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70后“新一代顽主”作家石一枫，其作品中真正值得注意、带有光芒的是女性形象，突出塑造了以陈金芳为代表的许多女性人物，呈现出她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与男性、与生存环境以及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女性有的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尝生活的艰辛，是生活的不幸者，有的一改从前小说中女性被男性拯救的形象，而成了男性的拯救者，有的则像陈金芳一样成了为改变命运的不懈反抗者。这些女性身上承载了石一枫作为一位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对大时代里小人物命运的关切，以及深刻的历史反思。
关键词：不幸者；拯救者；反抗者；女性；历史反思
作者简介：高阳（1993-），女，满族，辽宁义县人，研究生学历，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2
以2013年为界，石一枫小说的后期和前期相比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囿于写大院子弟的青春故事，而是打开了视野，并且将视角下移，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并尝试寻找改变命运、反抗命运的可能性，他倾注笔墨较多的是底层女性。
一、底层生活的不幸者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女性解放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文学作品中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命意义和价值，在石一枫的一些作品中，也将关注目光投给了这些底层生活中饱经生活磨难的不幸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坐在楼上的清源》中的清源、《芳华的内心戏》中的芳华。
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分别是清源和芳华，都是身处最底层的普通女性，而使他们的命运发生改变、走向人生困境的都是强暴事件。清源来自一个边远小镇，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她又意外致残，只能坐在阁楼上观看外面的世界，靠卖草糊为生。父亲的定期探视是她内心最大的期盼。由于她自身长得漂亮，遭到邻居老曹的觊觎，也吸引了外来大学生的关注。通过与大学生的接触，她内心接受了大学生对她的示好，并且也对大学生心生爱意，可是却遭到了老曹的强暴而怀孕，最后大学生却不辞而别，命运的打击一次又一次地落在这个柔弱的、不幸的女性身上。父亲公开择婿，在众多鳏夫里为她挑选了一位老实本分的鞋匠。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为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孤寂、无助、失望的情绪将会充斥清源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命运，而她只能无奈地忍受，无力去改变，石一枫对这样的女性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清源代表的是生活在边远乡镇中的底层女性，而芳华转换了生存空间，代表着外来入城的底层女性，芳华与清源有相同的人生经历，也在美好的年纪被人强暴，但她还生下了一个先天残疾的孩子。石一枫在这里对芳华的苦难经历只是轻描淡写，着重表现的是她的内心戏。为了谋生，她在城市里开了一家小卖部，小卖部成了她观察他人、观察这座城市的窗口，一系列的心理描写也于此展开。芳华喜欢在她的小卖部秘密地观察男人，小说描写了她对三个男人的观察，一个是好丈夫形象，一个是完美情人形象，另一个是霸气江湖中人形象。她在内心里分别想象了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幻想出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但这一切只是虚拟，并非真实，真正与三个男人有情感关系的是一个女乐手，女乐手是别人口中的唾弃对象，却让芳华羡慕不已。她之所以只敢沉溺于与男性关系的幻想，是因为身为一个外来务工者，她对于这座城市没有一种归属感，她想通过想象让自己与这座城市建立联系，融入这座城市之中。芳华代表的不只是底层女性，更是无数城市务工者的现实处境。在这里，石一枫又将我们引向了对城市“他者”的关注，对他们命运和遭际的思考。
二、男性的拯救者
同样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女性成为文学作品中被启蒙的对象，而启蒙者则一直由男性充当，男性一直作为女性的精神导师而引导着女性，像《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即是如此。在石一枫的许多小说里，女性一改原来被男性拯救的形象，成为了男性的拯救者，充满了人性拯救的力量，这种力量使石一枫的小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光芒。《红旗下的果儿》里的张红旗，《恋恋北京》中的姚睫以及小保姆，《我妹》中的小米，都是女性拯救者的形象。
在《我妹》这篇小说中，石一枫讲述了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杨麦重拾道德理想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杨麦的妹妹小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米这一人物在外形和性格上都有独特之处，而且外形和性格形成了巨大反差，“她二十出头，脸很小，显得眼睛很大，棕黃色头发极其短，几乎接近男式的‘板寸’了；右耳的耳廓上挂了一排不知是银的还是铁的金属圈，鼻翼上还戴着鼻钉，穿着破洞牛仔服，帽衫上印着大骷髅，多袋裤也又旧又松垮，裤脚处都磨出毛边来了。”这样的外形呈现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社会女混混，不学无术，然而妹妹却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能做饭煲汤收拾房间的勤劳女孩儿，外表叛逆、内心却温暖。她最感人之处在于，自己本身是一个色盲患者，不适合从事新闻工作，可是她对于新闻始终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并为此而执着努力，不曾放弃。 杨麦与母亲关系的调和、杨麦与妻子的结合都少不了小米的贡献。
