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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刚接触诗歌的时候，始于意外获得一本古版《千家诗》。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样子，一次翻箱倒柜，偶然从娘陪嫁的红色箱子里翻出父亲存放的几本书来，《百家姓》《三字经》，其中就有一本纸张有点发黄的图文并茂的线装《千家诗》。由于当时市面上适于儿童的读物，少之又少，于是，对喜爱读书又无书可择的我来说，这本书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不时的心系之物，甚至算得上一本宝书。稍有空闲，就取出翻上几页。遇不认识的字，查查字典，不理解的地方，偶尔问问上过私塾的父亲。如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杜甫的《绝句》、金昌绪的《春怨》等等，这些以寻常之物比兴，以自然之境言情托志的诗句，就这样似懂非懂地强植进了我孩童时的脑海。
实践写诗，浅尝缪斯之果，应是入伍四个春秋后的1981年。当时我所在的铁道兵十八师素有“老虎团”之称的第三十九团，正在参加全国重点工程“引滦入津”引水隧道河北迁西段施工。工地一派火热，士气若日高涨，工程进度日日被刷新，喜讯连连，捷报频传，就是在这么一个“大会战”的背景下，诞生了我的第一首诗《致炊事员》。因由简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一切艺术作品的第一个作用，普遍的作用，是再现现实生活中使人感兴趣的现象。”别林斯基也曾说：“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景象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也许这就是成诗的主要动因。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奋战在施工一线的指战员，流血流汗，以创造战功为荣，而坚守在后勤岗位上的炊事兵们，早起晚睡，为让战友们吃好喝好，干稀烹煮，精调细做，又何尝不是贡献青春。虽然那时思想上并无如此高度的抒写意识和诗情发端，但很显然是他们精神层面的美，碰撞出了诗歌的火花，我写出了人生第一首诗。此诗，无疑是对他们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品德的歌颂。幸运的是，诗作寄出不久，《铁道兵》报便刊发了。仿佛注入额外动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断续写，断续发，久而久之，战友们也不喊我名字了，取而代之的常常是大诗人的称谓，让我的虚荣心着实得到些许满足，并且，个人还因这点小才被组织发现，而受到培养重用。因果互生，给我带来意外际遇的此首诗歌，现在看来，无论从诗意、诗性，还是从所自然蕴含的隐于意而显于象的诗歌元素上来看，都算不上是诗——严格意义上的诗，界定为分行文字更为恰切，充其量像诗。
尽管如此，读诗写诗，其瘾之恒，痴迷之深，已成为我滋味生活中最具斑斓且不可或缺的精彩章节。积久成习，刈草为径。随着读写日深，对现代诗歌属性，创作主导理念的理解和领会，意象经营，以及本人对抒情方式的主观参悟和不吝取舍，也由曾经的混沌、茫然，而初具或形成了自主的抒写脉络及明晰指向，即更倾向于自然写作。“自然写作”一词肇始于西方生态批评的兴起，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格罗特菲尔德曾在《生态批评读本》中有所涉及，另一位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提出“自然写作”的概念。他说：“自然写作，可以简洁地定义为一种非虚构的文学写作，它提供关于世界的科学考察;探索个体人类观察者对世界的经验;或者反映人类与其所在星球关系之政治和哲学涵义。”此组写于藏地的诗歌，大家阅后从中可窥见我对自然写作的独钟所在，以及跃然字里行间鲜明的抒情脉动，“天人合一”与景境融溶接近相忘的物化印痕。
作为青藏高原之上的西藏，光照和地热资源充足，除矿产资源如铬、铜、铅、锌、水晶等丰富外，其冰川雪山，蓝天白云，天湖圣水，神秘的藏地传说，藏传佛教，独一无二的以藏族文化为主的高原文化体系，共同形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无以复制与克隆的区域坐标和人文符号。景是奇景，境是胜境，但却不是诗。
