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本文从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水上勉的作品《越后筒石亲不知》出发，研究分析水上勉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说明作品中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揭示现实生活的细节描写等，奠定了作品成功的基础，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
关键词：水上勉 小说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水上勉（1919-2004）自1948年发表处女作《油炸锅之歌》开始，共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1961年，水上勉发表了轰动日本文坛的杰作《雁寺》，荣获第四十五届直木文学奖，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作家地位。1959年，水上勉发表推理小说《雾与影》，与日本另一位著名作家松本清张一起开创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往往把水上勉列为推理派作家。其实，水上勉还创作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在日本国内也得到很高赞誉。《越后筒石亲不知》就是其中的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
一
早在18世纪末期，德国诗人席勒在他的美学著作《论朴素的诗与伤感的诗》中第一次使用了现实主义者这个名词。后来，文艺理论家夏夫列利打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帜。从此，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风靡各国文坛。
1885年，日本文艺理论家坪内逍遥在他的《小说神髓》中要求把写实主义当做描写现代社会、描写这个社会中展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的文学创作方法。五年后，日本成立了帝国议会，现实主义文学因此中断。
到了20世纪初，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等人写出了《罗生门》、《我是猫》等作品，创作倾向基本是现实主义的。
水上勉的小说《越后筒石亲不知》中的故事发生在昭和十二年，即公元1937年。正是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把日本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小说《越后筒石亲不知》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冬天里，31岁的农民濑神留吉到外地去做酿酒工，25岁的妻子阿新不甘寂寞也去附近的石灰场打工编草包。与濑神留吉在一起做酿酒工的权助回家探望病危的母亲，在河边奸污了阿新，并使得阿新怀孕。出于恐惧，权助在留吉面前造谣，说阿新与石灰厂收购草包的小伙子有染。留吉回家以后，从接生婆那里得知说阿新是在正月里怀孕，而此时留吉却在酒厂里。愤怒中，留吉盘问阿新孩子是谁的，阿新守口如瓶，至死不說。近似疯狂的留吉亲手掐死了阿新，却说她是自杀。几天以后，警方开棺验尸，发现阿新生了一个孩子，可是母亲和孩子都已经死了。小说基本是沿着恩爱—离别—受辱—含冤—遇害—生子这样一条线索展开和发展，直到结束。这部作品是对日本病态社会和罪恶战争的控诉书，是一篇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好作品。
二
说小说《越后筒石亲不知》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是因为它的很多内容完全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如忠于生活、客观性较强。它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者忠于生活就是写出生活的真实，即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作者就写成什么样子。作者抓住的是无限丰富多姿的社会生活中那些最新鲜动人、最具有独特特征并引人深思的现象，并给予真实的艺术描绘。他思考的内容应该是“真实”，而不是“本质”。因为真实中自然就包含着本质。在偶然中反映必然，在现象中蕴含本质，这才是文学反映生活真实、反映生活本质的途径。生活中的人，真实就在于他有生活气息；而作品的人物形象，也就在于他好像还在生活中，是真实可信的人，而不是抽象苍白的模型。小说中，主要塑造了阿新、留吉、权助等人物形象。
小说女主人公阿新，25岁，原来是个苦命的孤儿，从小就在外做工，当过卖艺盲女的引路女童，还给人家帮工，打过盐水等等。长大以后是个勤快、活泼的姑娘，人长得很秀丽，性格也很开朗。结婚以后，阿新非常勤快，精心照顾有病的婆婆，一大早就和留吉一起下地干活，一回家就服侍婆婆用餐，然后洗衣服，直至夜深才上床休息。虽然生活艰苦、劳累，可是她一句怨言也没有。冬天，留吉去了酒厂，阿新觉得自己一个人闲在家里太过意不去，所以才决定到石灰厂去编草包。就是在意外怀孕身体浮肿时，她也跟着丈夫下地劳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女人，所以读者读起来也就觉得这个人物形象的真实可信。
