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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天生是个赌城，因为它占尽了赌博业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朝代和国家都实行禁赌政策。自19世纪开始，澳门就在特殊的环境下开放赌博，博彩业逐步成为了澳门的支柱产业。直到今天，澳门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博彩合法化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唯一允许博彩合法化的地区。晚明时期，澳门因为天主教的发展被称之为“远东的梵蒂冈”。晚清之后，澳门因博彩业的繁荣被称之为“东方的蒙特卡罗”。如今澳门已经超越了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
在大多数地方，赌博仅仅是社会问题之一，但是澳门作为中国的赌城，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今天，赌博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是澳门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中心问题。
人和
对于赌博，中国人无宗教的罪戒感。明末的顾炎武曾经说当时的进士，以不善赌博为耻。清前中期，政府严禁赌博，赌博之风稍敛。嘉道之后，财政紧张要依靠博彩业的收入来贴补，赌博之风日炽，其中尤以广东省为最。据道光时期游历广东的湖南学者周寿昌记录，当时的广东省内“自旦及昏，人自士庶男女老幼”没有不赌博的。
光绪年间到过澳门的葡萄牙贵族阿尔诺索伯爵在回忆录中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嗜好赌博。”世界上没有天性嗜赌的人种，赌博并非广东所独有的社会现象，但晚清时期的广东，赌风之炽确为全国之冠。这可能是因为广东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和对外经济最早兴起的省份，早期的商业与投机是分不开的。赌博实际上就是一种投机与娱乐相结合的商业，其中折射着人性的弱点。
澳门本属香山县，居澳门的华人大部分是广东人，生活习惯与广东相同，在赌博行为方面，澳门基本上沿袭了广东居民的爱好与习惯。广东的赌博之风古已有之，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屈大均曾在《广东新语》中多处述及广东的赌博风气。如：“广人喜斗蟋蟀”，“广人有放鸽之会”等。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编辑的《葡汉辞典》中收录了众多与赌博有关的词汇。澳门绝大多数赌博种类源自广东。流行于广东等地民间的赌博方式和赌具，既有动物赌也有器具赌，可谓花样百出。
番摊是古代摊钱的别称，古代的赌法是随身取一把数十枚钱币，纳于器中，让人猜注。然后掀开盖子，倒出钱币，以四枚为一组，然后统一计余数，余一则一胜，余二则二胜，余三则三胜，余四则四胜，以押得余数者为赢。南北朝时这种赌博方式已经流行。清以后摊钱被称为“番摊”据说是因为该赌流行于广东番禺而得名。在澳门清代的博彩项目中，番摊所占的比例极其重要，以1887～1888年的澳门地区财政收入为例，中式博彩的税收超过61％，番摊的税收最多，在这一年，澳葡政府的鸦片收入还不及博彩业的四分之一。当时澳门的番摊馆多达200多家。
闱姓是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彩票赌种，于道光末年由广东人创制，一直流行了几十年。到了光绪末年朝廷取消科举考试，闱姓才被白鸽票(也称小闱姓)所取代。闱姓是清朝最早合法承认的博彩业，也是澳门赌场最主要的生意之一。
闱姓赌博是以参加乡试、会试的士子姓氏为猜赌物件，买中榜上有名的姓则赢，否则为输。闱姓赌博利用科考作护符，表面蒙上神圣的外衣，使人产生错觉，认为闱姓比其他赌博高雅，从而吸引不少中上层人士投买。因为以金榜为依据，给人以财金分配公平合理，不像其他赌博那样易于作弊的观感。内地严禁闱姓赌博之后，澳门成为聚赌之地。
澳门开埠之初，葡人多于华人，17世纪之后，华人逐渐超过葡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流入澳门的华人大幅增加，成为一个完全以华人为主体的城市。亚马留总督主宰澳门时，将赌博合法化，从此澳门博彩业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说开始只是权宜之计，而从此以后，以赌为业就成为了历届葡萄牙政府的既定之策，赌业日盛一日，赌饷年高一年。
天时与地利
