受的：“她看上去特别好，就像个普通人。我们家里的人都觉得她非常可信。”
周志平拿着陈博瑞留给他的名片，找到周琳的英文老师徐兰，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徐兰看看名片说，这样吧，我帮你给她发电子邮件。
2005年1月，已经回到美国三个月的陈博瑞，接到了徐兰的电子邮件：“您还有意帮助周琳吗？”
“当然！”陈博瑞的心跳一下子快起来。
陈博瑞开始给周琳寄书、各种用品和钱。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带着周琳的照片。或许，真的是因为心诚，奇迹开始出现。
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碰到一个圣地兄弟会(Shriners)成员。她问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对方回答，他们经营着治疗烧伤儿童的免费医院。“你们只管美国的孩子，还是谁的孩子都管？”陈博瑞问。对方说谁的孩子都管。
陈博瑞一刻也没有耽误，马上与徐兰有了频繁的邮件往来。12月，她已经把周琳的所有医疗记录都寄给了波士顿圣地兄弟会医院的医生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