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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姗来迟的“多元文化主义”
人之初，大约在两百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布到世界各地。那时肯定没有什么“主义”，只是由于生态迥异，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多元：多元的部落，多元的神，多元的洞穴岩石绘画，多元的祭奠仪式，多元的衣食住行……这种地理隔离式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多元，在时间轴上延展得很长很长。
后来，到了三千多年前，在西方希伯来人的《圣经》罢黜了人类原始信仰中普遍存在的万神论，提出只能独信上帝的一神论。在中国，两千多年前，西汉的董仲舒，第一个起来反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多元百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信、独尊、独裁，为世界大多数人建立了一个精神与制度的一元秩序。再后来，哥伦布开创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所形成的世界性殖民，又增加了“西方中心”的新一元论。
一直到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少数族裔教师和学生提出课程改革，在美国引发一场“文化战争”，这时才正儿八经弄出了个抗衡“一元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霎时成了风靡世界的显学。
区区的课程改革怎么会点燃国家层面上的“文化战火”呢？因为，斯坦福大学少数族裔要改的是学校的核心课程“西方文化”，其诉求是承认各种文化的差异以及各种文化的等价。在美国，这可触动了社会秩序的命根子。它挑战了以WASP（美国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代表的一以贯之的主流文化，它颠覆了欧美文化中心论、白人男子价值中心论，它解构了所有权威那种无可争议的话语权。当斯坦福大学把“西方文化”改成“文化、思想、价值”（Cultures Ideas and Values ，CIV）时，时任教育部长贝奈特在电视上愤怒谴责说：“一所伟大的学校被无知识、非理性和恐吓性势力压迫到低劣的层次！”新保守主义理论家艾伦·布卢姆的惊呼如丧考妣：“多元文化主义在课程设置中砍掉西方经典，换上非经典及女性作品，是对美国传统精神的肢解！是对美国文化基础的破坏！是对美国文明的嘲弄！”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多元文化主义”独步三界，繁衍出了无穷的多元：价值观多元，道德标准多元，生活方式多元，授课语言多元，婚姻形式多元，家庭模式多元，性行为多元……
就在那个年代，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斯坦福大学。有位读过我作品的中国留学生非常热情，他主动提出带我去参观校园。我们先去看了由罗丹模具翻鋳出来的《加莱义民》雕塑，自然让第一次看到罗丹“原作”的我惊叹不已。接着他带我经过一个小广场，看到了由两男、两女相依偎为造型的艺术粗陋的同性恋雕塑，这回却是让我惊愕不已了！
我问：“斯坦福是美国乃至世界的大名校，怎么放置这样的雕塑呢？姑且不论同性恋的好坏，就雕塑的制作水平而言也太给你们学校丢面子了！”
留学生说：“这个雕塑是我们学校同性恋师生做的。校方曾毁掉过，但立即引发了校内外很大的抗议浪潮，只好妥协复原。我们学校同性恋者很多，旧金山市是同性恋的大本营。竞选旧金山市长的人如果不公开宣布支持同性恋，恐怕就很难当选。”
“啊？！”我懵了。
没有二元判断的同性恋问题
那时的我，看待同性恋问题，如坠五里雾中。
在来斯坦福之前，美国大名鼎鼎的诗人、《嚎叫》的作者艾伦·金斯伯格曾邀请我到他在纽约的家做客。看到他家里有个“男夫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次在斯坦福同性恋雕塑前曾经的感觉又一次被强化，我渴望问个究竟。通过留学生的帮助，我请教了两位斯坦福学者——一位哲学教授，一位伦理学教授。
我的提问是个二元判断式的：“请问，你们认为同性恋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
两人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完全避开了“好与坏”的判断，只是滔滔不绝地对我讲同性恋者的特点。他们说：