葡萄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律是禁止赌博的，但是澳门作为一个“海外省”，当地总督在实施法律的时候常常放弃普遍原则，转而采用现实的解决方法。里斯本给予澳门总督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自从明代嘉庆年间葡萄牙人居澳门以后，澳门民间虽然存在着各色赌博，但只是私下行为，没有公开化。这也是因为当时清帝国通过香山县地方政府控制着澳门的司法权，葡人只能进行有限度的自治。当时规定如果案件涉及到中国人，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由在澳的中国官员审理。在禁赌政策上明清政府一直非常坚决，掌控着司法权的中国法律禁止赌博，葡萄牙人也不敢将赌博合法化。这一局面维持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在澳门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澳门帝汶省政府公报》其中特别说明“闱姓”博彩是1847年1月应华人要求，由总督批准设立的。所有的番摊赌馆则是根据1846年2月的总督训令，在1849年4月正式发给牌照的。1846年澳门总督彼亚度发出了准许开设番摊赌馆的总督训令。亚马留在1847年接任总督之后，把番摊、闱姓、白鸽票等合法化。以1847年计，澳门博彩业的合法化比香港早20年。
亚马留总督曾经在非洲的殖民地打过仗，他也把澳门当作葡萄牙的又一块殖民地来经营。他强行拆毁清朝驻澳门的海关，驱逐海关官员。不但拒绝向清政府交租，还向华人店铺收税。亚马留彻底切断了澳门与清帝国的联系，葡萄牙总督控制了澳门的领土、行政以及税收。
1849年3月，亚马留命令对所有在街上设点赌博和参与赌博的中国人施以罚款，但是他并非真要禁赌。4月，所有的番摊赌馆获得澳葡政府正式发给的营业牌照。从此以后，博彩税就堂而皇之地纳入了澳门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不过，开放赌禁的政策并非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这只不过是亚马留使澳门脱离清帝国管治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增加税收的尝试。他本人根本没有预见到澳门将成为世界的赌城。他的最终归宿是死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了望厦村村民的刀下之鬼。
清人蒲松龄在《赌符》一文中说：“败德丧行，倾产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除非别无选择，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贸然开放赌禁。澳葡政府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澳门的国际贸易港地位被香港取代，而在苦力贸易勃兴之后而偶然发现这一新税源的。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占领了香港，并宣布其为免税自由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增设了福州、宁波、上海等多个通商口岸，澳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外贸港口，地位一落千丈。澳葡当局赖以维持的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葡萄牙学者指出：当澳门的门口崛起一个英国殖民地时，历史又重演了，就像孟买毁了果阿一样，香港现在又毁了澳门。葡萄牙国内笼罩着悲观的气氛，有些政客甚至建议把澳门卖给英国人或者法国人，以免成为葡萄牙的负担。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大批内地难民涌入澳门，避难的华人中，有不少是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富人。财富的增加势必刺激博彩业的发展。接踵而至的“猪仔贸易”——苦力贸易让澳门刚刚兴起的博彩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机会。贩卖人口的“猪仔贸易”盛行的年代，澳门周边的华南地区赌风极盛。为了让苦力们卖身，人贩子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赌档，谋取双重利润。骤然间得到一笔卖身钱的苦力，希望通过赌一把赎身，衣锦还乡。实际上，大部分人无法扭转命运，输光了卖身钱之后，被送上“猪仔船”远渡重洋做苦工。到了1874年澳门的苦力贸易受到香港的强大冲击，受到有力遏制。赖此为计的澳门赌博业也因此失去了最主要的客源。但是澳门这艘赌船已经扬帆出海，没有回头路。
在澳门博彩业走向合法化的过程中，广东籍为主的华商起了主导作用，澳葡政府处于被动地位。而在内地历次政治变乱和战争中，澳门总是能置身事外，被华文报纸称为“安乐窝”。清朝中央政府以及广东地方政府在禁赌政策和开赌承饷方面举棋不定，经常是换一任总督就变动一次，而澳葡政府的政策较为稳定，很少朝令夕改。赌商们初期也不看好澳门，只是在内地禁赌期间把澳门作为临时的赌业大本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澳门适合博彩业发展的政策与社会稳定的优势就逐步显示出来了。
