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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甚高的希拉里·克林顿最终在2016年大选中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击败，其“大热翻车”固然是给民主党的沉重一击，让民主党处于同时失去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最低点”。但是，失败亦揭开了民主党又一轮自我变革的序幕。四年过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正以明显优势向被特朗普占据的白宫发起冲击，他背后的民主党也在反思后重整旗鼓，试图夺回美国“一度失去的未来”。
民主党完成初选改革
在不少民主党人看来，希拉里就是个“失败专业户”。在2008年时，这位拥有众多党内资源的参议员就在党内初选中爆冷，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巴拉克·奥巴马;八年之后，希拉里又在初选中遭遇“老头子”伯尼·桑德斯的挑战，险些重蹈覆辙。最后之所以能勉强过了初选关，一是因为桑德斯的政策立场尽管有所温和化，但总体上仍过于异端;二是因为民主党建制派的明里暗里支持，党内“超级代表”们在初选尘埃未定时就纷纷支持希拉里，同时开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掌控的选举机器，给桑德斯阵营制造障碍。结果是，桑德斯阵营输掉了“不公平”的初选，怒气冲冲。在2016年费城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本应展现团结的会场一度气氛非常紧张，支持桑德斯的代表们强烈要求必须在竞选纲领中加入更多进步主义政策，包括设定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关闭私营监狱、限制水压法开采油气，等等。这些愤怒的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不答应，就准备在会场上来一场标准的国会“院斗”。
党内分裂果然不是总统大选的好兆头。2016年大选的惨败给了民主党迎头痛击，希拉里用了很长时间才从“败选伤痛”中走出来。但对于早就不满民主党建制派的民主党激进派来说，则是“机”大于“危”。尽管大选失利，民主党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随着美国人口结构朝着多元化方向的“不可逆转”的变迁，长期来看民主党必然会赢得对共和党的持续优势。那么，民主党为什么会在结构性因素相对有利的时候仍遭遇2016年大选的惨败呢？结论就是当时的民主党领导层腐败无能，未能打赢一场本来确有可能获胜的选战，而用选后民主党调查报告中的专业话语来说，就是未能调动更支持民主党的选民的投票积极性。
因此，改革民主党的领导机构，重新激活民主党的选举机器成了当务之急。2017年2月25日，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竞选中胜出，就任党主席。在包括桑德斯派在内的声势更盛的草根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佩雷斯启动了一系列关于初选程序的重大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增强党内初选的竞争性，降低民主党大老们對候选人提名的控制，让初选找得出能真正打赢选战的那个人。作为希拉里当年赢得党内初选的制胜法宝，能够自由选择支持人选的“超级代表制”自然而然在改革中首当其冲。
在2018年8月的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经过83个小时的党内讨论，新的初选方案正式出台。新的方案规定，超级代表仅能在大局已定或者出现僵局的情况下投票，这等同于取消了超级代表的权力，因为上一次出现僵局还是在1952年。新的方案推动各州民主党委员会将推出候选人的程序由基层党团会议制调整为初选制，在仍然保留基层党团会议制的州允许选民缺席投票。这两项措施都是为了提高各州初选的选民参与度和竞争性。由于改革实属大势所趋，虽然全国委员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超级代表，改革方案最终仍迅速获得通过，甚至都没有经过投票程序，口头表决就算过了。佩雷斯还大力推动增加了党内初选的公开辩论次数，从原来的六场增加到九场，同时参加辩论的门槛也不高——只要在全国民调中得到1%的支持率、在合计20个州拥有6.5万名捐款人以及在各州拥有200名捐款人即可。
民主党在2018年的初选改革是该党自20世纪70年代后的又一次内部重大调整。上次改革时，民主党的主流认为在几届大选连遭败绩的原因是缺乏精英控制，总是选出无法获胜的“造反派候选人”。这一次的用意则完全相反，是要鼓励党内的“草莽”崛起，为此不惜鼓励更加激进的主张，其原理就是，民主党痛定思痛，意识到“选举不是请客吃饭”，只有具备同等民粹主义激情的民主党才能击败已经高度特朗普化的共和党。
