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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在斯大林逝世半年后，赫鲁晓夫就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克里姆林宫主政达11年之久。在否定斯大林模式方面，他是“敢于吃螃蟹的第一人”。毛泽东一直与其打交道，批驳他的时间居多，也有支持、妥协的一面。在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印象中，赫鲁晓夫更多留下了一个反面形象：搞修正主义，欲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反华不断，作风霸道，举止粗鲁。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目力所及的史料，参照往日的见闻，试图从稍微宽一点的视角，写一写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从某一侧面了解一下赫鲁晓夫其人其事。
苏共二十大的是与非
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重申了斯大林的内外方针政策，但有一个显眼之处，那就是当年的“老近卫军”在苏共新的领导核心中大部分出局，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这些“新宠”取而代之。从此，苏联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晚上在斯大林的郊外别墅，由这位最高领导人在上述三人见证下拍板决定的。过了不到半年，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来不及留下任何政治遗言，谁当接班人，似乎是个未知数，给上述三名“新宠”留出争夺“大位”的空间。
斯大林逝世后第三天，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斯大林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那种传统做法，就此被抛弃。对此，有西方媒体评价：斯大林一去世，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便拉开了序幕。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内务部部长贝利亚、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形成的“三驾马车”，联合执政了短短几个月。贝利亚很快就被赫鲁晓夫从肉体上消灭，马林科夫被发配到遥远的哈萨克斯坦，当上某水电站站长。斯大林去世后才半年，赫鲁晓夫就夺得克里姆林宫的“大位”，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对此，西方媒体评价，苏联这次宫廷政变，与任何这类政变一样，耗时并不长。
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是从清查20世纪30年代的镇压运动开始的。随后，苏共新领导对于运行多年的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反思和重新审视。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这次大会的实质，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力争摆脱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7个月后，中共召开了八大。世界上两个大国的共产党，不约而同地探讨社会主义在本国如何发展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苏共二十大，毛泽东等人本来是持肯定态度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辞时说：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称苏共二十大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他还说，苏共二十大“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显然，这些话并非言不由衷的敷衍之词。
问题并非出在苏共二十大本身，而是在于大会2月24日结束后，赫鲁晓夫把代表们留下，“关上门”作了一个《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但着重揭露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运动。毛泽东当时对这一报告的12字评价堪称精辟：“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是指揭露斯大林主政近30年的消极面。“捅了娄子”是指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公认的世界革命领袖的揭露与批判，苏共中央搞“突然袭击”：在党内、国内，没有打过任何招呼；在国际共运内部，也没有透露过一点儿风声。有人评价，赫鲁晓夫此举无异于引爆一枚当量极大的原子弹，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共运内部，都引发了极为严重的思想混乱，其直接后果是不久后发生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
赫鲁晓夫对中国频频示好
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做了不少示好的事。
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苏联放弃了在中国东北、西北的特权，把旅顺、大连两大不冻港，以及中长铁路的管理使用权交还给中国；撤销了几个由苏方控制的所谓合营公司。
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中，斯大林时期占了47个，其余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实施的。后一个时期的苏联援助量更大，面更宽，其中包括核研究方面。在黄迪菲（新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育人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回忆中，有个片断就相当感人。1957年12月20日，当P2型导弹及器材，用10节火车皮运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站时，往迎的彭德怀解开系在导弹上的红绸带，深情地对在场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现在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不久前，笔者听有位核专家回忆起一件类似的往事。在苏联核专家首次开课仪式上，钱学森坦率而深情地说：在核研究方面，我们还是刚学步的孩子，同学们啊，你们一定得在苏联专家们搀扶下快快茁壮成长！