古今中外，绝大多数朝代和国家都实行禁赌政策。自19世纪开始，澳门就在特殊的环境下开放赌博，博彩业逐步成为了澳门的支柱产业。直到今天，澳门还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博彩合法化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唯一允许博彩合法化的地区。晚明时期，澳门因为天主教的发展被称之为“远东的梵蒂冈”。晚清之后，澳门因博彩业的繁荣被称之为“东方的蒙特卡罗”。如今澳门已经超越了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
在大多数地方，赌博仅仅是社会问题之一，但是澳门作为中国的赌城，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今天，赌博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而是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是澳门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中心问题。
人和
对于赌博，中国人无宗教的罪戒感。明末的顾炎武曾经说当时的进士，以不善赌博为耻。清前中期，政府严禁赌博，赌博之风稍敛。嘉道之后，财政紧张要依靠博彩业的收入来贴补，赌博之风日炽，其中尤以广东省为最。据道光时期游历广东的湖南学者周寿昌记录，当时的广东省内“自旦及昏，人自士庶男女老幼”没有不赌博的。
光绪年间到过澳门的葡萄牙贵族阿尔诺索伯爵在回忆录中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嗜好赌博。”世界上没有天性嗜赌的人种，赌博并非广东所独有的社会现象，但晚清时期的广东，赌风之炽确为全国之冠。这可能是因为广东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和对外经济最早兴起的省份，早期的商业与投机是分不开的。赌博实际上就是一种投机与娱乐相结合的商业，其中折射着人性的弱点。
澳门本属香山县，居澳门的华人大部分是广东人，生活习惯与广东相同，在赌博行为方面，澳门基本上沿袭了广东居民的爱好与习惯。广东的赌博之风古已有之，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屈大均曾在《广东新语》中多处述及广东的赌博风气。如：“广人喜斗蟋蟀”，“广人有放鸽之会”等。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编辑的《葡汉辞典》中收录了众多与赌博有关的词汇。澳门绝大多数赌博种类源自广东。流行于广东等地民间的赌博方式和赌具，既有动物赌也有器具赌，可谓花样百出。
番摊是古代摊钱的别称，古代的赌法是随身取一把数十枚钱币，纳于器中，让人猜注。然后掀开盖子，倒出钱币，以四枚为一组，然后统一计余数，余一则一胜，余二则二胜，余三则三胜，余四则四胜，以押得余数者为赢。南北朝时这种赌博方式已经流行。清以后摊钱被称为“番摊”据说是因为该赌流行于广东番禺而得名。在澳门清代的博彩项目中，番摊所占的比例极其重要，以1887～1888年的澳门地区财政收入为例，中式博彩的税收超过61％，番摊的税收最多，在这一年，澳葡政府的鸦片收入还不及博彩业的四分之一。当时澳门的番摊馆多达200多家。
闱姓是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彩票赌种，于道光末年由广东人创制，一直流行了几十年。到了光绪末年朝廷取消科举考试，闱姓才被白鸽票(也称小闱姓)所取代。闱姓是清朝最早合法承认的博彩业，也是澳门赌场最主要的生意之一。
闱姓赌博是以参加乡试、会试的士子姓氏为猜赌物件，买中榜上有名的姓则赢，否则为输。闱姓赌博利用科考作护符，表面蒙上神圣的外衣，使人产生错觉，认为闱姓比其他赌博高雅，从而吸引不少中上层人士投买。因为以金榜为依据，给人以财金分配公平合理，不像其他赌博那样易于作弊的观感。内地严禁闱姓赌博之后，澳门成为聚赌之地。
澳门开埠之初，葡人多于华人，17世纪之后，华人逐渐超过葡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流入澳门的华人大幅增加，成为一个完全以华人为主体的城市。亚马留总督主宰澳门时，将赌博合法化，从此澳门博彩业一发而不可收拾。如果说开始只是权宜之计，而从此以后，以赌为业就成为了历届葡萄牙政府的既定之策，赌业日盛一日，赌饷年高一年。
天时与地利