更激进的文化和经济左翼
选举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行，反映了民主党内部政治力量的消长。虽然有不少声音认为民主党应该“悬崖勒马”，意识到自己的政策已经同大众“距离太远”，必须发愤图强夺回中间选民和温和派的信任。然而一旦考虑到特朗普是如何胜选和执政的，这种呼吁就顿时失去了说服力。民主党人的头号大敌特朗普用选举结果和执政以来的实际行动表明，比起讨好中间选民和“挖别人墙脚”，还是巩固自己的基本盘更为优先。在“温和派”的希拉里失败后，民主党的政治新星们也更没有理由刻意走温和路线。因此，从2017年起，民主党内最有实力的两股力量都变得激进或更加激进，且都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一些突破。第一股力量是所谓的“文化左翼”，也即强调身份政治的主流派，他们的旗帜是“反歧视”和平权;第二股力量是新兴的“经济左翼”，围绕在桑德斯周围，主要诉求是“反对经济不平等”。
民主党的主流派用选举表明，虽然“身份政治”的名声越来越不好，但仍然管用，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继续起作用。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维尔发生了影响巨大的种族主义事件，“白人至上”分子群集至此。讽刺的是，三个月后，民主党人尼库娅·沃尔克就爆冷击败了批准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的在任市长迈克尔·塞纳，当选为夏洛特维尔市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市长。2017年11月，民主党人丹西亚·罗伊姆击败连选连任12次的共和党人鲍勃·马歇尔，当选弗吉尼亚州第13选区众议员。这次选举的关键在于，罗伊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选前公开“变性人”身份的当选议员，而她之所以参加选举，就是要反对在州议会提出限制性别转换群体权利的马歇尔。罗伊姆的胜利并不孤立，另一位性别转换的候选人安德烈·詹金斯也在同月成为首位当选明尼苏达市市议会委员的非洲裔女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几乎要创造历史的选举。2018年5月，民主党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在佐治亚州的党内初选中击败了州议员斯泰西·埃文斯，尽管她最终输给了共和党的竞争对手，但仍然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州长候选人。这在位于美国南部心脏地带、盛产支持种族隔离州长的佐治亚，几乎是个“奇迹”。事实上，如果不是共和党人擅长搞“蝾螈选区”（1811年马萨诸塞州州长艾布里奇·杰里
民主党完成初选改革
在不少民主党人看来，希拉里就是个“失败专业户”。在2008年时，这位拥有众多党内资源的参议员就在党内初选中爆冷，败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巴拉克·奥巴马;八年之后，希拉里又在初选中遭遇“老头子”伯尼·桑德斯的挑战，险些重蹈覆辙。最后之所以能勉强过了初选关，一是因为桑德斯的政策立场尽管有所温和化，但总体上仍过于异端;二是因为民主党建制派的明里暗里支持，党内“超级代表”们在初选尘埃未定时就纷纷支持希拉里，同时开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掌控的选举机器，给桑德斯阵营制造障碍。结果是，桑德斯阵营输掉了“不公平”的初选，怒气冲冲。在2016年费城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本应展现团结的会场一度气氛非常紧张，支持桑德斯的代表们强烈要求必须在竞选纲领中加入更多进步主义政策，包括设定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关闭私营监狱、限制水压法开采油气，等等。这些愤怒的民主党人表示，如果不答应，就准备在会场上来一场标准的国会“院斗”。
党内分裂果然不是总统大选的好兆头。2016年大选的惨败给了民主党迎头痛击，希拉里用了很长时间才从“败选伤痛”中走出来。但对于早就不满民主党建制派的民主党激进派来说，则是“机”大于“危”。尽管大选失利，民主党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随着美国人口结构朝着多元化方向的“不可逆转”的变迁，长期来看民主党必然会赢得对共和党的持续优势。那么，民主党为什么会在结构性因素相对有利的时候仍遭遇2016年大选的惨败呢？结论就是当时的民主党领导层腐败无能，未能打赢一场本来确有可能获胜的选战，而用选后民主党调查报告中的专业话语来说，就是未能调动更支持民主党的选民的投票积极性。