再看作者对阿新形象的几次描绘：
“阿新个子矮小，身躯虽然矮小，却很丰满，散发着年轻媳妇的气味。丰盈的耳朵，长着汗毛的脖颈，都显得挺妖艳的。从红色和服长衬衫的领子里露出的肌肤，白里透红，汗津津的。在积雪的路上快步走，容易冒汗。阿新汗津津的脸庞红泽艳丽。”
平日里，“阿新常常露出天真的笑容，说话也像唱歌一样。”
丈夫要出去打工了，“阿新难过地眯起细小的眼睛，为留吉送行。”
丈夫走了，“阿新一边干活，一边苦苦思念在伏见干活的丈夫。”
“阿新的手，由于干了一冬天的草包活，粗糙透了。手指满是皲裂。”
“一见回家来的丈夫留吉，阿新便笑容满面，喜滋滋地连忙跑过来，这下子下摆的绯红衬里也露出来了。”“阿新喊叫着，赶紧向留吉靠拢，紧紧抱住留吉的膝盖，从衣领里露出雪白的脖颈，汗津津的。为了欢迎留吉回来，阿新特意梳理头发，擦上发油，宜人的芳香和阿新的一片心意，打动了留吉。”
就是在遭受权助侮辱之后，她还帮助权助把母亲死去的消息告诉了村子的各户人家，跟在村民的后面走到老人的棺材前面烧香。她还暗暗告诫自己，绝对不能把自己被糟蹋的事情说出去，否则，丈夫器量小，也许会拿刀行凶。
读了上面的真实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阿新是一个出身贫苦而又美丽的女人。她美丽、活泼、勤劳、善良、孝顺，更热爱自己的丈夫，是一位优秀的日本青年女性。
小说男主人公留吉，31岁，身材矮小，不到五尺，前额窄，面孔小，不过，人倒是很勤快的。由于出身赤贫，只有“巴掌大的土地，要养活一家三口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况且他的母亲瘫痪，常年卧床不起，开销比别的人家要大”。因此，“春夏两季节，他们夫妻二人去地里干活，种麦子、早稻、蔬菜。到了冬天，留吉到京都伏见大和屋酿酒厂去当酿酒工。”
在酒厂，“一般的工人，上司不在场，就在工作时间内也随便休息、偷懒。可是只有留吉一个人对工作从不懈怠。每月有两天休息，酿酒工们通常到伏见区下游的中书岛和桥本等处去逛窑子，留吉却整天躲在阁楼里给阿新写信。当然这是因为他贫穷，舍不得乱花钱，同时也是因为他天生就是规规矩矩的人。他起早摸黑地干活，时常加班加点。”老板赏识他的干劲，把他提升为杂务工工头。留吉还得了勤劳奖，日工资也由一元八角提高到二元二角。大家都觉得这也是应该的。此外，留吉还热爱自己的妻子，也非常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在听到权助的挑唆后，“觉得好像脚下的大地都要塌陷了。刚被提升为工头的喜悦急转直下，犹如被推下了无底深渊。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在留吉的眼里，“满面笑容的阿新活像个女妖”。
原本老实、能干的留吉，在确信妻子阿新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后，开始失去了理性，逐渐变得近似疯狂。他先是“发疯似地抓住阿新扎起来的头发”，再“用双手夹住阿新的面孔”，最后则“发疯似地用双手卡住阿新的脖子”，“杀气腾腾，把整个身子压在阿新身上，使劲地扣紧阿新的脖子”，一直过了好几个钟头，活活掐死了阿新。
通过以上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留吉是一个忠厚、老实而又贫困的农民形象。他很正直，也很勤劳。他的容貌很一般，却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夫妻之间外貌的巨大反差，使得他变得多疑、心胸狭隘。尽管他很爱他的妻子，但是他绝对不能容忍她有出轨的行径。当他得知妻子与别人有了孩子之后，也就丧失了理智，疯狂地掐死了他心爱的妻子，也毁掉了妻子腹中的孩子。作者用简朴的故事情节试图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人们的内心感受是复杂多变的，各种行为难以预测。如果我们环看四周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悲剧不断演出，而作者写的就是身边的人和事。
小说还特意描写了一个反面人物形象——权助。他与母亲、哥嫂住在一起，虽然已经28岁了，却一直找不到对象。他不受村民的欢迎却悠然自得，动不动就与人吵架。
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他却说：“这次可要举办葬礼了。娘不死，我也不能讨老婆。”“听他的口气，好像在盼望母亲早一天死去似的。”到了家门口，他没有急忙回家去看病中的母亲，却在车站的饭铺里喝起酒来。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在回家的路上，强奸了留吉的妻子阿新。自认为占了便宜的他，事后还讥笑留吉太傻。为了防止恶行暴露，他不惜编造谎言，说阿新“和收购草包的小伙子勾搭上了”。看见留吉痛苦的表情，他还不禁窃喜。
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权助与人为恶，坏事做绝，是一个粗暴、恶劣的无赖。
作者塑造的这些典型人物形象，在日本以及东方各国都随处可见，发生的事情人们也时有耳闻。这些形象具有普遍性，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说明了作者忠于生活。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往往使得我们觉得他们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音容笑貌，好像我们早就熟悉，哪怕写的是远在异域的日本人物，也会使我们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这就是作者塑造人物成功的标志。成功地塑造典型人物，正是现实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