小米的出现点亮了杨麦原本庸俗、浑噩的生活，在小米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感染下，杨麦一步一步实现了精神觉醒，而这觉醒也是他经过自我理性思考的结果。
像陈福民所说“石一枫有一颗不忍之心，他笔下的女性尽管不是那么声色俱厉，但是仍然保持着她们很独特的品质。这种对自己的保持，最终成为一种拯救的力量，使男性获得了正面的道德肯定。在这个地方，石一枫给挣扎在这个时代车轮重压之下的所有人，开了一个童话式的精神后门。”[1]
三、命运的反抗者
石一枫后期的作品中体现了他深刻的反思精神，他通过刻画像陈金芳、苗秀华等这样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来切入当下的社会问题，反思社会，反思历史，反思大环境对小人物命运的挤压，也表现她们为改变命运的反抗精神。
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石一枫通过陈金芳对命运的不屈抗争，思考了个人命运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小说主要讲述了陈金芳初中时从湖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刚去学校上学就遭到了同学们的排斥与嘲笑，从一开始就成了这个城市中的“他者”。为了改变自己贫苦的命运，留在北京，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她从摆地摊开始到后来的集资投资，不断努力奋斗打拼，最终却依然失败入狱的故事，反映了底层普通小人物想要谋求发展和上升的艰辛。在她被警车带走之前，她说了一句话，“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想法，却使作为一个底层青年的她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都没能实现。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在资本化的大时代，留给个人的机会多么狭窄，个人如何才能突破挤压，改变命运，实现上升。
在《特别能战斗》中，女主人公苗秀华的反抗精神更加明显，在这个特别能战斗的女性身上，承载了当今社会常见的“闹”的因子，她身上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时代内涵。“闹”的反抗战斗精神，既保留了文革特殊的历史遗风，又带上了新历史时代“维权”的市民意识。而苗秀华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从维权变成专权，从民主斗士变成民主敌人，所以苗秀华这样一位女性反抗者负载着深刻的历史反思。
陈金芳和苗秀华的反抗虽然都失败了，但他们却给了我们质疑时代、抵抗绝望的勇气和感召力。
结语：
石一枫的小说通过对不幸者、拯救者和反抗者等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切入当下现实生活，在关注底层女性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同时，更揭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将我们引向对社会和时代的总体性思考。
参考文献：
[1]陈福民.石一枫小说创作：一踏糊涂里的光芒.文学评论[J].2011.11.07第002版.
关键词：不幸者；拯救者；反抗者；女性；历史反思
作者简介：高阳（1993-），女，满族，辽宁义县人，研究生学历，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2
以2013年为界，石一枫小说的后期和前期相比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囿于写大院子弟的青春故事，而是打开了视野，并且将视角下移，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并尝试寻找改变命运、反抗命运的可能性，他倾注笔墨较多的是底层女性。
一、底层生活的不幸者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女性解放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文学作品中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命意义和价值，在石一枫的一些作品中，也将关注目光投给了这些底层生活中饱经生活磨难的不幸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坐在楼上的清源》中的清源、《芳华的内心戏》中的芳华。
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分别是清源和芳华，都是身处最底层的普通女性，而使他们的命运发生改变、走向人生困境的都是强暴事件。清源来自一个边远小镇，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她又意外致残，只能坐在阁楼上观看外面的世界，靠卖草糊为生。父亲的定期探视是她内心最大的期盼。由于她自身长得漂亮，遭到邻居老曹的觊觎，也吸引了外来大学生的关注。通过与大学生的接触，她内心接受了大学生对她的示好，并且也对大学生心生爱意，可是却遭到了老曹的强暴而怀孕，最后大学生却不辞而别，命运的打击一次又一次地落在这个柔弱的、不幸的女性身上。父亲公开择婿，在众多鳏夫里为她挑选了一位老实本分的鞋匠。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为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孤寂、无助、失望的情绪将会充斥清源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命运，而她只能无奈地忍受，无力去改变，石一枫对这样的女性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清源代表的是生活在边远乡镇中的底层女性，而芳华转换了生存空间，代表着外来入城的底层女性，芳华与清源有相同的人生经历，也在美好的年纪被人强暴，但她还生下了一个先天残疾的孩子。