“听说中国来的留学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来的，他们租房子时都喜欢找同性恋房东。他们说同性恋者很有善意，而且房租公道。为什么？不知道。
“现在世界人口爆炸，前景堪忧，而同性恋者绝不会给人类增添这方面的麻烦。
“遗传生物学告诉我们，男人的染色体是xy，女人的染色体是xx，如果男人的染色体中多了一个x，或者女人的染色体中增加了一个y，就会有同性恋倾向。这两类染色体异常的人在人类中有一定的比例，因此自古至今都有同性恋者存在。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有些同性恋者是在异性恋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向同性恋的。弗洛伊德之后，西方掀起了一场性革命，性能力被认为是人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在西方，人们能容忍你骂他笨，但绝不能容忍你骂他‘性无能’。那些被异性恋对象看作‘性无能’而高度自卑的人，一旦转向同性恋，改变了性行为的方式，就不会有这样的焦虑了。
“康德在政治哲学里论述到，个人的权力或者说自由，要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同性恋者是自愿自主的选择，这种选择不妨碍他人的自由。
“性学家还告诉我们，人最熟悉自己的身体，因此同性恋的性行为快感往往比异性恋更强烈。
“进化论称，生命进化到两性繁殖才展开了生命无穷的多样性。因此，异性‘恋’是物种繁衍的根本策略，同性恋现象在除人类之外的生物界极为罕见。”
……
两位教授从诸多学科切入解析了同性恋，有理有据，就是不肯做出同性恋是好还是坏的判断。
好个纠结了得！
然而，我却在沮丧中突然省悟：如果说斯坦福大学的课程改革所蕴含的多元文化主义，是要求消除文化歧视的政治诉求的话，那么，斯坦福两位教授在讲述同性恋时的多元判断，却与讲述者的利害无关，而是当代越来越多的多学科所导致的必然。不仅是同性恋问题，当下在论述任何一个问题时，都可以从多种学科切入得出种种学理充足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却又相互抵牾，无法做出传统的是好还是坏、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的二元对立论断。
妙哉！区别于人之初的地理隔离式的多元，如今是多学科孕育的“科学发展观”的多元。像我这种书呆子，一种理念一旦有学理支撑，我就会奉为圭臬。加之社会现实似乎也在向我证实多元是对现代人精神的彻底松绑，幸运的现代人从里到外荡漾着“解放的快感”：个人空前自在了，审美空前丰盛了，创造力空前爆发了……
然而，当我又一次去了美国，这种“多元快感”却受到了反作用力的巨大撞击。一位美国朋友在旧金山金门大桥告诉我，从那座有名的自杀桥跳下去的人中，比例最高的是主流社会的白人男子（WASP），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妇女所占比例最小。她还在她的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指着一座钟楼告诉我，这里是该校有名的自杀钟楼，跳下来的人至少也是考上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我问为什么，她淡淡地丢了一个全称判断给我：现在这个世界，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难受。接着她解释说，这全是多元价值作的孽。她还引用了一句不知是哪位哲人的话：在这多元的时代，任何一件最混账的事，如果找不到一百条最有学术性说服力的理由为它辩解的话，那就不算是“多元人”！
是吗？我又坠入五里雾中。
诺贝尔会不会以头撞棺材板？
我旅居法国生活得越久，对“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难受”这句话越有认同感。
就说说关于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争议吧。
在宣布奥巴马获奖之后，多元世界沸腾了，批评的、讽刺的、拥戴的、赞美的，都找到了最雄辩的理由，让旁听者一头雾水。
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被称为互联网上最大的UGC（用户提供内容）新闻网站的《赫芬顿邮报》网站发表的一名奥巴马支持者所写的困惑文章。作者写道：“当我今天凌晨打开CNN看到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我陷入怀疑。现在颁给奥巴马和平奖，就像将奥斯卡奖项送给一名年轻导演，只是因为这个导演计划要拍的电影；就像把普利策奖颁给一名第一次出书的作家，只是因为这名作家可能要写出一部好书。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一种冒犯，无疑诺贝尔在棺材中也会以头撞棺的！”