因此，改革民主党的领导机构，重新激活民主党的选举机器成了当务之急。2017年2月25日，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竞选中胜出，就任党主席。在包括桑德斯派在内的声势更盛的草根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佩雷斯启动了一系列关于初选程序的重大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增强党内初选的竞争性，降低民主党大老们對候选人提名的控制，让初选找得出能真正打赢选战的那个人。作为希拉里当年赢得党内初选的制胜法宝，能够自由选择支持人选的“超级代表制”自然而然在改革中首当其冲。
在2018年8月的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经过83个小时的党内讨论，新的初选方案正式出台。新的方案规定，超级代表仅能在大局已定或者出现僵局的情况下投票，这等同于取消了超级代表的权力，因为上一次出现僵局还是在1952年。新的方案推动各州民主党委员会将推出候选人的程序由基层党团会议制调整为初选制，在仍然保留基层党团会议制的州允许选民缺席投票。这两项措施都是为了提高各州初选的选民参与度和竞争性。由于改革实属大势所趋，虽然全国委员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超级代表，改革方案最终仍迅速获得通过，甚至都没有经过投票程序，口头表决就算过了。佩雷斯还大力推动增加了党内初选的公开辩论次数，从原来的六场增加到九场，同时参加辩论的门槛也不高——只要在全国民调中得到1%的支持率、在合计20个州拥有6.5万名捐款人以及在各州拥有200名捐款人即可。
民主党在2018年的初选改革是该党自20世纪70年代后的又一次内部重大调整。上次改革时，民主党的主流认为在几届大选连遭败绩的原因是缺乏精英控制，总是选出无法获胜的“造反派候选人”。这一次的用意则完全相反，是要鼓励党内的“草莽”崛起，为此不惜鼓励更加激进的主张，其原理就是，民主党痛定思痛，意识到“选举不是请客吃饭”，只有具备同等民粹主义激情的民主党才能击败已经高度特朗普化的共和党。
更激进的文化和经济左翼
选举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行，反映了民主党内部政治力量的消长。虽然有不少声音认为民主党应该“悬崖勒马”，意识到自己的政策已经同大众“距离太远”，必须发愤图强夺回中间选民和温和派的信任。然而一旦考虑到特朗普是如何胜选和执政的，这种呼吁就顿时失去了说服力。民主党人的头号大敌特朗普用选举结果和执政以来的实际行动表明，比起讨好中间选民和“挖别人墙脚”，还是巩固自己的基本盘更为优先。在“温和派”的希拉里失败后，民主党的政治新星们也更没有理由刻意走温和路线。因此，从2017年起，民主党内最有实力的两股力量都变得激进或更加激进，且都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一些突破。第一股力量是所谓的“文化左翼”，也即强调身份政治的主流派，他们的旗帜是“反歧视”和平权;第二股力量是新兴的“经济左翼”，围绕在桑德斯周围，主要诉求是“反对经济不平等”。
民主党的主流派用选举表明，虽然“身份政治”的名声越来越不好，但仍然管用，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继续起作用。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维尔发生了影响巨大的种族主义事件，“白人至上”分子群集至此。讽刺的是，三个月后，民主党人尼库娅·沃尔克就爆冷击败了批准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的在任市长迈克尔·塞纳，当选为夏洛特维尔市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市长。2017年11月，民主党人丹西亚·罗伊姆击败连选连任12次的共和党人鲍勃·马歇尔，当选弗吉尼亚州第13选区众议员。这次选举的关键在于，罗伊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选前公开“变性人”身份的当选议员，而她之所以参加选举，就是要反对在州议会提出限制性别转换群体权利的马歇尔。罗伊姆的胜利并不孤立，另一位性别转换的候选人安德烈·詹金斯也在同月成为首位当选明尼苏达市市议会委员的非洲裔女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几乎要创造历史的选举。2018年5月，民主党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在佐治亚州的党内初选中击败了州议员斯泰西·埃文斯，尽管她最终输给了共和党的竞争对手，但仍然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州长候选人。这在位于美国南部心脏地带、盛产支持种族隔离州长的佐治亚，几乎是个“奇迹”。事实上，如果不是共和党人擅长搞“蝾螈选区”（1811年马萨诸塞州州长艾布里奇·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