重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与作用，遇到大事时，与其商量。在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中，赫鲁晓夫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对波兰事件，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出兵镇压；对匈牙利事件，则以敌我矛盾解决，不惜动用武力。赫鲁晓夫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列入苏联高等院校的哲学必修教材。
让赫鲁晓夫特别感激的是，在其搞掉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撤销国防部部长朱可夫职务后不久，就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毛泽东耐心向波兰等国家的领导人做工作，竭力维护苏联“为首”的地位。赫鲁晓夫曾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意义。”所以，在1954年至1957年期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处于一个上升态势，双方都感到颇为满意。毛泽东曾说，中苏之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他还赞扬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勇敢”，说“搬掉了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 1985年秋，李越然作为学者访问苏联，笔者时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作为20年前就深受其教益的后生，有幸全程陪同他活动，有充裕时间与他交谈，听他介绍翻译生涯中种种趣闻轶事。其中，有两件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是在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招待会上，粗中有细的赫鲁晓夫，几次拐弯抹角地向毛泽东探听，谁是他未来的接班人。毛泽东指着站在不远处的邓小平，对赫鲁晓夫低声说：请注意那个小个子。
二是有关上述会议的一些细节。有一次，笔者问李越然，毛泽东11月18日讲话为何会引起赫鲁晓夫和许多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不解甚至曲解？李越然回答道：“主席那天是即兴讲的，就像在内部谈话那样，讲的内容跳动性有时候比较大，又用了不少中国俗语、俚语，我虽然不是同声传译，但一段段转译也感到很吃力，翻译得自然不会太顺畅，以致赫鲁晓夫和许多与会者听到俄译文后，感到不好理解，甚至惊讶。”笔者又问：毛泽东讲话前是否向你透露过要点？李越然答：“没有，但主席告诉我，他不会在大会上照本宣科的，让我到时候仔细地听。”笔者还问：毛泽东讲了多长时间？李越然答：“个把钟头吧。”笔者最后问：毛泽东为何要即兴讲，而且讲了那么长时间？李越然答：“当时，苏共的威信大大下降了，在国际共运中，许多人又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怎么样，有人根本就不买他的账。而我们主席他老人家在国际共运中的声望却如日中天。在1957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主席多次发言，不是都念稿子的，有时随口即来。不过，11月18日那篇著名发言，随意但并非随便讲的，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有感而发的。”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闹翻的导火索
1958年春夏，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两国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这立即引起毛泽东的警觉，认为赫鲁晓夫“旧病（指斯大林企图控制中共之‘病’）复发”。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抵达北京进行秘密访问，向毛泽东解释要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缘由。他辩称：苏方打算在中国南部设个长波电台，来指挥其在太平洋、印度洋执行任务的舰艇；为抵御美日威胁，两国宜建个联合舰队。毛泽东听后进一步感到，这是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之举。双方各执一词，谈得很僵。
听李越然说，除正式会谈外，毛泽东还在中南海游泳池，躺在水面上与套着救生圈的“旱鸭子”赫鲁晓夫闲谈，显出亲密无间的样子。8月3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前，应毛泽东请求，同意发表会谈公报，高调显示中苏两家“团结一致”。他秘密而来，公开现身而去，并没觉察有何异常。8月23日，解放军的炮弹密集地落到金门，感到震惊的，不光是台北和华盛顿，还有一个莫斯科。那位20天前密访北京的苏联“老大哥”，对此一直被蒙在鼓里，因而感到气恼。毛泽东则称，炮击金门乃中国内政，事先无需让“外人”知道。有史家评价，这是毛泽东使出的一个大谋略；赫鲁晓夫不久后与他闹翻，此乃一根导火索。此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对赫鲁晓夫一看二帮
1958年底，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从沉默转向公开影射讥讽，大大地刺激了毛泽东。1959年9月，苏方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声明，明显偏袒印方。苏联这个盟国，竟然站在与中国为敌的印度一方，这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10月初，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发表讲话，说什么不要企图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对毛泽东进行影射性指责。10月6日，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又影射攻击毛泽东为“好斗的公鸡”。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议会上再次影射毛泽东为托洛茨基。12月1日，他在匈牙利党代会上，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指责毛泽东开始骄傲起来，声称这只会符合敌人的利益。
1959年12月4日，面对赫鲁晓夫这些影射性攻击言论，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形势与对策。会前，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其中写道：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就将完全破产。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毛泽东根据这个讲话提纲，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这个人也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
毛泽东还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行动、言论，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对于赫鲁晓夫，毛泽东当时主张一看二帮。