人之初，大约在两百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布到世界各地。那时肯定没有什么“主义”，只是由于生态迥异，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了多元：多元的部落，多元的神，多元的洞穴岩石绘画，多元的祭奠仪式，多元的衣食住行……这种地理隔离式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多元，在时间轴上延展得很长很长。
后来，到了三千多年前，在西方希伯来人的《圣经》罢黜了人类原始信仰中普遍存在的万神论，提出只能独信上帝的一神论。在中国，两千多年前，西汉的董仲舒，第一个起来反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多元百家，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信、独尊、独裁，为世界大多数人建立了一个精神与制度的一元秩序。再后来，哥伦布开创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所形成的世界性殖民，又增加了“西方中心”的新一元论。
一直到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少数族裔教师和学生提出课程改革，在美国引发一场“文化战争”，这时才正儿八经弄出了个抗衡“一元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霎时成了风靡世界的显学。
区区的课程改革怎么会点燃国家层面上的“文化战火”呢？因为，斯坦福大学少数族裔要改的是学校的核心课程“西方文化”，其诉求是承认各种文化的差异以及各种文化的等价。在美国，这可触动了社会秩序的命根子。它挑战了以WASP（美国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代表的一以贯之的主流文化，它颠覆了欧美文化中心论、白人男子价值中心论，它解构了所有权威那种无可争议的话语权。当斯坦福大学把“西方文化”改成“文化、思想、价值”（Cultures Ideas and Values ，CIV）时，时任教育部长贝奈特在电视上愤怒谴责说：“一所伟大的学校被无知识、非理性和恐吓性势力压迫到低劣的层次！”新保守主义理论家艾伦·布卢姆的惊呼如丧考妣：“多元文化主义在课程设置中砍掉西方经典，换上非经典及女性作品，是对美国传统精神的肢解！是对美国文化基础的破坏！是对美国文明的嘲弄！”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多元文化主义”独步三界，繁衍出了无穷的多元：价值观多元，道德标准多元，生活方式多元，授课语言多元，婚姻形式多元，家庭模式多元，性行为多元……
就在那个年代，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斯坦福大学。有位读过我作品的中国留学生非常热情，他主动提出带我去参观校园。我们先去看了由罗丹模具翻鋳出来的《加莱义民》雕塑，自然让第一次看到罗丹“原作”的我惊叹不已。接着他带我经过一个小广场，看到了由两男、两女相依偎为造型的艺术粗陋的同性恋雕塑，这回却是让我惊愕不已了！
我问：“斯坦福是美国乃至世界的大名校，怎么放置这样的雕塑呢？姑且不论同性恋的好坏，就雕塑的制作水平而言也太给你们学校丢面子了！”
留学生说：“这个雕塑是我们学校同性恋师生做的。校方曾毁掉过，但立即引发了校内外很大的抗议浪潮，只好妥协复原。我们学校同性恋者很多，旧金山市是同性恋的大本营。竞选旧金山市长的人如果不公开宣布支持同性恋，恐怕就很难当选。”
“啊？！”我懵了。
没有二元判断的同性恋问题
那时的我，看待同性恋问题，如坠五里雾中。
在来斯坦福之前，美国大名鼎鼎的诗人、《嚎叫》的作者艾伦·金斯伯格曾邀请我到他在纽约的家做客。看到他家里有个“男夫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次在斯坦福同性恋雕塑前曾经的感觉又一次被强化，我渴望问个究竟。通过留学生的帮助，我请教了两位斯坦福学者——一位哲学教授，一位伦理学教授。
我的提问是个二元判断式的：“请问，你们认为同性恋对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
两人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完全避开了“好与坏”的判断，只是滔滔不绝地对我讲同性恋者的特点。他们说：
“听说中国来的留学生，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来的，他们租房子时都喜欢找同性恋房东。他们说同性恋者很有善意，而且房租公道。为什么？不知道。