三
现实主义创作要求真实反映生活，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做到艺术描写的生动性与丰富性相统一。这些与真实的细节描写分不开。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细节是描写人物性格、社会环境的最小单位，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这些最基本的素材应该是具体可感的客观存在，而细节真实是构成整体真实的必然基础。在作品里，一个细节，一个情节，对表现人物性格都十分重要。有的时候，一个细节虽然是一刹那，但是却在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上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
小说《越后筒石亲不知》中的细节描写不但真实可信，而且有力地揭示了日本的社会现实。例如：“编草包这个活儿是石灰厂的厂长为了利用附近一带农村冬闲时妇女劳动力而想出来的。这是相当艰苦的活儿。”上个世纪初，日本处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家尽量压榨和剥削工人是最实际的情况。后来，果然有好多妇女来这里劳动。阿新来这里干活，后在回家的路上出了问题，这也是发展故事情节的需要。
“附近一带的农妇还是争先恐后地云集此地，可见，这一角六分钱的收入颇有吸引力。”在石灰厂编草包，本来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妇女们每天拼命干，一天也只能编八条。编一条草包的工钱只有二分钱。不管怎样卖力，一天也只能赚一角六分钱。每天一角六分的工资，真是少得可怜。可是，作者却使用了“争先恐后”来形容打工者的态度，用“云集此地”来形容打工者的密度。这些实事求是的描写，充分表现了当时日本社会最低层人们的贫困和艰辛。
阿新“虽然身材矮小，皮肤却很白嫩，长着一张匀称的小圆脸，胸脯鼓鼓的，腰身丰满，颇有风韵，怪惹人喜欢的”。由于长得丰满而又颇具风韵，阿新在打工者中颇引人注目，而这也为她后来被权助侮辱留下了伏笔。
“正因为他俩的母亲都是病身子，所以他们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每次遇见，话题总离不开彼此的母亲。”这里说的是留吉和权助。因为有着共同的话题，谈得来，所以时间一长，留吉和权助就把对方当作了朋友。只是令留吉没有想到的是，他视为朋友的权助，心理是那么的阴暗和龌龊。
小说中，作者还以简洁的手法，描写了权助强暴阿新的细节：先是“像抓住一只小鸟似地紧紧抱住阿新”；接着是“阿新红润的身子，被压倒在雪地里，浑身起鸡皮疙瘩，直发抖。她使劲踢蹬着那雪白的两只脚，就好像一只鸟在扑打着翅膀”；最后，“阿新满脸羞耻和恐惧，好不容易才从雪地上站起来，觉得浑身麻木了”。在这里，作者既述说了一个事实，又丝毫没有色情的描绘，很值得学习。
为了避免恶行暴露，权助在一次酒后向留吉造谣：“听说，阿新和收购草包的小青年勾搭上了”、“他们俩呀，紧紧贴在一块儿了”、“看见了，亲眼看见了”、“我咳嗽了一下，收购草包的小伙子不禁吓了一跳，阿新嫂也好像大吃一惊”。在这里，权助毫不知羞耻地以留吉的朋友自居，为了使留吉相信，他还叫着留吉的小名。无赖的嘴脸，活生生地跃于纸面。
而留吉在得知妻子怀孕以后，十分高兴。他不住地说：“太好了，有了孩子，太好了”、“要养孩子了，我的孩子要出生了”，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正是由于过分的高兴和期待，所以在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时，留吉“刹时脸色铁青，像是被人用蘸满冷水的刷子突然刷了一下脊背似的，大吃一驚”。巨大的精神反差，使他有了疯狂的举动——亲手掐死了他曾经十分热爱的妻子，也毁掉了无辜的婴儿。
在小说中，导致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是一把木梳。这是阿新生前用编草包的钱买来的，经常戴在头上。事后人们在留吉家的山芋地里发现了它，而且那里还有践踏的痕迹。于是才引起村民对阿新自杀说法的怀疑。警方在阿新下葬五天之后开棺验尸，才出现了小说结尾最精彩的一幕。一把木梳的细节，对故事的结局起了关键的作用。
有了细节，也就有了生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有了生活的气息，自然也就具有艺术的魅力。细节的真实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倾向。
典型环境，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各种斗争的总形势所构成的时代特点，这是典型人物活动的大的时代背景。恩格斯把它概括为：“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这种环境，也是典型人物所处的独特的具体环境，这是塑造典型人物的真实依据。这种环境，也是围绕典型人物发生的事件、人物的成长，在多方面展开人与人的关系、发展情节的必要手段。
作品中，对于故事发生的歌合村的环境描写，作者完全采用了素描的手法，基本按照30年代日本落后的农村状态现实来描写：
“群山环抱，大雪封山，既没有电灯，也没有收音机，昭和十二年那时候，这个村庄是与世隔绝的、没有享受到现代文明的一个孤岛。”