敲山震虎，间接还击
1960年2月4日，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有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他是一只应该扔掉的“老套鞋”。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言论作出必要还击。 4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对此，毛泽东批示道：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评的观点，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这样一来，这三篇大文章除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外，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没有直接提到赫鲁晓夫，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敲山震虎，实际上是批判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指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毛泽东到了这个时候，对赫鲁晓夫依然没有完全否定。
借此机会，简略地提一下一件丑闻。1960年秋，在联合国的一次大会上，某国代表发言时，强烈抨击苏联在东欧的“帝国主义行径”。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发言反击时，愤怒地脱下一只皮鞋，用其猛击讲坛桌面以示抗议。这是一条特大新闻，它连同一张配图，顿时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后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内部和对外谈话中，曾多次挖苦这个粗鲁无礼的举动。像笔者这样七八十岁的老人，一直记得这件丑闻，觉得这是赫鲁晓夫留给世人的最大笑柄。
不过，50多年来，对这条消息及配图，质疑声一直不断。2014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档案馆展示了一份档案，说明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该馆馆长索罗金称，赫鲁晓夫“用鞋敲桌”那张照片“纯属伪造”，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只是脱下一只鞋子，将其高举以示不满，之后即放在讲坛桌面上，并没有用它进行敲击。不过，不管“用鞋敲桌”，还是“脱鞋高举”，在联合国大会那种庄重场合，对一个超级大国的首脑来说，也够荒唐粗野的了。
从围攻中国代表团到撤离苏联专家
在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出半修正主义的评价后，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越来越大。1960年夏，赫鲁晓夫利用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对此，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进行了有力反驳，揭露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他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老子党”行为。
当年秋天，彭真给北京十大学院的同学们作报告，讲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彭真讲的一句话至今仍刻在笔者脑子里：赫鲁晓夫这个人啊，一言以蔽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一次会议上，彭真听赫鲁晓夫发言时，气得双手直发抖，一旁的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哀兵必胜。彭真看后会意地点了点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在一次发言中，彭真借用“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怒斥赫鲁晓夫的霸道行径，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服从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的指挥棒！还有一次，他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义正词严地吼道：我彭真这个人块头大，你赫鲁晓夫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奉陪到底！
赫鲁晓夫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破坏中苏关系的措施，并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9月1日前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不久，又决定终止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毛泽东对苏方此举的意图很清楚，这是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敢于同他公开叫板的一种报复。
对于赫鲁晓夫决定突然终止援华合同并撤回在华专家一事，笔者听一位知情的苏联朋友讲过其内幕情况。
当时，苏共最高层有些人对这一仓促举动深表忧虑，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极为严重，建议先派人去中国商谈。苏共中央主席团同意照此办理。时任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被授权到北京与周恩来等人商谈此事。周恩来指出，苏方要在一两个月内终止合同，撤走专家，这来得过于突然，此事牵涉的面很广，中方短期内难以做到，希望苏方把期限放宽至两年。
阿尔希波夫回国后，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汇报，与会者听后都心情沉重，沉默不语，会场一片寂静。阿尔希波夫只好求见当时并不在场的赫鲁晓夫。两三天过后，赫鲁晓夫让其助理冷冷地回复称：“你在华期间就此事发回的密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和父名，尊称）都看过了，如无特别情况要补充，无需当面复述了。”阿尔希波夫一听就明白，赫鲁晓夫这是在发话：你就别再管闲事了。
11月，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事前，毛泽东提出：从整个中苏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看，中苏两党分歧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分歧的积极因素。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更坚固的团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赴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多处影射攻击毛泽东，邓小平进行了反击。在讨论会议声明等文件时，中苏两党的代表屡屡唇枪舌剑，但最终还是达成修改意见，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