葡萄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法律是禁止赌博的，但是澳门作为一个“海外省”，当地总督在实施法律的时候常常放弃普遍原则，转而采用现实的解决方法。里斯本给予澳门总督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自从明代嘉庆年间葡萄牙人居澳门以后，澳门民间虽然存在着各色赌博，但只是私下行为，没有公开化。这也是因为当时清帝国通过香山县地方政府控制着澳门的司法权，葡人只能进行有限度的自治。当时规定如果案件涉及到中国人，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由在澳的中国官员审理。在禁赌政策上明清政府一直非常坚决，掌控着司法权的中国法律禁止赌博，葡萄牙人也不敢将赌博合法化。这一局面维持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在澳门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澳门帝汶省政府公报》其中特别说明“闱姓”博彩是1847年1月应华人要求，由总督批准设立的。所有的番摊赌馆则是根据1846年2月的总督训令，在1849年4月正式发给牌照的。1846年澳门总督彼亚度发出了准许开设番摊赌馆的总督训令。亚马留在1847年接任总督之后，把番摊、闱姓、白鸽票等合法化。以1847年计，澳门博彩业的合法化比香港早20年。
亚马留总督曾经在非洲的殖民地打过仗，他也把澳门当作葡萄牙的又一块殖民地来经营。他强行拆毁清朝驻澳门的海关，驱逐海关官员。不但拒绝向清政府交租，还向华人店铺收税。亚马留彻底切断了澳门与清帝国的联系，葡萄牙总督控制了澳门的领土、行政以及税收。
1849年3月，亚马留命令对所有在街上设点赌博和参与赌博的中国人施以罚款，但是他并非真要禁赌。4月，所有的番摊赌馆获得澳葡政府正式发给的营业牌照。从此以后，博彩税就堂而皇之地纳入了澳门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不过，开放赌禁的政策并非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这只不过是亚马留使澳门脱离清帝国管治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增加税收的尝试。他本人根本没有预见到澳门将成为世界的赌城。他的最终归宿是死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了望厦村村民的刀下之鬼。
清人蒲松龄在《赌符》一文中说：“败德丧行，倾产亡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除非别无选择，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贸然开放赌禁。澳葡政府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澳门的国际贸易港地位被香港取代，而在苦力贸易勃兴之后而偶然发现这一新税源的。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占领了香港，并宣布其为免税自由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增设了福州、宁波、上海等多个通商口岸，澳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外贸港口，地位一落千丈。澳葡当局赖以维持的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葡萄牙学者指出：当澳门的门口崛起一个英国殖民地时，历史又重演了，就像孟买毁了果阿一样，香港现在又毁了澳门。葡萄牙国内笼罩着悲观的气氛，有些政客甚至建议把澳门卖给英国人或者法国人，以免成为葡萄牙的负担。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大批内地难民涌入澳门，避难的华人中，有不少是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富人。财富的增加势必刺激博彩业的发展。接踵而至的“猪仔贸易”——苦力贸易让澳门刚刚兴起的博彩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机会。贩卖人口的“猪仔贸易”盛行的年代，澳门周边的华南地区赌风极盛。为了让苦力们卖身，人贩子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赌档，谋取双重利润。骤然间得到一笔卖身钱的苦力，希望通过赌一把赎身，衣锦还乡。实际上，大部分人无法扭转命运，输光了卖身钱之后，被送上“猪仔船”远渡重洋做苦工。到了1874年澳门的苦力贸易受到香港的强大冲击，受到有力遏制。赖此为计的澳门赌博业也因此失去了最主要的客源。但是澳门这艘赌船已经扬帆出海，没有回头路。
在澳门博彩业走向合法化的过程中，广东籍为主的华商起了主导作用，澳葡政府处于被动地位。而在内地历次政治变乱和战争中，澳门总是能置身事外，被华文报纸称为“安乐窝”。清朝中央政府以及广东地方政府在禁赌政策和开赌承饷方面举棋不定，经常是换一任总督就变动一次，而澳葡政府的政策较为稳定，很少朝令夕改。赌商们初期也不看好澳门，只是在内地禁赌期间把澳门作为临时的赌业大本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澳门适合博彩业发展的政策与社会稳定的优势就逐步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