而对于阿新与留吉各自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作者则花费了较多的笔墨来描写，突出了他们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艰难，为人物性格的形成和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
对酿酒厂的劳动环境，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十二月初，酿酒厂一带刮起干燥的寒风。过往行人都穿上了短袍子。可是，在酒坊里，头缠布巾，只穿一件内衣、扎一条兜裆布的酿酒工们却在用冰冷刺骨的水淘着米。”
酿酒工人的生活环境更是恶劣：
“他们不分昼夜地劳动，只好换班睡觉。而睡觉的地方是酒坊顶棚里的三角形阁楼。天花板上开有一个洞口，有一架梯子，白天拿开。要睡觉时，就把梯子搭在洞口爬上去，钻进漆黑的阁楼里去。那是个空空荡荡的房间，只在木板上铺着席子，还搁着一根横木，当枕头用。酿酒工们盖着单薄的被子，头枕横木，并排睡觉。有些工人往往到了接班时间还睡不醒，所以老酿酒工得敲响横木，把人喊醒。”
从以上描写我们可以看出，酿酒厂的劳动条件几乎与牢房无异。
如此卖命工作，可酿酒工人们的工钱却每天只有一元多一点，最多的也不会超过二元。因此，即使夜以继日地干活，酿酒工能带回家里的钱也是寥寥无几的。
对于阿新编草包的环境，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竖立着好像撒上一层白粉似的小房子，宛如贝壳一般紧贴在山脚。石灰窑的三座灰色的木塔工作架，兀自耸立在黑色的山峦之上，不禁使人产生荒凉的感觉。”
在面朝日本海断崖下的荒村里，苦难的人们和乡土气息紧密连接，真好比一幅落寞、伤感的风景画：
“石灰厂旁边有一个草包作坊，作坊里采用的是原始的生产方法，全靠手工操作，用一根根稻草编织草包。”
“编草包的女工，她们挨着，并排坐在穿过横木的台架前面。这种台架叫作‘马’。她们把草绳捆成一团（叫作‘驹’），作为镇石压住剪齐的稻草，灵巧地把稻草连续不断地插进台架。她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阿新死后五天，有人对她的自杀提出怀疑，于是警察来验尸。警方开棺前，作者用简单的笔触，勾勒了一幅图画：
“山坡上秋风习习，殷红的枫叶像一团火，在阴暗的树丛中显得格外鲜艳。”
阴暗中的鲜艳枫叶，使得人们想起身处逆境却美丽出众的阿新。
小说结尾，作者以无限悲切的心情，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场景：埋葬阿新的棺材打开了，掀开阿新衣服的下摆，“血淋淋的婴儿，拖着好像用胡桃串成的念珠似的脐带，把面孔埋在阿新的两条大腿中间。婴儿的面孔光滑如玉脂，头上长着乌黑的头发，仿佛在安眠。这是在棺材里诞生的阿新的孩子。母子俩都无声无息地躺着。”
与许多日本作家一样，作者不仅描写死亡本身的美，并且试图通过描写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来表现作品的思想性，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引起读者的共鸣。
美丽善良的阿新蒙受冤屈还没有来得及申辩，就被丈夫活活掐死，本来已是一出悲剧。读到这里，读者本已经痛彻心扉，并产生怜悯之情。可是作者觉得还不够，他又前进了一步，用寥寥几笔，写了阿新死后，在棺材里又生了一个漂亮的婴儿。当然，这个婴儿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这是悲剧的结尾，也是这出悲剧的高潮。善良的读者读到这里，怎么会不潸然泪下。
小说真实而又细致的环境描写，突出了日本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与无奈，凸显了小说的主题。作者把它真实地写出来，让广大读者去了解，去体会，从而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发挥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效应。
四
现实主义的根本特点，是要求作家面对现实，忠于生活，做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勇于揭示具有现实意义的矛盾和斗争，歌颂正气，把腐朽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把生活的丑转化为艺术的美。水上勉通过自己对生活的獨到观察，并运用独立的思考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从不同的侧面来描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底层劳动人民的不幸。并且客观地指明了悲剧的根源，即：日本的社会制度问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问题，以及男权主义在日本盛行问题等等。正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所以他和他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越后筒石亲不知》对于上个世纪初期日本偏僻农村的描写，对于酿酒工人及织草包女工的描写，都具有客观真实性，是一定时代生活难得的历史记录。它的真实性不仅包括反映客观生活的真实，而且还饱含着作家的真实感情。用恩格斯的话来讲，这就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此外，水上勉其他的很多作品同样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他用无限同情的笔调，述说着日本发生的故事。