苏共二十大的是与非
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重申了斯大林的内外方针政策，但有一个显眼之处，那就是当年的“老近卫军”在苏共新的领导核心中大部分出局，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这些“新宠”取而代之。从此，苏联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实际上是晚上在斯大林的郊外别墅，由这位最高领导人在上述三人见证下拍板决定的。过了不到半年，斯大林突然中风倒下，来不及留下任何政治遗言，谁当接班人，似乎是个未知数，给上述三名“新宠”留出争夺“大位”的空间。
斯大林逝世后第三天，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实行集体领导”的决定，斯大林凌驾于中央之上的那种传统做法，就此被抛弃。对此，有西方媒体评价：斯大林一去世，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便拉开了序幕。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内务部部长贝利亚、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形成的“三驾马车”，联合执政了短短几个月。贝利亚很快就被赫鲁晓夫从肉体上消灭，马林科夫被发配到遥远的哈萨克斯坦，当上某水电站站长。斯大林去世后才半年，赫鲁晓夫就夺得克里姆林宫的“大位”，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对此，西方媒体评价，苏联这次宫廷政变，与任何这类政变一样，耗时并不长。
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是从清查20世纪30年代的镇压运动开始的。随后，苏共新领导对于运行多年的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反思和重新审视。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这次大会的实质，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力争摆脱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7个月后，中共召开了八大。世界上两个大国的共产党，不约而同地探讨社会主义在本国如何发展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对于苏共二十大，毛泽东等人本来是持肯定态度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辞时说：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称苏共二十大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他还说，苏共二十大“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显然，这些话并非言不由衷的敷衍之词。
问题并非出在苏共二十大本身，而是在于大会2月24日结束后，赫鲁晓夫把代表们留下，“关上门”作了一个《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但着重揭露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运动。毛泽东当时对这一报告的12字评价堪称精辟：“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是指揭露斯大林主政近30年的消极面。“捅了娄子”是指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公认的世界革命领袖的揭露与批判，苏共中央搞“突然袭击”：在党内、国内，没有打过任何招呼；在国际共运内部，也没有透露过一点儿风声。有人评价，赫鲁晓夫此举无异于引爆一枚当量极大的原子弹，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共运内部，都引发了极为严重的思想混乱，其直接后果是不久后发生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
赫鲁晓夫对中国频频示好
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做了不少示好的事。
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苏联放弃了在中国东北、西北的特权，把旅顺、大连两大不冻港，以及中长铁路的管理使用权交还给中国；撤销了几个由苏方控制的所谓合营公司。
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苏联156个援华项目中，斯大林时期占了47个，其余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实施的。后一个时期的苏联援助量更大，面更宽，其中包括核研究方面。在黄迪菲（新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育人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回忆中，有个片断就相当感人。1957年12月20日，当P2型导弹及器材，用10节火车皮运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站时，往迎的彭德怀解开系在导弹上的红绸带，深情地对在场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现在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不久前，笔者听有位核专家回忆起一件类似的往事。在苏联核专家首次开课仪式上，钱学森坦率而深情地说：在核研究方面，我们还是刚学步的孩子，同学们啊，你们一定得在苏联专家们搀扶下快快茁壮成长！
重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与作用，遇到大事时，与其商量。在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中，赫鲁晓夫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对波兰事件，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出兵镇压；对匈牙利事件，则以敌我矛盾解决，不惜动用武力。赫鲁晓夫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列入苏联高等院校的哲学必修教材。
