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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天在单位里是一个“特殊人物”，上班不用打考勤卡，饭碗不宜伸进食堂窗口，下班不能乘班车。这一切全因他曾有个患艾滋病的儿子。即使现在儿子已经去世了，但父亲的境遇仍没有得到改观。
钟天的儿子从小患血友病，1998年因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因为报销医药费的缘故，钟天不得已将此事告诉了单位个别领导，但不久，全厂尽人皆知，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按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为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保密。但为什么在钟天的单位，他儿子患病的消息会成为“公开的秘密”？对此，厂方的解释是，当初数家媒体曾予报道，虽然不是用真实姓名，但职工们一看情况相同，自然就对上号了。这个说法无法让钟天信服，因为至今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儿子患的是艾滋病，甚至包括他的丈人。钟天有个疑问：“照道理讲，这些人更了解我家的情况，可他们为什么就没对上号呢？”
更让钟天郁闷的是，1999年6月，他病假结束后再回到厂里上班，“全厂的气氛就不对了”。他的工种被调换，由原来的中级水电工，变成了勤杂组的管料员。部门领导还特别关照他：“不要在厂里跑来跑去。”
起初几天，钟天还是正常进食堂，正常乘班车上下班。可许多职工一见他就惟恐躲避不及，还有人当着钟天的面，提醒别人“当心他的口水”。
仅过了一周，又有领导找钟天谈话，说现在厂里职工反响很大，“你打考勤卡，别人就不打；你到食堂吃饭，别人就不吃，很多职工已经连续两天在外面吃了。厂里也要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自此，钟天被“特殊照顾”起来。
“我现在算什么？”钟天说他怎么也想不通。他给记者看了他所有的诊断书和健康证明，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上海市卫生防疫站艾滋病病毒抗体检验报告，检验结论一栏清楚地写明“阴性”。
钟天说这些情况他多次向领导反映过，但他的实际境遇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
去年6月，钟天夫妇痛失爱子。钟天想：“小家伙走了，这下厂里总该给我透口气了。”可他再次失望了。
记者曾前往钟天工作单位暗访。中午时分，当钟天刚跨进食堂大门，两名原本坐在食堂用餐的职工立刻起身离开。轮到钟天打饭，他的饭碗乖乖地放在窗口的外侧。食堂女服务员从窗口里伸出饭勺，把饭倒在钟天的碗里。就在这一刻，女服务员也把头扭到了一边。
钟天吃饭不用像别人一样当场付饭菜票。他解释说，厂里对他采取每月结账的方法，从工资里扣除伙食费，这样避免通过饭菜票“传染”。
钟天同一车间的工友对他的遭遇很同情，但他们无力改变全厂职工对钟天的歧视态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师傅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算钟天有艾滋病，平时一般接 触也不会传染，但是当一个艾滋病患者、包括他的家属真的站在面前的时候，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迈出靠近的第一步。
不久前，记者再度赴钟天工作单位采访。书记拒绝回答钟天为什么不能打考勤卡。他说，其实单位对钟天一直很关照，医药费优先报销，全厂还组织过募捐。提到饭菜票的问题，书记说：“这个，应该谅解吧。”记者要求去厂部实地采访，了解一些职工的想法，书记说“没有必要”。
“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是血液、性接触和母婴三种，一般接触根本不会传染。”上海市传染病医院艾滋病性病防治科潘启超大夫，在听了钟天的遭遇后特别强调，食堂吃饭、打考勤卡、乘班车这些途径根本不会传染艾滋病，消化道、唾液及其他一般接触也不会传染艾滋病。何况钟天是艾滋病患者的父亲，他根本没有艾滋病。潘大夫说：“钟天的例子说明人们还不懂如何面对艾滋病。”
记者就钟天的遭遇请教了有关法律专家，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歧视，但目前在法律上还无法可依，不能称之为违法。因为虽然厂里规定他不许打考勤卡、不能用饭菜票等等，但是并没有剥夺他的劳动权，所以厂方没有违反《劳动法》。专家表示，在法律暂时无法解决此类新生问题的时候，需要依靠舆论的力量，宣传普及相关知识，唤起人们的同情和爱心。（文中人物为化名）
摘自《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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