别林斯基说过：“诗的本质就在于给不具形的思想以生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他又言：“诗歌不能容忍无形体的、光秃秃的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必须体现在生动而美妙的形象中，思想渗透形象，如同亮光渗透多体的水晶一样。”
此次西藏之行，列车驶过唐古拉山口时，我透过车窗，高原晨光，无边莽原上，三三两两藏羚羊、野牦牛在冻土上（季节已入初冬）自顾自低头啃着黄枯的苔草。
因景生情，因情出诗，我写出这组《藏地的掌纹》诗，写高原生灵，写它们的命苦命硬，于艰难困厄中，仍执着于向横亘在命运彼岸的原点抵近。我写了《三只牦牛》，此诗，情之所注，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丛丛用以抵风御寒的皮毛，其中被投射和放大的掠影，已遠远超越用以比拟的事物的本体和专性。
其实，我的所写，都是我的所见，也是它们的目之所及。只是在用异样眼神，攫取一番惊奇之后，透过平面呈现，不同于它们的体验是，我明显触碰到它们被宁静生存态度所敷衍和粉饰之下的生之艰辛与命运多舛。
诗歌写作，除了要巧思妙构，谋划得法，“化自然景象为思想，化思想为自然景象”（雪莱语）。我认为诗言志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铁律，情须有所寄，景有所托，话有确指，有病节制呻吟，无病杜绝呻吟。仿若建厦，起基不虚情，构架不矫情，落成不假情，一直是我努力追求的写作方向。其次才是形式，再优美的建筑，也都是为“居住”也就是意义服务的。先让自己感动抑或激灵一下，而后又让读者感动抑或激灵一下的诗，才是诗，或好诗。
在西藏旅游的日子，我们先后去了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错，景色宜人的羊湖湿地，也近距离感受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滂沱浩荡，领略了南迦巴瓦雪峰的雄奇与圣洁。所到之处，除留下不已赞叹，我还用诗歌记录下了所见所闻。我先后写出《布达拉宫》《南迦巴瓦雪峰》《雅鲁藏布大峡谷》《藏地的天》《藏地的水》等一大组藏地诗歌。三好达治说过：“我无暇去做脱离现实的空想，只以最简洁的语言记录了眼前的自然界中某一象征的闪光。”应该说，此组诗歌中虽无优秀经典篇什，但我却以此将一个诗人应有的本分和忠诚淋漓尽致烙印在了雪域高原，也算是对个人诗观的一次客观有效的践行。
正如罗丹所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镜”。看待人世、生活、万物，我非大师，自然规避戴上别人的眼镜，若缪塞之言：“我宁可只写一首诗让人读一千遍，不愿写一千首诗让人只读一遍。”该是我的努力和追求所在。
实践写诗，浅尝缪斯之果，应是入伍四个春秋后的1981年。当时我所在的铁道兵十八师素有“老虎团”之称的第三十九团，正在参加全国重点工程“引滦入津”引水隧道河北迁西段施工。工地一派火热，士气若日高涨，工程进度日日被刷新，喜讯连连，捷报频传，就是在这么一个“大会战”的背景下，诞生了我的第一首诗《致炊事员》。因由简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一切艺术作品的第一个作用，普遍的作用，是再现现实生活中使人感兴趣的现象。”别林斯基也曾说：“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美都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因为大自然景象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美;这美隐藏在创造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也许这就是成诗的主要动因。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奋战在施工一线的指战员，流血流汗，以创造战功为荣，而坚守在后勤岗位上的炊事兵们，早起晚睡，为让战友们吃好喝好，干稀烹煮，精调细做，又何尝不是贡献青春。虽然那时思想上并无如此高度的抒写意识和诗情发端，但很显然是他们精神层面的美，碰撞出了诗歌的火花，我写出了人生第一首诗。此诗，无疑是对他们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品德的歌颂。幸运的是，诗作寄出不久，《铁道兵》报便刊发了。仿佛注入额外动力，从此一发不可收，断续写，断续发，久而久之，战友们也不喊我名字了，取而代之的常常是大诗人的称谓，让我的虚荣心着实得到些许满足，并且，个人还因这点小才被组织发现，而受到培养重用。因果互生，给我带来意外际遇的此首诗歌，现在看来，无论从诗意、诗性，还是从所自然蕴含的隐于意而显于象的诗歌元素上来看，都算不上是诗——严格意义上的诗，界定为分行文字更为恰切，充其量像诗。