石一枫在这里对芳华的苦难经历只是轻描淡写，着重表现的是她的内心戏。为了谋生，她在城市里开了一家小卖部，小卖部成了她观察他人、观察这座城市的窗口，一系列的心理描写也于此展开。芳华喜欢在她的小卖部秘密地观察男人，小说描写了她对三个男人的观察，一个是好丈夫形象，一个是完美情人形象，另一个是霸气江湖中人形象。她在内心里分别想象了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幻想出各种各样的爱情故事。但这一切只是虚拟，并非真实，真正与三个男人有情感关系的是一个女乐手，女乐手是别人口中的唾弃对象，却让芳华羡慕不已。她之所以只敢沉溺于与男性关系的幻想，是因为身为一个外来务工者，她对于这座城市没有一种归属感，她想通过想象让自己与这座城市建立联系，融入这座城市之中。芳华代表的不只是底层女性，更是无数城市务工者的现实处境。在这里，石一枫又将我们引向了对城市“他者”的关注，对他们命运和遭际的思考。
二、男性的拯救者
同样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女性成为文学作品中被启蒙的对象，而启蒙者则一直由男性充当，男性一直作为女性的精神导师而引导着女性，像《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即是如此。在石一枫的许多小说里，女性一改原来被男性拯救的形象，成为了男性的拯救者，充满了人性拯救的力量，这种力量使石一枫的小说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光芒。《红旗下的果儿》里的张红旗，《恋恋北京》中的姚睫以及小保姆，《我妹》中的小米，都是女性拯救者的形象。
在《我妹》这篇小说中，石一枫讲述了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杨麦重拾道德理想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杨麦的妹妹小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米这一人物在外形和性格上都有独特之处，而且外形和性格形成了巨大反差，“她二十出头，脸很小，显得眼睛很大，棕黃色头发极其短，几乎接近男式的‘板寸’了；右耳的耳廓上挂了一排不知是银的还是铁的金属圈，鼻翼上还戴着鼻钉，穿着破洞牛仔服，帽衫上印着大骷髅，多袋裤也又旧又松垮，裤脚处都磨出毛边来了。”这样的外形呈现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社会女混混，不学无术，然而妹妹却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能做饭煲汤收拾房间的勤劳女孩儿，外表叛逆、内心却温暖。她最感人之处在于，自己本身是一个色盲患者，不适合从事新闻工作，可是她对于新闻始终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并为此而执着努力，不曾放弃。 杨麦与母亲关系的调和、杨麦与妻子的结合都少不了小米的贡献。
小米的出现点亮了杨麦原本庸俗、浑噩的生活，在小米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感染下，杨麦一步一步实现了精神觉醒，而这觉醒也是他经过自我理性思考的结果。
像陈福民所说“石一枫有一颗不忍之心，他笔下的女性尽管不是那么声色俱厉，但是仍然保持着她们很独特的品质。这种对自己的保持，最终成为一种拯救的力量，使男性获得了正面的道德肯定。在这个地方，石一枫给挣扎在这个时代车轮重压之下的所有人，开了一个童话式的精神后门。”[1]
三、命运的反抗者
石一枫后期的作品中体现了他深刻的反思精神，他通过刻画像陈金芳、苗秀华等这样生动鲜活的女性形象来切入当下的社会问题，反思社会，反思历史，反思大环境对小人物命运的挤压，也表现她们为改变命运的反抗精神。
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石一枫通过陈金芳对命运的不屈抗争，思考了个人命运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小说主要讲述了陈金芳初中时从湖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刚去学校上学就遭到了同学们的排斥与嘲笑，从一开始就成了这个城市中的“他者”。为了改变自己贫苦的命运，留在北京，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她从摆地摊开始到后来的集资投资，不断努力奋斗打拼，最终却依然失败入狱的故事，反映了底层普通小人物想要谋求发展和上升的艰辛。在她被警车带走之前，她说了一句话，“我只是想活得有点人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想法，却使作为一个底层青年的她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都没能实现。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在资本化的大时代，留给个人的机会多么狭窄，个人如何才能突破挤压，改变命运，实现上升。
在《特别能战斗》中，女主人公苗秀华的反抗精神更加明显，在这个特别能战斗的女性身上，承载了当今社会常见的“闹”的因子，她身上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时代内涵。“闹”的反抗战斗精神，既保留了文革特殊的历史遗风，又带上了新历史时代“维权”的市民意识。而苗秀华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从维权变成专权，从民主斗士变成民主敌人，所以苗秀华这样一位女性反抗者负载着深刻的历史反思。
陈金芳和苗秀华的反抗虽然都失败了，但他们却给了我们质疑时代、抵抗绝望的勇气和感召力。
结语：
石一枫的小说通过对不幸者、拯救者和反抗者等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切入当下现实生活，在关注底层女性命运和生存状态的同时，更揭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将我们引向对社会和时代的总体性思考。
参考文献：
[1]陈福民.石一枫小说创作：一踏糊涂里的光芒.文学评论[J].2011.11.07第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