其作品既具有真相，也充满了真情，这既是水上勉成功的基础，也是他作品流传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瓶内逍遥：《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2] 夏目漱石：《我是猫》，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关键词：水上勉 小说 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水上勉（1919-2004）自1948年发表处女作《油炸锅之歌》开始，共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1961年，水上勉发表了轰动日本文坛的杰作《雁寺》，荣获第四十五届直木文学奖，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作家地位。1959年，水上勉发表推理小说《雾与影》，与日本另一位著名作家松本清张一起开创了“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往往把水上勉列为推理派作家。其实，水上勉还创作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在日本国内也得到很高赞誉。《越后筒石亲不知》就是其中的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
一
早在18世纪末期，德国诗人席勒在他的美学著作《论朴素的诗与伤感的诗》中第一次使用了现实主义者这个名词。后来，文艺理论家夏夫列利打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帜。从此，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风靡各国文坛。
1885年，日本文艺理论家坪内逍遥在他的《小说神髓》中要求把写实主义当做描写现代社会、描写这个社会中展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的文学创作方法。五年后，日本成立了帝国议会，现实主义文学因此中断。
到了20世纪初，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等人写出了《罗生门》、《我是猫》等作品，创作倾向基本是现实主义的。
水上勉的小说《越后筒石亲不知》中的故事发生在昭和十二年，即公元1937年。正是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把日本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小说《越后筒石亲不知》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冬天里，31岁的农民濑神留吉到外地去做酿酒工，25岁的妻子阿新不甘寂寞也去附近的石灰场打工编草包。与濑神留吉在一起做酿酒工的权助回家探望病危的母亲，在河边奸污了阿新，并使得阿新怀孕。出于恐惧，权助在留吉面前造谣，说阿新与石灰厂收购草包的小伙子有染。留吉回家以后，从接生婆那里得知说阿新是在正月里怀孕，而此时留吉却在酒厂里。愤怒中，留吉盘问阿新孩子是谁的，阿新守口如瓶，至死不說。近似疯狂的留吉亲手掐死了阿新，却说她是自杀。几天以后，警方开棺验尸，发现阿新生了一个孩子，可是母亲和孩子都已经死了。小说基本是沿着恩爱—离别—受辱—含冤—遇害—生子这样一条线索展开和发展，直到结束。这部作品是对日本病态社会和罪恶战争的控诉书，是一篇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好作品。
二
说小说《越后筒石亲不知》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是因为它的很多内容完全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如忠于生活、客观性较强。它客观、冷静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作者忠于生活就是写出生活的真实，即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作者就写成什么样子。作者抓住的是无限丰富多姿的社会生活中那些最新鲜动人、最具有独特特征并引人深思的现象，并给予真实的艺术描绘。他思考的内容应该是“真实”，而不是“本质”。因为真实中自然就包含着本质。在偶然中反映必然，在现象中蕴含本质，这才是文学反映生活真实、反映生活本质的途径。生活中的人，真实就在于他有生活气息；而作品的人物形象，也就在于他好像还在生活中，是真实可信的人，而不是抽象苍白的模型。小说中，主要塑造了阿新、留吉、权助等人物形象。
小说女主人公阿新，25岁，原来是个苦命的孤儿，从小就在外做工，当过卖艺盲女的引路女童，还给人家帮工，打过盐水等等。长大以后是个勤快、活泼的姑娘，人长得很秀丽，性格也很开朗。结婚以后，阿新非常勤快，精心照顾有病的婆婆，一大早就和留吉一起下地干活，一回家就服侍婆婆用餐，然后洗衣服，直至夜深才上床休息。虽然生活艰苦、劳累，可是她一句怨言也没有。冬天，留吉去了酒厂，阿新觉得自己一个人闲在家里太过意不去，所以才决定到石灰厂去编草包。就是在意外怀孕身体浮肿时，她也跟着丈夫下地劳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女人，所以读者读起来也就觉得这个人物形象的真实可信。
再看作者对阿新形象的几次描绘：
