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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四大战略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三卷讲述20世纪战争史的部分，他两次特别论及现代战争与经济的重大关系：一次是在论及索姆河战役后，由于堑壕、铁丝网和机关枪的作用，战争史上进攻的优势第一次被防御压倒，而其直接后果便是过去时代的战术体系死亡，了无终结的战场僵持和无底洞一般的战争消耗，使得对抗的各国进入一种总体国力的大出血比赛，这种经济性的对抗在各自国家的国内，而不是在对峙的前线决定了最后的结局。在另一处地方，当他分析罗斯福总统的战争卷入政策时，他重点指出，德国与英美不可避免的战争不仅是出于一般安全战略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此乃是德国所代表的正在崛起的经济体系与英美所代表的固有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前者以生产与货物为本位，而后者的基本形态却是国际性的金融流动及其收益，因此两者的斗争遂至于你死我活，而这一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复意味世界权力的兴衰和转移。
若依上述大师的基本观点来看，今日与可以预见未来的全球军事斗争将别有一番颇为不同的景象。
第一，超过半个世纪以来，诸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间，尽管始终存在激烈而复杂的对抗，但传统的大国战争或像一战与二战这样的超级战争却并未爆发，对此一般都承认，以热核武器为主要代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缘此发展、完善和普遍实施的各种核威慑战略，起到了最首要的抑制作用。按照富勒的观念推而广之，则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抑制现象看作当代军事战略环境的主要特征，换言之，以战略威慑和打击系统为主要标志的装备与战略战术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战略意义上的索姆河防线，大国在这种战略僵持和对抗之中，进攻的优势被抵消，因为使军事对抗转入到经济和其他所谓的“非传统”对抗领域，比如20世纪60、70年代臭名昭著的“代理人战争”和“低烈度冲突”。冷战结束以后，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战略威慑力量和体系并未消失，反而不断增强，同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颇有蔓延的趋势，这就使得大国的军事战略计划者不得不面对不可知的、甚至难以承受的风险，因此，经济以及其他非战争的对抗不仅具有传统的、目的性的属性，同时更具备了主要的、工具性的特征一以经济的或综合的手段去破坏一国的经济要素，乃至必要时摧毁其经济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战争，本身就成了大国对抗的一个主要攻防大战场。
同时，从这一角度来观察霸权国家所推行的新军事革命也就有了不同一般以往的解释。富勒在现代军事史上又以装甲作战首倡者的身份为人所重，因此，在他本人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理论时，他特别强调，以装甲兵和航空兵及其联合作战为主要样式的战法最大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恢复了机动作战，从而使进攻重新成为可能。准此，我们也可以说，新军事革命的终极目标乃是为了最终打破核威慑及核打击力量造成的战略进攻无能症，进而使掌握新军事革命能力的国家能够在实施全球战略时具备不受遏制的手段。
第二，上面曾提罗斯福总统的对德国及其主要盟国的总政策是卷入战争，实际上，富勒原文是毫不犹豫地将这种政策描述为一种“制造战争”(Making of a War)的过程。非常明显的是，近年以来，与上世纪举世欢呼的全球化潮流相悖，欧、美、日本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与诸新崛起的经济大国之间经济和贸易的摩擦日增，就金融危机和过往金融风暴的局部后果来说，当今的经济战争可以说已成为全球难以避免的主要潮流，证诸历史，我们不能不怀疑，在这些影响巨大的经济战争和波澜背后，确有某些意欲塑造格局，并意图将对抗在适当时机推向决定性热战的势力。联系到上文所说的新军事革命的终极目标，可以设想，当经济性的战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规模和程度，而霸权国家又获得了抵消传统战略威慑和打击力量的战略盾牌，并同时具备在该盾牌下进行前所未有烈度和速度进攻的能力，那么，二战历史的重演就不是不可想象的。对此，那些决心在当代和未来世界获得并保持有尊严的一席之地的国家应始终具备清醒的认知。