让赫鲁晓夫特别感激的是，在其搞掉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撤销国防部部长朱可夫职务后不久，就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毛泽东耐心向波兰等国家的领导人做工作，竭力维护苏联“为首”的地位。赫鲁晓夫曾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意义。”所以，在1954年至1957年期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处于一个上升态势，双方都感到颇为满意。毛泽东曾说，中苏之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他还赞扬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勇敢”，说“搬掉了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 1985年秋，李越然作为学者访问苏联，笔者时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作为20年前就深受其教益的后生，有幸全程陪同他活动，有充裕时间与他交谈，听他介绍翻译生涯中种种趣闻轶事。其中，有两件给笔者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是在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招待会上，粗中有细的赫鲁晓夫，几次拐弯抹角地向毛泽东探听，谁是他未来的接班人。毛泽东指着站在不远处的邓小平，对赫鲁晓夫低声说：请注意那个小个子。
二是有关上述会议的一些细节。有一次，笔者问李越然，毛泽东11月18日讲话为何会引起赫鲁晓夫和许多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不解甚至曲解？李越然回答道：“主席那天是即兴讲的，就像在内部谈话那样，讲的内容跳动性有时候比较大，又用了不少中国俗语、俚语，我虽然不是同声传译，但一段段转译也感到很吃力，翻译得自然不会太顺畅，以致赫鲁晓夫和许多与会者听到俄译文后，感到不好理解，甚至惊讶。”笔者又问：毛泽东讲话前是否向你透露过要点？李越然答：“没有，但主席告诉我，他不会在大会上照本宣科的，让我到时候仔细地听。”笔者还问：毛泽东讲了多长时间？李越然答：“个把钟头吧。”笔者最后问：毛泽东为何要即兴讲，而且讲了那么长时间？李越然答：“当时，苏共的威信大大下降了，在国际共运中，许多人又觉得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怎么样，有人根本就不买他的账。而我们主席他老人家在国际共运中的声望却如日中天。在1957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主席多次发言，不是都念稿子的，有时随口即来。不过，11月18日那篇著名发言，随意但并非随便讲的，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有感而发的。”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闹翻的导火索
1958年春夏，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两国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这立即引起毛泽东的警觉，认为赫鲁晓夫“旧病（指斯大林企图控制中共之‘病’）复发”。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抵达北京进行秘密访问，向毛泽东解释要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的缘由。他辩称：苏方打算在中国南部设个长波电台，来指挥其在太平洋、印度洋执行任务的舰艇；为抵御美日威胁，两国宜建个联合舰队。毛泽东听后进一步感到，这是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之举。双方各执一词，谈得很僵。
听李越然说，除正式会谈外，毛泽东还在中南海游泳池，躺在水面上与套着救生圈的“旱鸭子”赫鲁晓夫闲谈，显出亲密无间的样子。8月3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前，应毛泽东请求，同意发表会谈公报，高调显示中苏两家“团结一致”。他秘密而来，公开现身而去，并没觉察有何异常。8月23日，解放军的炮弹密集地落到金门，感到震惊的，不光是台北和华盛顿，还有一个莫斯科。那位20天前密访北京的苏联“老大哥”，对此一直被蒙在鼓里，因而感到气恼。毛泽东则称，炮击金门乃中国内政，事先无需让“外人”知道。有史家评价，这是毛泽东使出的一个大谋略；赫鲁晓夫不久后与他闹翻，此乃一根导火索。此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对赫鲁晓夫一看二帮
1958年底，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从沉默转向公开影射讥讽，大大地刺激了毛泽东。1959年9月，苏方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声明，明显偏袒印方。苏联这个盟国，竟然站在与中国为敌的印度一方，这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10月初，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时发表讲话，说什么不要企图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对毛泽东进行影射性指责。10月6日，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又影射攻击毛泽东为“好斗的公鸡”。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议会上再次影射毛泽东为托洛茨基。12月1日，他在匈牙利党代会上，提出了“对表论”，不指名地指责毛泽东开始骄傲起来，声称这只会符合敌人的利益。
1959年12月4日，面对赫鲁晓夫这些影射性攻击言论，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形势与对策。会前，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其中写道：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就将完全破产。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毛泽东根据这个讲话提纲，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这个人也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的建设。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兴头上冲口而出。
毛泽东还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行动、言论，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象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对于赫鲁晓夫，毛泽东当时主张一看二帮。
敲山震虎，间接还击
1960年2月4日，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有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他是一只应该扔掉的“老套鞋”。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反华言论作出必要还击。 4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对此，毛泽东批示道：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评的观点，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这样一来，这三篇大文章除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外，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没有直接提到赫鲁晓夫，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敲山震虎，实际上是批判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观点。