“阿新个子矮小，身躯虽然矮小，却很丰满，散发着年轻媳妇的气味。丰盈的耳朵，长着汗毛的脖颈，都显得挺妖艳的。从红色和服长衬衫的领子里露出的肌肤，白里透红，汗津津的。在积雪的路上快步走，容易冒汗。阿新汗津津的脸庞红泽艳丽。”
平日里，“阿新常常露出天真的笑容，说话也像唱歌一样。”
丈夫要出去打工了，“阿新难过地眯起细小的眼睛，为留吉送行。”
丈夫走了，“阿新一边干活，一边苦苦思念在伏见干活的丈夫。”
“阿新的手，由于干了一冬天的草包活，粗糙透了。手指满是皲裂。”
“一见回家来的丈夫留吉，阿新便笑容满面，喜滋滋地连忙跑过来，这下子下摆的绯红衬里也露出来了。”“阿新喊叫着，赶紧向留吉靠拢，紧紧抱住留吉的膝盖，从衣领里露出雪白的脖颈，汗津津的。为了欢迎留吉回来，阿新特意梳理头发，擦上发油，宜人的芳香和阿新的一片心意，打动了留吉。”
就是在遭受权助侮辱之后，她还帮助权助把母亲死去的消息告诉了村子的各户人家，跟在村民的后面走到老人的棺材前面烧香。她还暗暗告诫自己，绝对不能把自己被糟蹋的事情说出去，否则，丈夫器量小，也许会拿刀行凶。
读了上面的真实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阿新是一个出身贫苦而又美丽的女人。她美丽、活泼、勤劳、善良、孝顺，更热爱自己的丈夫，是一位优秀的日本青年女性。
小说男主人公留吉，31岁，身材矮小，不到五尺，前额窄，面孔小，不过，人倒是很勤快的。由于出身赤贫，只有“巴掌大的土地，要养活一家三口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况且他的母亲瘫痪，常年卧床不起，开销比别的人家要大”。因此，“春夏两季节，他们夫妻二人去地里干活，种麦子、早稻、蔬菜。到了冬天，留吉到京都伏见大和屋酿酒厂去当酿酒工。”
在酒厂，“一般的工人，上司不在场，就在工作时间内也随便休息、偷懒。可是只有留吉一个人对工作从不懈怠。每月有两天休息，酿酒工们通常到伏见区下游的中书岛和桥本等处去逛窑子，留吉却整天躲在阁楼里给阿新写信。当然这是因为他贫穷，舍不得乱花钱，同时也是因为他天生就是规规矩矩的人。他起早摸黑地干活，时常加班加点。”老板赏识他的干劲，把他提升为杂务工工头。留吉还得了勤劳奖，日工资也由一元八角提高到二元二角。大家都觉得这也是应该的。此外，留吉还热爱自己的妻子，也非常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在听到权助的挑唆后，“觉得好像脚下的大地都要塌陷了。刚被提升为工头的喜悦急转直下，犹如被推下了无底深渊。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在留吉的眼里，“满面笑容的阿新活像个女妖”。
原本老实、能干的留吉，在确信妻子阿新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后，开始失去了理性，逐渐变得近似疯狂。他先是“发疯似地抓住阿新扎起来的头发”，再“用双手夹住阿新的面孔”，最后则“发疯似地用双手卡住阿新的脖子”，“杀气腾腾，把整个身子压在阿新身上，使劲地扣紧阿新的脖子”，一直过了好几个钟头，活活掐死了阿新。
通过以上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留吉是一个忠厚、老实而又贫困的农民形象。他很正直，也很勤劳。他的容貌很一般，却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夫妻之间外貌的巨大反差，使得他变得多疑、心胸狭隘。尽管他很爱他的妻子，但是他绝对不能容忍她有出轨的行径。当他得知妻子与别人有了孩子之后，也就丧失了理智，疯狂地掐死了他心爱的妻子，也毁掉了妻子腹中的孩子。作者用简朴的故事情节试图告诉人们一个道理：人们的内心感受是复杂多变的，各种行为难以预测。如果我们环看四周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悲剧不断演出，而作者写的就是身边的人和事。
小说还特意描写了一个反面人物形象——权助。他与母亲、哥嫂住在一起，虽然已经28岁了，却一直找不到对象。他不受村民的欢迎却悠然自得，动不动就与人吵架。
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他却说：“这次可要举办葬礼了。娘不死，我也不能讨老婆。”“听他的口气，好像在盼望母亲早一天死去似的。”到了家门口，他没有急忙回家去看病中的母亲，却在车站的饭铺里喝起酒来。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在回家的路上，强奸了留吉的妻子阿新。自认为占了便宜的他，事后还讥笑留吉太傻。为了防止恶行暴露，他不惜编造谎言，说阿新“和收购草包的小伙子勾搭上了”。看见留吉痛苦的表情，他还不禁窃喜。
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权助与人为恶，坏事做绝，是一个粗暴、恶劣的无赖。
作者塑造的这些典型人物形象，在日本以及东方各国都随处可见，发生的事情人们也时有耳闻。这些形象具有普遍性，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说明了作者忠于生活。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往往使得我们觉得他们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音容笑貌，好像我们早就熟悉，哪怕写的是远在异域的日本人物，也会使我们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这就是作者塑造人物成功的标志。成功地塑造典型人物，正是现实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