后冷战时代的无数事例再三再四地表明了一点，历史并未终结，很可能在人们无意识的时刻，她正以最难以预知的方式在重演。
主编论点：
因此，经济以及其他非战争的对抗不仅具有传统的、目的性的属性，同时更具备了主要的、工具性的特征——以经济的或综合的手段去破坏一国的经济要素，乃至必要时摧毁其经济梯子，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战争，本身就成了大国对抗的一个主要攻防大战场。
若依上述大师的基本观点来看，今日与可以预见未来的全球军事斗争将别有一番颇为不同的景象。
第一，超过半个世纪以来，诸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间，尽管始终存在激烈而复杂的对抗，但传统的大国战争或像一战与二战这样的超级战争却并未爆发，对此一般都承认，以热核武器为主要代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缘此发展、完善和普遍实施的各种核威慑战略，起到了最首要的抑制作用。按照富勒的观念推而广之，则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抑制现象看作当代军事战略环境的主要特征，换言之，以战略威慑和打击系统为主要标志的装备与战略战术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战略意义上的索姆河防线，大国在这种战略僵持和对抗之中，进攻的优势被抵消，因为使军事对抗转入到经济和其他所谓的“非传统”对抗领域，比如20世纪60、70年代臭名昭著的“代理人战争”和“低烈度冲突”。冷战结束以后，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战略威慑力量和体系并未消失，反而不断增强，同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颇有蔓延的趋势，这就使得大国的军事战略计划者不得不面对不可知的、甚至难以承受的风险，因此，经济以及其他非战争的对抗不仅具有传统的、目的性的属性，同时更具备了主要的、工具性的特征一以经济的或综合的手段去破坏一国的经济要素，乃至必要时摧毁其经济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战争，本身就成了大国对抗的一个主要攻防大战场。
同时，从这一角度来观察霸权国家所推行的新军事革命也就有了不同一般以往的解释。富勒在现代军事史上又以装甲作战首倡者的身份为人所重，因此，在他本人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理论时，他特别强调，以装甲兵和航空兵及其联合作战为主要样式的战法最大的战略意义就在于恢复了机动作战，从而使进攻重新成为可能。准此，我们也可以说，新军事革命的终极目标乃是为了最终打破核威慑及核打击力量造成的战略进攻无能症，进而使掌握新军事革命能力的国家能够在实施全球战略时具备不受遏制的手段。
第二，上面曾提罗斯福总统的对德国及其主要盟国的总政策是卷入战争，实际上，富勒原文是毫不犹豫地将这种政策描述为一种“制造战争”(Making of a War)的过程。非常明显的是，近年以来，与上世纪举世欢呼的全球化潮流相悖，欧、美、日本为代表的老牌发达国家与诸新崛起的经济大国之间经济和贸易的摩擦日增，就金融危机和过往金融风暴的局部后果来说，当今的经济战争可以说已成为全球难以避免的主要潮流，证诸历史，我们不能不怀疑，在这些影响巨大的经济战争和波澜背后，确有某些意欲塑造格局，并意图将对抗在适当时机推向决定性热战的势力。联系到上文所说的新军事革命的终极目标，可以设想，当经济性的战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规模和程度，而霸权国家又获得了抵消传统战略威慑和打击力量的战略盾牌，并同时具备在该盾牌下进行前所未有烈度和速度进攻的能力，那么，二战历史的重演就不是不可想象的。对此，那些决心在当代和未来世界获得并保持有尊严的一席之地的国家应始终具备清醒的认知。
后冷战时代的无数事例再三再四地表明了一点，历史并未终结，很可能在人们无意识的时刻，她正以最难以预知的方式在重演。
主编论点：
因此，经济以及其他非战争的对抗不仅具有传统的、目的性的属性，同时更具备了主要的、工具性的特征——以经济的或综合的手段去破坏一国的经济要素，乃至必要时摧毁其经济梯子，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战争，本身就成了大国对抗的一个主要攻防大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