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指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赫鲁晓夫做得对的，中国还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就要反对。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绝不为天下先。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毛泽东到了这个时候，对赫鲁晓夫依然没有完全否定。
借此机会，简略地提一下一件丑闻。1960年秋，在联合国的一次大会上，某国代表发言时，强烈抨击苏联在东欧的“帝国主义行径”。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发言反击时，愤怒地脱下一只皮鞋，用其猛击讲坛桌面以示抗议。这是一条特大新闻，它连同一张配图，顿时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后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内部和对外谈话中，曾多次挖苦这个粗鲁无礼的举动。像笔者这样七八十岁的老人，一直记得这件丑闻，觉得这是赫鲁晓夫留给世人的最大笑柄。
不过，50多年来，对这条消息及配图，质疑声一直不断。2014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档案馆展示了一份档案，说明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该馆馆长索罗金称，赫鲁晓夫“用鞋敲桌”那张照片“纯属伪造”，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只是脱下一只鞋子，将其高举以示不满，之后即放在讲坛桌面上，并没有用它进行敲击。不过，不管“用鞋敲桌”，还是“脱鞋高举”，在联合国大会那种庄重场合，对一个超级大国的首脑来说，也够荒唐粗野的了。
从围攻中国代表团到撤离苏联专家
在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出半修正主义的评价后，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越来越大。1960年夏，赫鲁晓夫利用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对此，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进行了有力反驳，揭露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他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老子党”行为。
当年秋天，彭真给北京十大学院的同学们作报告，讲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彭真讲的一句话至今仍刻在笔者脑子里：赫鲁晓夫这个人啊，一言以蔽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一次会议上，彭真听赫鲁晓夫发言时，气得双手直发抖，一旁的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哀兵必胜。彭真看后会意地点了点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在一次发言中，彭真借用“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怒斥赫鲁晓夫的霸道行径，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只服从真理，绝不服从任何人的指挥棒！还有一次，他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义正词严地吼道：我彭真这个人块头大，你赫鲁晓夫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奉陪到底！
赫鲁晓夫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破坏中苏关系的措施，并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9月1日前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不久，又决定终止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毛泽东对苏方此举的意图很清楚，这是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敢于同他公开叫板的一种报复。
对于赫鲁晓夫决定突然终止援华合同并撤回在华专家一事，笔者听一位知情的苏联朋友讲过其内幕情况。
当时，苏共最高层有些人对这一仓促举动深表忧虑，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极为严重，建议先派人去中国商谈。苏共中央主席团同意照此办理。时任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阿尔希波夫，被授权到北京与周恩来等人商谈此事。周恩来指出，苏方要在一两个月内终止合同，撤走专家，这来得过于突然，此事牵涉的面很广，中方短期内难以做到，希望苏方把期限放宽至两年。
阿尔希波夫回国后，即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汇报，与会者听后都心情沉重，沉默不语，会场一片寂静。阿尔希波夫只好求见当时并不在场的赫鲁晓夫。两三天过后，赫鲁晓夫让其助理冷冷地回复称：“你在华期间就此事发回的密电，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和父名，尊称）都看过了，如无特别情况要补充，无需当面复述了。”阿尔希波夫一听就明白，赫鲁晓夫这是在发话：你就别再管闲事了。
11月，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事前，毛泽东提出：从整个中苏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看，中苏两党分歧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分歧的积极因素。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更坚固的团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赴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多处影射攻击毛泽东，邓小平进行了反击。在讨论会议声明等文件时，中苏两党的代表屡屡唇枪舌剑，但最终还是达成修改意见，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