三
现实主义创作要求真实反映生活，再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做到艺术描写的生动性与丰富性相统一。这些与真实的细节描写分不开。在现实主义创作中，细节是描写人物性格、社会环境的最小单位，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这些最基本的素材应该是具体可感的客观存在，而细节真实是构成整体真实的必然基础。在作品里，一个细节，一个情节，对表现人物性格都十分重要。有的时候，一个细节虽然是一刹那，但是却在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上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
小说《越后筒石亲不知》中的细节描写不但真实可信，而且有力地揭示了日本的社会现实。例如：“编草包这个活儿是石灰厂的厂长为了利用附近一带农村冬闲时妇女劳动力而想出来的。这是相当艰苦的活儿。”上个世纪初，日本处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家尽量压榨和剥削工人是最实际的情况。后来，果然有好多妇女来这里劳动。阿新来这里干活，后在回家的路上出了问题，这也是发展故事情节的需要。
“附近一带的农妇还是争先恐后地云集此地，可见，这一角六分钱的收入颇有吸引力。”在石灰厂编草包，本来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妇女们每天拼命干，一天也只能编八条。编一条草包的工钱只有二分钱。不管怎样卖力，一天也只能赚一角六分钱。每天一角六分的工资，真是少得可怜。可是，作者却使用了“争先恐后”来形容打工者的态度，用“云集此地”来形容打工者的密度。这些实事求是的描写，充分表现了当时日本社会最低层人们的贫困和艰辛。
阿新“虽然身材矮小，皮肤却很白嫩，长着一张匀称的小圆脸，胸脯鼓鼓的，腰身丰满，颇有风韵，怪惹人喜欢的”。由于长得丰满而又颇具风韵，阿新在打工者中颇引人注目，而这也为她后来被权助侮辱留下了伏笔。
“正因为他俩的母亲都是病身子，所以他们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每次遇见，话题总离不开彼此的母亲。”这里说的是留吉和权助。因为有着共同的话题，谈得来，所以时间一长，留吉和权助就把对方当作了朋友。只是令留吉没有想到的是，他视为朋友的权助，心理是那么的阴暗和龌龊。
小说中，作者还以简洁的手法，描写了权助强暴阿新的细节：先是“像抓住一只小鸟似地紧紧抱住阿新”；接着是“阿新红润的身子，被压倒在雪地里，浑身起鸡皮疙瘩，直发抖。她使劲踢蹬着那雪白的两只脚，就好像一只鸟在扑打着翅膀”；最后，“阿新满脸羞耻和恐惧，好不容易才从雪地上站起来，觉得浑身麻木了”。在这里，作者既述说了一个事实，又丝毫没有色情的描绘，很值得学习。
为了避免恶行暴露，权助在一次酒后向留吉造谣：“听说，阿新和收购草包的小青年勾搭上了”、“他们俩呀，紧紧贴在一块儿了”、“看见了，亲眼看见了”、“我咳嗽了一下，收购草包的小伙子不禁吓了一跳，阿新嫂也好像大吃一惊”。在这里，权助毫不知羞耻地以留吉的朋友自居，为了使留吉相信，他还叫着留吉的小名。无赖的嘴脸，活生生地跃于纸面。
而留吉在得知妻子怀孕以后，十分高兴。他不住地说：“太好了，有了孩子，太好了”、“要养孩子了，我的孩子要出生了”，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正是由于过分的高兴和期待，所以在得知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时，留吉“刹时脸色铁青，像是被人用蘸满冷水的刷子突然刷了一下脊背似的，大吃一驚”。巨大的精神反差，使他有了疯狂的举动——亲手掐死了他曾经十分热爱的妻子，也毁掉了无辜的婴儿。
在小说中，导致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是一把木梳。这是阿新生前用编草包的钱买来的，经常戴在头上。事后人们在留吉家的山芋地里发现了它，而且那里还有践踏的痕迹。于是才引起村民对阿新自杀说法的怀疑。警方在阿新下葬五天之后开棺验尸，才出现了小说结尾最精彩的一幕。一把木梳的细节，对故事的结局起了关键的作用。
有了细节，也就有了生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有了生活的气息，自然也就具有艺术的魅力。细节的真实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倾向。
典型环境，是作品中反映出来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各种斗争的总形势所构成的时代特点，这是典型人物活动的大的时代背景。恩格斯把它概括为：“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这种环境，也是典型人物所处的独特的具体环境，这是塑造典型人物的真实依据。这种环境，也是围绕典型人物发生的事件、人物的成长，在多方面展开人与人的关系、发展情节的必要手段。
作品中，对于故事发生的歌合村的环境描写，作者完全采用了素描的手法，基本按照30年代日本落后的农村状态现实来描写：
“群山环抱，大雪封山，既没有电灯，也没有收音机，昭和十二年那时候，这个村庄是与世隔绝的、没有享受到现代文明的一个孤岛。”
而对于阿新与留吉各自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作者则花费了较多的笔墨来描写，突出了他们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艰难，为人物性格的形成和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