“现在世界人口爆炸，前景堪忧，而同性恋者绝不会给人类增添这方面的麻烦。
“遗传生物学告诉我们，男人的染色体是xy，女人的染色体是xx，如果男人的染色体中多了一个x，或者女人的染色体中增加了一个y，就会有同性恋倾向。这两类染色体异常的人在人类中有一定的比例，因此自古至今都有同性恋者存在。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有些同性恋者是在异性恋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向同性恋的。弗洛伊德之后，西方掀起了一场性革命，性能力被认为是人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在西方，人们能容忍你骂他笨，但绝不能容忍你骂他‘性无能’。那些被异性恋对象看作‘性无能’而高度自卑的人，一旦转向同性恋，改变了性行为的方式，就不会有这样的焦虑了。
“康德在政治哲学里论述到，个人的权力或者说自由，要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同性恋者是自愿自主的选择，这种选择不妨碍他人的自由。
“性学家还告诉我们，人最熟悉自己的身体，因此同性恋的性行为快感往往比异性恋更强烈。
“进化论称，生命进化到两性繁殖才展开了生命无穷的多样性。因此，异性‘恋’是物种繁衍的根本策略，同性恋现象在除人类之外的生物界极为罕见。”
……
两位教授从诸多学科切入解析了同性恋，有理有据，就是不肯做出同性恋是好还是坏的判断。
好个纠结了得！
然而，我却在沮丧中突然省悟：如果说斯坦福大学的课程改革所蕴含的多元文化主义，是要求消除文化歧视的政治诉求的话，那么，斯坦福两位教授在讲述同性恋时的多元判断，却与讲述者的利害无关，而是当代越来越多的多学科所导致的必然。不仅是同性恋问题，当下在论述任何一个问题时，都可以从多种学科切入得出种种学理充足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却又相互抵牾，无法做出传统的是好还是坏、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的二元对立论断。
妙哉！区别于人之初的地理隔离式的多元，如今是多学科孕育的“科学发展观”的多元。像我这种书呆子，一种理念一旦有学理支撑，我就会奉为圭臬。加之社会现实似乎也在向我证实多元是对现代人精神的彻底松绑，幸运的现代人从里到外荡漾着“解放的快感”：个人空前自在了，审美空前丰盛了，创造力空前爆发了……
然而，当我又一次去了美国，这种“多元快感”却受到了反作用力的巨大撞击。一位美国朋友在旧金山金门大桥告诉我，从那座有名的自杀桥跳下去的人中，比例最高的是主流社会的白人男子（WASP），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人妇女所占比例最小。她还在她的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指着一座钟楼告诉我，这里是该校有名的自杀钟楼，跳下来的人至少也是考上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本科生。我问为什么，她淡淡地丢了一个全称判断给我：现在这个世界，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难受。接着她解释说，这全是多元价值作的孽。她还引用了一句不知是哪位哲人的话：在这多元的时代，任何一件最混账的事，如果找不到一百条最有学术性说服力的理由为它辩解的话，那就不算是“多元人”！
是吗？我又坠入五里雾中。
诺贝尔会不会以头撞棺材板？
我旅居法国生活得越久，对“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难受”这句话越有认同感。
就说说关于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争议吧。
在宣布奥巴马获奖之后，多元世界沸腾了，批评的、讽刺的、拥戴的、赞美的，都找到了最雄辩的理由，让旁听者一头雾水。
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被称为互联网上最大的UGC（用户提供内容）新闻网站的《赫芬顿邮报》网站发表的一名奥巴马支持者所写的困惑文章。作者写道：“当我今天凌晨打开CNN看到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我陷入怀疑。现在颁给奥巴马和平奖，就像将奥斯卡奖项送给一名年轻导演，只是因为这个导演计划要拍的电影；就像把普利策奖颁给一名第一次出书的作家，只是因为这名作家可能要写出一部好书。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一种冒犯，无疑诺贝尔在棺材中也会以头撞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