尽管如此，读诗写诗，其瘾之恒，痴迷之深，已成为我滋味生活中最具斑斓且不可或缺的精彩章节。积久成习，刈草为径。随着读写日深，对现代诗歌属性，创作主导理念的理解和领会，意象经营，以及本人对抒情方式的主观参悟和不吝取舍，也由曾经的混沌、茫然，而初具或形成了自主的抒写脉络及明晰指向，即更倾向于自然写作。“自然写作”一词肇始于西方生态批评的兴起，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格罗特菲尔德曾在《生态批评读本》中有所涉及，另一位生态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提出“自然写作”的概念。他说：“自然写作，可以简洁地定义为一种非虚构的文学写作，它提供关于世界的科学考察;探索个体人类观察者对世界的经验;或者反映人类与其所在星球关系之政治和哲学涵义。”此组写于藏地的诗歌，大家阅后从中可窥见我对自然写作的独钟所在，以及跃然字里行间鲜明的抒情脉动，“天人合一”与景境融溶接近相忘的物化印痕。
作为青藏高原之上的西藏，光照和地热资源充足，除矿产资源如铬、铜、铅、锌、水晶等丰富外，其冰川雪山，蓝天白云，天湖圣水，神秘的藏地传说，藏传佛教，独一无二的以藏族文化为主的高原文化体系，共同形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无以复制与克隆的区域坐标和人文符号。景是奇景，境是胜境，但却不是诗。
别林斯基说过：“诗的本质就在于给不具形的思想以生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他又言：“诗歌不能容忍无形体的、光秃秃的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必须体现在生动而美妙的形象中，思想渗透形象，如同亮光渗透多体的水晶一样。”
此次西藏之行，列车驶过唐古拉山口时，我透过车窗，高原晨光，无边莽原上，三三两两藏羚羊、野牦牛在冻土上（季节已入初冬）自顾自低头啃着黄枯的苔草。
因景生情，因情出诗，我写出这组《藏地的掌纹》诗，写高原生灵，写它们的命苦命硬，于艰难困厄中，仍执着于向横亘在命运彼岸的原点抵近。我写了《三只牦牛》，此诗，情之所注，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丛丛用以抵风御寒的皮毛，其中被投射和放大的掠影，已遠远超越用以比拟的事物的本体和专性。
其实，我的所写，都是我的所见，也是它们的目之所及。只是在用异样眼神，攫取一番惊奇之后，透过平面呈现，不同于它们的体验是，我明显触碰到它们被宁静生存态度所敷衍和粉饰之下的生之艰辛与命运多舛。
诗歌写作，除了要巧思妙构，谋划得法，“化自然景象为思想，化思想为自然景象”（雪莱语）。我认为诗言志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铁律，情须有所寄，景有所托，话有确指，有病节制呻吟，无病杜绝呻吟。仿若建厦，起基不虚情，构架不矫情，落成不假情，一直是我努力追求的写作方向。其次才是形式，再优美的建筑，也都是为“居住”也就是意义服务的。先让自己感动抑或激灵一下，而后又让读者感动抑或激灵一下的诗，才是诗，或好诗。
在西藏旅游的日子，我们先后去了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错，景色宜人的羊湖湿地，也近距离感受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滂沱浩荡，领略了南迦巴瓦雪峰的雄奇与圣洁。所到之处，除留下不已赞叹，我还用诗歌记录下了所见所闻。我先后写出《布达拉宫》《南迦巴瓦雪峰》《雅鲁藏布大峡谷》《藏地的天》《藏地的水》等一大组藏地诗歌。三好达治说过：“我无暇去做脱离现实的空想，只以最简洁的语言记录了眼前的自然界中某一象征的闪光。”应该说，此组诗歌中虽无优秀经典篇什，但我却以此将一个诗人应有的本分和忠诚淋漓尽致烙印在了雪域高原，也算是对个人诗观的一次客观有效的践行。
正如罗丹所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拙劣的艺术家永远戴别人的眼镜”。看待人世、生活、万物，我非大师，自然规避戴上别人的眼镜，若缪塞之言：“我宁可只写一首诗让人读一千遍，不愿写一千首诗让人只读一遍。”该是我的努力和追求所在。