对酿酒厂的劳动环境，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十二月初，酿酒厂一带刮起干燥的寒风。过往行人都穿上了短袍子。可是，在酒坊里，头缠布巾，只穿一件内衣、扎一条兜裆布的酿酒工们却在用冰冷刺骨的水淘着米。”
酿酒工人的生活环境更是恶劣：
“他们不分昼夜地劳动，只好换班睡觉。而睡觉的地方是酒坊顶棚里的三角形阁楼。天花板上开有一个洞口，有一架梯子，白天拿开。要睡觉时，就把梯子搭在洞口爬上去，钻进漆黑的阁楼里去。那是个空空荡荡的房间，只在木板上铺着席子，还搁着一根横木，当枕头用。酿酒工们盖着单薄的被子，头枕横木，并排睡觉。有些工人往往到了接班时间还睡不醒，所以老酿酒工得敲响横木，把人喊醒。”
从以上描写我们可以看出，酿酒厂的劳动条件几乎与牢房无异。
如此卖命工作，可酿酒工人们的工钱却每天只有一元多一点，最多的也不会超过二元。因此，即使夜以继日地干活，酿酒工能带回家里的钱也是寥寥无几的。
对于阿新编草包的环境，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竖立着好像撒上一层白粉似的小房子，宛如贝壳一般紧贴在山脚。石灰窑的三座灰色的木塔工作架，兀自耸立在黑色的山峦之上，不禁使人产生荒凉的感觉。”
在面朝日本海断崖下的荒村里，苦难的人们和乡土气息紧密连接，真好比一幅落寞、伤感的风景画：
“石灰厂旁边有一个草包作坊，作坊里采用的是原始的生产方法，全靠手工操作，用一根根稻草编织草包。”
“编草包的女工，她们挨着，并排坐在穿过横木的台架前面。这种台架叫作‘马’。她们把草绳捆成一团（叫作‘驹’），作为镇石压住剪齐的稻草，灵巧地把稻草连续不断地插进台架。她们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阿新死后五天，有人对她的自杀提出怀疑，于是警察来验尸。警方开棺前，作者用简单的笔触，勾勒了一幅图画：
“山坡上秋风习习，殷红的枫叶像一团火，在阴暗的树丛中显得格外鲜艳。”
阴暗中的鲜艳枫叶，使得人们想起身处逆境却美丽出众的阿新。
小说结尾，作者以无限悲切的心情，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场景：埋葬阿新的棺材打开了，掀开阿新衣服的下摆，“血淋淋的婴儿，拖着好像用胡桃串成的念珠似的脐带，把面孔埋在阿新的两条大腿中间。婴儿的面孔光滑如玉脂，头上长着乌黑的头发，仿佛在安眠。这是在棺材里诞生的阿新的孩子。母子俩都无声无息地躺着。”
与许多日本作家一样，作者不仅描写死亡本身的美，并且试图通过描写作品中人物的死亡，来表现作品的思想性，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引起读者的共鸣。
美丽善良的阿新蒙受冤屈还没有来得及申辩，就被丈夫活活掐死，本来已是一出悲剧。读到这里，读者本已经痛彻心扉，并产生怜悯之情。可是作者觉得还不够，他又前进了一步，用寥寥几笔，写了阿新死后，在棺材里又生了一个漂亮的婴儿。当然，这个婴儿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这是悲剧的结尾，也是这出悲剧的高潮。善良的读者读到这里，怎么会不潸然泪下。
小说真实而又细致的环境描写，突出了日本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与无奈，凸显了小说的主题。作者把它真实地写出来，让广大读者去了解，去体会，从而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发挥了小说的现实主义效应。
四
现实主义的根本特点，是要求作家面对现实，忠于生活，做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勇于揭示具有现实意义的矛盾和斗争，歌颂正气，把腐朽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把生活的丑转化为艺术的美。水上勉通过自己对生活的獨到观察，并运用独立的思考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从不同的侧面来描写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底层劳动人民的不幸。并且客观地指明了悲剧的根源，即：日本的社会制度问题、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问题，以及男权主义在日本盛行问题等等。正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所以他和他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越后筒石亲不知》对于上个世纪初期日本偏僻农村的描写，对于酿酒工人及织草包女工的描写，都具有客观真实性，是一定时代生活难得的历史记录。它的真实性不仅包括反映客观生活的真实，而且还饱含着作家的真实感情。用恩格斯的话来讲，这就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此外，水上勉其他的很多作品同样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他用无限同情的笔调，述说着日本发生的故事。其作品既具有真相，也充满了真情，这既是水上勉成功的基础，也是他作品流传的保证。
参考文献：
[1] 瓶内逍遥：《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
[2] 夏目漱石：《我是猫》，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